渤海国的思想与宗教简介

28﹒渤海国的思想与宗教

一、政治思想与伦理道德

渤海统治集团把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作为经邦治国、立政施教的重要手段。保存至今的渤海相关书信和墓志内容为我们很好地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如贞惠、贞孝二公主的墓志文就处处浸透了儒家的王道仁政思想和“三纲五常”所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文中尊称其王为“皇上”和“圣人”,“乘时御辨,明齐日月之照临;立丞握机,仁均乾坤之覆载”,以主宰一切的最高权威把握时机、树立纲纪而与日月齐明,并使仁德遍布于宇内;又盛誉诸王之“对越三五,囊括成康”,“配重华而旁夏禹,陶殷汤而韬周文”,即其仁德堪配虞舜,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以及禹、汤、文、武等著名先王比美,并像他们那样地追求和创立太平盛世。同时,墓志文字又同内地历代公主墓志一样地以“夫缅览唐书,妫汭降帝女之滨;博详丘传,鲁馆开王姬之筵。岂非妇德昭昭,誉名期于有后;母仪穆穆,余庆集于无疆。袭祉之称,其斯之谓也。”作为开篇,称颂两公主的妇德母仪堪称封建伦理道德的楷模。说她们“禀灵气于巫岳,感神仙于洛川”而生,作为“汉上之灵,高唐之精”即传说中神女的化身来到了人间。这里显然反映了天人感应思想对渤海上流社会人们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又宣扬她们“早受女师之教,克比思齐;每慕曹家之风,敦诗悦礼”,赞美二公主具有很高的文化教养,能以周文王之母为榜样,像曹大家那样志在诗书而悦于礼乐。她们“六行孔备,三从是亮”,完整地体现了孝惠贞淑、履慎谦谦等封建时代妇女的最高美德。显而易见,这里所反映的渤海王室贵族的政治观和道德观“是儒家的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正因为渤海诸王有如上所述的理想和追求,才博得了唐朝皇帝的一系列好评,如玄宗就在敕书中称许大武艺之“忠于国家”,“善又和加”,“素励臣节,与善无征”;并表示从“择贤”的角度册立大钦茂,以及鼓励其“宜全忠孝,以继前踪”,“代承绪业”,“效节本朝”。而大钦茂也确实没有辜负唐玄宗的期望,除尊儒重教、大兴“文治”外,还积极引入中原的礼仪制度,作为其维护封建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的有效工具。如大钦茂刚继位不久,便引进《唐礼》即《大唐开元礼》一书,把该书内容作为渤海统治者统治渤海的指导思想。《大唐开元礼》系开元十四年唐玄宗命徐坚等人在《贞观礼》和《显庆礼》的基础上折中异同,最后于开元二十年由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全书一百五十卷,是唐之五礼(按指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的指南。大钦茂想必是以此为模式,建立了渤海的礼仪制度。从此,上至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典章制度,下至个人的伦理修养和举止行为等,都有了一定的礼仪规范,充分体现了为国以礼的方针和追求。如果说上面所反映的这些还是渤海前期的情况的话,那么,到了后期,至少是渤海王室成员及上层社会中的多数人物已较为普遍地接受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并以此作为修身、齐家、施政的准则和规范。这显然一改传统的“性凶悍,无忧戚,贵壮而贱老”;“俗以溺洗手、面,于诸夷最为不洁”等,靺鞨人之思想理念、行为准则。从上述情况我们基本可以窥知渤海人治国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规范。

二、宗教

萨满教、道教及其他渤海宗教主要有萨满教、道教、佛教等。其中以萨满教为古老,是为原始的多神教,曾广泛地流行于北半球各地。据《魏书·勿吉传》载:勿吉国“南有徒太山,魏言‘大白,有虎、豹、熊、狼不害人,人不得山上溲汙,行迳山者,皆以物盛[去]”。由此可知,渤海靺鞨的先民们信仰原始多神。渤海时期,由于社会的进步,萨满教的内容和形式也与时俱进,发生了变化,如崇拜的诸神确有可能出现了尊卑。但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与图腾崇拜等多重内涵以及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和仪式等,却大体上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如在上京和今滨海地区的乌苏里斯克附近砖厂等渤海遗址,都发现了作为萨满教祭祀的标志物——铜制马上骑士铸像。经俄罗斯学者研究表明,它们和赛加城址出土的女真骑士铸像一样,“均是太阳神的形象”,“它们被广泛利用于萨满神秘的宗教仪式之中”。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渤海的居民普遍信奉萨满教。渤海萨满教能为人们驱邪、祛灾、祈福、治病,所以,它被时人视为人与神之间的使者,在渤海社会生活中享有相当高的声望和地位。作为靺鞨人传统的宗教——萨满教,尽管随着渤海社会的逐渐唐化及佛教的流传,而使其在渤海上层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有所削弱与下降,但它毕竟还在上京一带地区传播,足见它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并仍旧为下层人民大众所普遍信仰。而这一事实不仅“拓展了我们对渤海人精神文明性质及起源认识的视野”,证明了“渤海人的精神文明是源于古代通古斯语系姆克利(即靺鞨)的精神文明”;还从另一个侧面反驳了渤海王国是“高句丽国的后继者”的观点。

道教,原为我国中原地区的传统宗教,唐时由于受皇室的推崇而得到较大发展。渤海建国后,一方面由于高句丽遗民以及汉人的存在,道教得以流传;另一方面,因为同唐朝关系的非常亲睦,进一步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20世纪60年代在渤海上京宫城遗址附近,曾发现了一件圆形铜饰。该物系用较薄的铜片制成,上部边缘刻有“城隍庙路北”字样。这件渤海遗物,无疑为当时上京城内存在“城隍庙”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因为“城隍庙为护城之庙,所供之神,乃道家守护城池之神”,所以该物也就成为了道教在渤海境内存在的重要物证。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判断,渤海道徒不仅有正式出家的道士、女冠,其俗家“弟子”们的数量也不少。如渤海商人李光玄就是一位道教俗家“弟子”。1977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正统道藏》第七册中,收录了一本著者不明的问答体的小册子——《金液还丹百问诀》。据该书载:“李光玄者,渤海人也。”“少孤……家积珠金巨万。”“弱冠”既20岁左右时,乘船往来于登、莱、淮、浙之间,“贸易巡历”。并在新罗、渤海、日本诸国间进行海上贸易。一次,在从日本回国的归途中,巧遇一位年已百岁的唐朝道士,受到强烈影响和启蒙教育。光玄从此醉心于长生不老之说及炼丹修仙之术。返回故里后,他不再顾恋世间繁华,潜心修炼。于889年8月3日,在嵩山会见了道士玄寿,相互间以问答的形式探讨了炼丹之术和求仙之道。为使这些道理和秘法弘布世间,为更多的访求者们所用,《金液还丹百问决》一书面世。其中的大半内容,都是光玄寿玄两人间问答的记录。基于上述情况,有的学者推断该书的作者是李光玄。不止于此,《道藏》丛书中还收录了《金液还丹内篇》和《海客论》二书,以及另一小册子——《太上日月混元经》。有人推测,这些可能都是是李光玄所作。凡此足证,渤海境内不仅存在着道教,而且显然受到了内地道教的直接影响。致使道教在渤海逐渐深入人心,甚至许多高层人士的名字往往与道家的内涵相关联,如杨泰师、高兴福、王新福、慕昌禄、高禄思、张仙寿、李元泰、马福山、高英顺、高承祖、贺福延、高福成、高元固等。不过,由于道家教义内容的繁杂、深奥和戒律甚多,很难为普通群众所接受;加之炼丹修仙、画符念咒那一套,也难于为广大民众所适应,故在渤海下层社会中道教的影响相对有限。

除了萨满教、道教和佛教外,当时的渤海境内也许还存在景教。如在渤海上京宫城的一门址处就曾发现一件陶制的类似十字形物件。它正面涂有金粉,是一个景教教徒佩戴的饰物。鉴于渤海后期,渤海境内确曾移居了数量不少的回鹘人,因之,可能是西亚一带的景教也随之传入了渤海地区。

佛教佛教自东汉初传入中国以来,至隋唐之际,已变成中国式佛教。由于统治者们的推崇,颇为盛行。渤海建国伊始,佛教即已在渤海存在。在原高丽故地,佛教活动很盛。据《敦化市文物》载:“位于红石乡的庙屯庙址……长30米,宽14﹒4米”,从采集到的布纹瓦残片“与六顶山古墓群的砖瓦极其相似”的情况判断,应是渤海国初时的寺庙无疑。从今敦化境内只发现一处渤海早期寺庙址,再与《松漠纪闻》关于“初,仿唐置官司,国少浮图”的记载相互印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渤海早期,佛教的影响与传播范围还是相当有限的。

文王之世是渤海佛教传播和发展的高峰期。迄今为止,在上京、中京和东京等地发现了大量的寺庙,仅在上京遗址城内外,至少发现了11处寺庙址;中京附近有13处。尽管这些寺庙未必都是文王时期修筑,但其中的相当大部分应该出现于其时当无疑问。因为在渤海诸王中,文王显然是最为重视和积极倡导佛教的第一人。这可以从他的尊号“大兴宝历孝感金轮圣法大王”得到印证。金轮、圣法是佛教用语。“金轮圣法,语见《俱金轮十二》,金轮为转轮圣王所得七宝之一。此轮宝分金、银、铜、铁四种;有金轮之转轮圣王称金轮王。轮转所向,随即归伏”。金轮是金轮王的略称;圣法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理和佛的教诲。所谓的转轮圣王,据说是“把世界统一起来实行统治的理想帝王形象”。鉴于在这之前不久,以崇佛而著称的女皇武则天的尊号中就有“金轮圣神皇帝”,并曾在宫中摆设金轮宝等七宝。那么,可以断言,大钦茂之以“金轮圣法”作为尊号,有可能是效法武则天女皇把弘扬佛法作为树立权威和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对贞孝公主墓的研究证明,渤海文王与佛教确有不解之缘。他的女儿贞孝公主之所以笃信佛教,同他的倡导,存在着一定的渊源。贞孝公主死后的葬制,也为其崇尚佛教提供了证据。虽说靺鞨人有“冢上作屋”的传统,可贞孝公主墓又在此传统基础上增加了佛教文化色彩,即用墓上建佛塔取代普通的建筑物。

大钦茂之后,渤海的其他诸王也大都继承了他的信仰,推崇佛教。特别是僖王大言义在位期间,正值唐宪宗崇佛最盛之时。中原地区大兴佛事,搞了几次包括迎佛骨的盛大活动。这些不能不对渤海地区产生轰动式的效应。元和九年(814),高礼进等人入唐献金、银佛像一事即是明证。近年在渤海上京遗址发现的金制佛像,也为当时渤海制作金佛提供了实物例证。

从渤海佛教的流派,我们可以看到八九世纪中原内地佛教的影响。当时中原地区佛门的各主要流派都可以在渤海找到踪迹。

从渤海佛门遗迹遗物的特征来看,也与中原地区的同类相似。如上京等地发现的大量各种质料的佛像、菩萨像,无论是像面、体态、衣饰、神情,都具有鲜明的唐代风韵。佛像或菩萨像以面相丰圆、体态略胖的居多,也有的面相清瘦。前者明显反映出盛唐风格和特点,后者则多为盛唐以前的风格。尤其是1975年在上京内城东侧的土台子村南发现的渤海舍利函。它由七重组成:最外一重石函,由六块大型玄武岩板石组成,每块约l米见方,厚约15厘米;第二重则是正立方体的石函,高宽长皆60厘米,盖为盝顶;第三重是铁函,由底座、函身和盖组成,并以铁制插簧锁锁着;第四重是铜匣,放在铁函内;第五重是漆匣,放在铜匣里,表面有精美纹饰(已残破);第六重为长方形桶状银盒,被多层丝织品包裹着,放置于漆匣内,银盒上刻有天王像及火焰等纹饰,并用十分精巧的小型银锁锁着;第七重是桃形银盒,大小如鸡蛋,由盒身与盒盖组成,其内是通高仅有5厘米的小巧玲珑的长颈状如马蹄尊的浅绿色琉璃瓶;瓶内放着五颗“舍利子”。它无论是造型、结构及纹饰图案,均与甘肃泾源的出土物相类似。其中的银瓶脱漆匣的缠枝忍冬纹,野凫和立鸟等完全是唐家风韵。迄今保存完好的上京石灯幢,“幢顶为八角攒尖式,尖部环以七层叠轮,下接镂空八窗十六孔灯室。灯室下为仰莲花式幢座和础石,通高五米多,亭亭玉立,凝重剔透”,显然系渤海人在中原佛教文化艺术影响下智慧创造的结晶。无独有偶,1997年在上京内城西侧(属于外城区)的白庙子村,又发现了舍利函,形状与内涵同1975年的发现大体相近。而近年发现的一件立雕汉白玉菩萨像,通高60厘米,重12公斤,束腰、莲座,莲花冠,面相较为丰腴。她一手捏有佛珠置于胸前,一手垂下,手腕戴钏,神态平和慈祥;颈戴璎珞,裸胸,赤足,着披肩、长裙,衣裙两边有飘带,中间挽结,下垂至莲花宝座。雕工精湛细腻,构思相当精巧,线条流畅自如,带有明显盛唐作风,堪称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渤海佛门至宝。

由于佛教逐渐摒弃了早期佛教的繁琐教义而日益中国化,所以,人们相信,只要一心念佛即可“顿悟成佛”。无须经过长期苦修和大量布施,这当然也就更易于为下层大众所接受。这可能是佛教在渤海全境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

渤海的佛寺建筑及其规模颇为可观,规模较大,形制复杂,营造工整。以上京东半城1号佛寺址为例,全寺“由主殿(佛殿)、左钟、右藏几个部分组成。”是一组富丽堂皇、工艺考究并深受唐代佛教建筑艺术风格影响的建筑群落。至于其他的寺院,无论佛殿规模大小,殿堂之设计也都基本采用减柱方法处理,使殿内活动空问扩大。坐落在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县城西北的塔山顶上的灵光塔,是保存至今的唯一的一座渤海塔,为5层砖造的密檐仿楼阁式方形塔,通高约13米左右。塔身自上而下逐层内收,第一层最高约5﹒07米,周长3﹒3米。各层均有塔檐,往上则叠涩层数逐渐减少,而且出檐较长。转角处略为翘起,造型优美。顶部的塔刹呈葫芦形。塔身内部,第一层至第五层上下相通,属于空筒式结构。筑塔的砖多为轻灰色和灰褐色,质地相当坚硬。此塔系采用磨砖溜缝和用黄泥浆挤浆法砌筑而成。从其形制来看,与中原地区的唐代砖塔极其类似,只是体形略小罢了。在渤海故地还出土了大量的佛门遗物,仅上京一地即陆续出土和发现了包括鎏金、铜、铁、石、砖、陶等各种质料在内的大小佛像及菩萨像达千件以上,其中以小型泥塑佛像和菩萨像数量最多。此外,还有铁鼎、石鼎、石函、供桌、望柱、风铃、幢座等等,至今仍屹立在龙泉府遗址地面上的弧角形石灯幢和“大石佛”,是渤海佛教的极为珍贵的遗迹。(www.chuimin.cn)

由于渤海王室的推崇,佛教不仅在五京等地宗教界占据优势,取代了昔日萨满教的地位;而且在政治上、社会上也形成强大势力,某些上层僧侣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如仁贞、贞素等僧侣就曾在渤、日之间的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仁贞曾作为外交使节的一员出访日本并被日廷授以“从五位下”的官衔,他还与日本的诗人多有交往,其诗作至今仍保留在日本的《文华秀丽集》中。他的礼佛活动给日本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的日本诗人安倍吉人留有一首七律《闻渤海客礼佛感而赋之》,诗曰:

闻君今日化城游,真趣寥寥禅迹幽。

方丈竹庭维摩室,园明松盖宝积球。

玄门非无又非有,顶礼消罪更消忧。

六念鸟鸣萧然处,三归人思几淹留。

另一诗人岛田渚田则和之曰:

禅堂寂寂架海滨,远客时来访道心。

合掌焚香忘有漏,回心颂偈觉迷津。

法风冷冷疑迎晓,天萼辉辉似入春。

随喜君之微妙意,犹是同见崛山人。

渤海僧侣或使节还把自己的佛教法器传入日本,并把金刚香炉一具“赠送给住在仁和寺且与渤海使臣有深交的宇多法皇”。毋庸讳言,佛教的传播在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也曾给渤海社会的发展带来某些负面的影响。各地佛徒的滥造佛寺、浮屠,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那么,渤海的佛教来源于何方呢?有学者以“渤海的佛像、瓦当等几乎与高丽时代的遗物相同”为据,认为“渤海佛教是继承了高句丽的佛教”。但其说显然不能成立。诚然,渤海境内的原高丽故地上的佛教确有可能沿袭了“高句丽以来当地的佛教传统”;但是,如果说上京等“不属于高丽故地”的佛教是渤海的建国集团在建国以后从外部引进高句丽佛教,逐渐发展起来的,就实在是匪夷所思、令人费解了。这从情理上有悖于正常的逻辑思维。因为,实难想像从文王时起全面唐化之上京一带的佛教居然是引进高句丽佛教发展起来的。正如我们上文所述,从渤海佛教传播发展的全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直接或间接受到当时唐朝佛教的深刻影响。从渤海佛门的遗迹、遗物的特征、风格来看,也大都与中原地区的同类物相似。特别是从上京等地发现的各种质料的大量佛像、菩萨像来看,无论是像面、体态、衣饰以及神情等等,都具有鲜明的唐代风韵。岂能说是“与高句丽时代的遗物相同”。大量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渤海的佛教与中原地区佛教渊源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