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王大仁秀渤海国历史事迹概述

2024-06-03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13﹒宣王大仁秀渤海国的兴衰往往维系在国王的政治作为之上。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五月,简王大明忠薨,族叔父大仁秀开始代行王权。元和十三年二月,大仁秀遣使向唐朝告丧,五月,唐宪宗正式诏封大仁秀为渤海国王。据《类聚国史》载嵯峨天皇曾称大仁秀“信义成性,礼义立身”。大仁秀即位之后加强了与唐朝的隶属关系。同时河北诸镇的割据状态也有利于大仁秀对北部靺鞨诸部的征讨。

13﹒宣王大仁秀

渤海国的兴衰往往维系在国王的政治作为之上。宣王大仁秀作为渤海国的中兴之主,一扫成康定僖时期渤海国的动荡与衰落,在其统治时期根据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加强了与唐朝的隶属关系,并出于战略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加强了与日本的交往,他在前代诸王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了渤海官制及渤海的各级行政区划;开疆扩土,最终奠定了渤海的疆域,从而将渤海国推至极盛阶段。

大仁秀是一位有着丰富政治经验和较高文化修养的君主。其四世祖大野勃是大祚荣的弟弟。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五月,简王大明忠薨,族叔父大仁秀开始代行王权。元和十三年(818)二月,大仁秀遣使向唐朝告丧,五月,唐宪宗正式诏封大仁秀为渤海国王。大仁秀并非是生于宫中长于后妃之手、不经世事的王公子弟。根据日本天皇所写给他的国书可以窥知一二。据《类聚国史》载嵯峨天皇曾称大仁秀“信义成性,礼义立身”。可见大仁秀极可能是一位具有儒家政治伦理所要求贤君的“信”﹑“义”﹑“贞”﹑“诚”等基本道德修养,拥有“君子”﹑“衣冠士人”的气度和风范的国君。

大仁秀即位之后加强了与唐朝的隶属关系。渤海国是唐朝在东北边疆地区设立的羁縻州忽汗州。渤海主要是通过对唐朝朝贡和接受唐朝的册封,来履行对于唐朝的隶属关系。大仁秀自从太始元年春二月权知国务到建兴十二年薨,共遣使朝唐13次。在频繁朝贡的同时,大仁秀还遵循渤海国王送宗室王族子弟入唐为质的惯例,将大公则、大多英、大定顺、大聪睿留备宿卫。唐朝对于渤海国这种主动与中央政府加强隶属关系的做法也给予高度的评价和重视,并通过多种形式予以肯定。如唐穆宗、文宗常亲自在麟德殿召见渤海使臣并宴赐。唐穆宗还以敕书的形式,对渤海使臣予以褒扬,如在《青州道渤海授金吾将军等放还本蕃》敕中载:“敕慎能至、王侄大公则等,知义之道,与华夏同风者,尔辈是也。冒越深阻,和会于庭,予嘉乃诚……永作藩服。”并对朝贡宿卫的渤海大定顺、大多英等授予显耀的官职,唐穆宗在《青州道渤海等授诸卫将军放还蕃》敕中说道:“我十有二卫将军以率其属,皆匡备左右,为吾近臣,自非勋庸,不以轻授。……俾耀远人,宜示恩宠。归抚尔类,知吾劝来。”渤海国地接卢龙、平卢两镇,按照唐朝规定,平卢军节度使兼有管辖渤海的权力和职能。而大仁秀执政的建兴年间(818—830),是唐中央政府与河北藩镇的战事最为激烈的时期。如果渤海国与河北藩镇实现联合,会使河北藩镇有一个稳固的后方。唐政府要想讨平或防止河北藩镇叛乱再起会十分困难。因此,唐朝对大仁秀加强隶属关系的做法十分重视。元和十四年二月(819),唐宪宗在平定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叛乱之后,使平卢节度使再次代表唐中央政权实行管理渤海国的职能。元和十五年(820)秋,规定平卢军新加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赐印一面,许置巡官一人。从而扩大了平卢节度使的辖区,增强了平卢的军事实力,使得双方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强化。就大仁秀统治时期的渤海国而言,它正处于一个由内乱走向中兴的阶段,因此它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渤海在水陆与卢龙(幽州)、平卢(淄青)两镇相邻,而卢龙、平卢两镇又是军事实力相当雄厚的大镇。渤海军队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久经战阵的卢龙、平卢两镇相抗衡。同时河北诸镇的割据状态也有利于大仁秀对北部靺鞨诸部的征讨。因此,大仁秀一方面通过频繁朝唐表示愿意接受唐朝管理,以期望在政治上取得对境内各民族管理的合法性和正统性。而且也可以向跋扈的河北藩镇表明自身与唐中央政府保持一致,使其意识到如果对渤海轻易用兵,唐中央政府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另一方面,与河北藩镇特别是卢龙、平卢两镇保持和平共处的状态,即使河北藩镇内斗,或唐中央讨伐河北藩镇之时,均未出兵介入,或从中渔利,使得渤海在动荡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能够保持相对独立、从容的立场。而唐朝对于宣王这种不介入的态度也认识的很清楚,如唐宪宗在讨伐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叛乱时,就曾要求新罗出兵,而根据现有史料则找不到任何唐朝要求渤海出兵的记载。

9世纪前期唐朝困于河北藩镇问题,对渤海的管辖有所削弱,大仁秀有了较大的自主权。此时渤海所处的周边环境并不乐观,西与契丹有世仇,在东南则与新罗对峙,出于政治战略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大仁秀即位之后与隔海相望的日本交往十分密切。大仁秀使渤海与日本的交往建立在平等交往的基础之上。双方交往始于公元727年,但是由于日本别有用心的认为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国,并长期企图“以上待下”的礼遇对待渤海,如公元753年孝谦天皇在致大武艺的国书中正式要求渤海称臣:“天皇敬问渤海国王……王僻居海外,远使入朝,丹心至明……但省来启,无称臣名……重无上表!以礼进退,彼此共同,王熟思之。”渤海诸王当然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仍按邻国之礼通聘,而日本则多次拒收渤海国书或禁止使臣入京。而这一争执至大仁秀时期有了根本的改变,反映双方平等交往的词语屡屡出现在双方往来的国书中,建兴元年大仁秀致日本嵯峨天皇的国书中提到“伏以两帮继好,今古是常,万里寻修,始终不替”,建兴四年嵯峨天皇复宣王的国书载:“情存善邻,虑切来远”,再如在淳和天皇复宣王的国书载:“敦邻好于南夏,万里之航自通”。(www.chuimin.cn)

日本在当时的东亚是仅次于唐朝的大国,政治经济影响不容忽视,是能够直接制约新罗的势力,改善加强与日本的关系符合渤海“雄踞海东”的战略利益,因此大仁秀在维护双方平等交往的原则上,主动在国书的措辞上加以变化,如在致日本嵯峨天皇的国书中有较多的谦辞如“仁秀启:‘仲秋已凉,伏惟天皇起居万福!即此仁秀蒙免……有少土物,谨录别状,伏垂昭亮,幸甚。’”又如仁秀启:“孟秋尚热,伏惟天皇起居万福!即此仁秀蒙免……奉少土毛,谨录别纸”,而大仁秀所用的谦辞、行文语气及格式被其后的大彝震、大虔晃、大玄锡所采用。另一方面日本也有与渤海关系正常化的需要。日本逐渐意识到“以上对下“的姿态对待渤海,产生不了实际的政治影响。并且由渤海的地理位置所决定渤海在很大程度上是唐日交往的枢纽,是唐朝经济文化输入日本的一条重要通道。在630年至894年日本共派遣唐使18次,自801年藤原葛野麻吕等人朝唐之后,再未派使,至819年已近20年。如果长期与渤海关系不正常,势必会影响日本对唐朝的了解和唐文化的吸收。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此时也有通过渤海削弱新罗,进而实现涉入半岛事务的一贯企图。

大仁秀与日本的交往带有很大的经济目的。据统计整个渤海国包括东丹国时期与日本通聘共35次,而大仁秀时期就有6次之多,占总数17%。每次相隔基本上是在两年之间,是渤海通聘日本频率最高的时期之一。其规模有三次达到百人以上即建兴五年、七年、九年,以后渤海诸王遣使规模大体如此。在大仁秀时期,渤海与日本的经济交流已由初期的互赠形式发展到有目的性的官方“回易”、“交关”,以及广泛的民间“市易”阶段,渤海所赠多为日本稀有的珍贵物品,深受日本人喜爱,而日本所赠多为渤海统治阶层所需的奢侈品,渤海的收益大于日本,对于为扭转日本在双方贸易中的不利地位,日本右大臣藤原冬嗣在824年正月奉敕将渤海通使日本的期限定为一纪。826年藤原绪嗣在给淳和天皇的奏疏上又阐述了其限制渤海与日贸易的意见,“而渤海客徒,……实是商旅,不是邻客,以彼商旅,为客损国,未见治体。”并以“又倾年旱疫相仍,人物共尽。一度赐给,正税欠少。况复时临农要,弊多迎送;人疲差役,税损供给……纵今损民焉。”以此为由要求天皇停止“渤海客徒入京,即自着国还却,且示朝威,且除民苦”。至828年王文矩再率百人使团抵日时,日本政府对渤海使团与日人的贸易加以严格限制。日本政府规定,如果因为喜好外蕃的货物争相与之贸易,本政府决定严加禁制。如若违反者,百姓决杖一百;王臣家遣下人购买,也要受到惩罚。说明渤海在与日本交往中,多以经济交流为主的情景。

宣王大仁秀即位之后,“北略诸部、南定新罗”,最终奠定了渤海的疆域。据《新唐书·渤海传》载:“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至渤海全盛时,其疆域大体奠定在东到日本海,北起外兴安岭;西越辽河,南以泥河(即今龙兴江)为界。大仁秀时期,渤海西有劲敌契丹,西南有河北强藩大镇,能够开疆的方向只能是东北部的黑水靺鞨和东南的新罗。渤海在东南和东北有一定的扩张空间,据《辽史·地理志》载:“唐元和中,渤海王大仁秀南定新罗,北略诸部,开置郡邑”。“北略诸部”是指黑水靺鞨诸部,“南定新罗”是南与新罗以泥河为界。就渤海两个扩张方向而言,“北略诸部”则是处于较为优先考虑的地位。在大仁秀时唐朝忙于应付河北藩镇,对东北地区的管辖有所削弱,大仁秀得以对黑水诸部进行大规模的征讨。大仁秀在北略靺鞨的同时,在所占之地设置了府州,“开置郡邑”,直接进行统治。渤海与新罗一直处于对峙状态,虽然新罗于790年、812年两次遣使渤海,但根据现有史料找不到双方紧张关系改善的记载。

总之,宣王大仁秀统治期间加强了与唐朝的隶属关系,加强对日本交往的措施,提高了渤海在当时东北亚的政治影响;奠定了渤海的疆域。经过大仁秀的励精图治,渤海国达到了其极盛阶段,成为9世纪前期东北亚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大仁秀也因此而成为渤海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中兴之主”。

宣王大仁秀渤海国历史事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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