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历史知识：营州之乱与大祚荣东归

2024-06-03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3﹒营州之乱与大祚荣东归公元7世纪末,地处辽西的营州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集之地。此一事件后被史家称为“营州之乱”。营州之乱的主导者是契丹人李尽忠及孙万荣,而参加这支反抗军的不仅有契丹人、奚族人,显然还有当地的靺鞨人。营州之乱期间,有两个靺鞨人集团参加了李尽忠的反抗活动。可以说,天门岭之战是大祚荣为渤海国举行的奠基礼。战后,大祚荣率军继续东

3﹒营州之乱与大祚荣东归

公元7世纪末,地处辽西的营州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集之地。这里原本就是契丹、奚等民族世居之域,6世纪中叶,契丹人在北齐与突厥的侵凌之下,被迫东迁至高句丽境内。隋统一后的开皇四年(584),契丹的莫弗贺率部众内附。炀帝即位后,又有突地稽率所谓粟末八部千余家归隋,他们均被安置于营州附近,成为隋朝的边民和编户。高句丽灭亡后,又有白山等靺鞨诸部及大批高句丽人迁至营州,成为该地区的新居民。这些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同居一地,生产上互相学习,生活上互相影响,文化上相互融合,呈现出和谐稳定的社会状态。但是,自武则天篡唐建周之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唐朝自开国以来,便实行富民安边的建国方略。唐太宗即位后,更实行了一种节俭爱民的仁政,高宗即位后,又基本延续了太宗的施政方针,所以唐政权一向深得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唐朝各阶层民众的拥戴。唐朝元和时代的贤相权德舆曾不无感叹地对唐宪宗说:“太宗皇帝至明堂看针灸图,发现人之五脏全附于后背,即令今后惩罚罪人不得鞭打后背,以免误伤人命。近边虽屡有强大的叛逆企图动摇我大唐政权,都转眼间就灭亡了。这都是历代先皇广施仁政于民,而百姓感念不忘的原因啊。”这段话足以说明唐太宗以来所实行的仁政,对凝聚民心产生了巨大影响。

反观武则天,她不仅以李唐子媳身份登上了皇帝宝座,而且篡改国号为周,企图彻底消除唐朝德政的影响,这就必然遭到李唐臣民的反对。为巩固武周政权,镇压反抗势力,武则天采取了暴政统治。她广用酷吏,以血腥手段威吓天下,这就不可避免地加深了武周政权同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内地,同时也出现于少数民族所在的边境地区,营州亦概莫能外。

营州地处边境,少数民族聚集,武则天以强力统制。当时营州都督赵文翙就是酷吏之一,他刚愎自用,残暴不仁,平时视属下各部酋长如同奴仆,引起各族民众对他的不满及仇视。其中,契丹酋长李尽忠及其内兄孙万荣与赵文翙的关系更加势同冰火。公元696年,营州地区发生大饥荒,契丹人所居之地尤为严重。身为营州都督的赵文翙坐视不救,执意不肯开仓赈济。早已对他怀恨在心的李尽忠携孙万荣并联合各族酋长乘机造反,揭竿而起,攻占营州,杀掉赵文翙。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封孙万荣为大将,提出了“何不归我庐陵王”的口号。

“庐陵王”,即唐中宗李显。唐高宗去世后,李显曾一度嗣位,后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此事被视为武则天篡唐建国之起点。因此,“归我庐陵王”实际是亮出了反周复唐的旗号,以为天下倡。这一策略果然奏效,附近各族各阶层民众纷纷响应,不过十数日,反抗军增达数万之众。他们乘势起事,长驱直入,连陷赢洲、幽州,屡破前来征讨的周朝大军,周朝名将王孝杰亦战败身亡。自感鞭长莫及、兵力不足的武则天,只得求助于另一宿敌突厥。公元697年,武则天在倾尽全力并以极大代价求得突厥相助的情况下,终于平定了这场反抗。此一事件后被史家称为“营州之乱”。

营州之乱虽被平息,却引发出一件更为巨大且具深远意义的事件——渤海国的建立。

营州之乱的主导者是契丹人李尽忠及孙万荣,而参加这支反抗军的不仅有契丹人、奚族人,显然还有当地的靺鞨人。事实上,这支反抗大军是由包括汉族人在内的各族民众组成的。

营州之乱期间,有两个靺鞨人集团参加了李尽忠的反抗活动。其一是乞四比羽集团,这一集团由隋朝时期迁居营州的粟末靺鞨及浮俞靺鞨的乌素固部落组成。另一是乞乞仲象集团,它主要由高句丽灭亡后迁入营州的粟末、白山等部的靺鞨人及高句丽人组成。公元697年,反抗军主力被歼后,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率领这两支队伍东撤,欲回归靺鞨故地。当时,武则天饱受战争之累,亦无意再生事端,遂遣使营州降旨,赦免他们参与反抗之罪,并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出于对李唐政权的忠心及对武周政权的憎恶,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断然拒绝了武周的封爵,使得武则天颜面尽失,遂调遣大将李楷固率兵追讨靺鞨军。

李楷固是武则天最器重的大将之一。他本是契丹名将,善用飞索及舞槊、骑射。每每在军前陷敌阵,尤如“鹰入鸟群”,所向披靡。曾在与周军作战时生擒周朝大将张玄遇、麻仁节,周军“闻之丧胆”。李尽忠、孙万荣死后,李楷固前来降周,当时群臣恨其多杀周军,皆请求族灭其满门。宰相狄仁杰却爱其才,在武则天面前力谏李楷固。武则天听信其言,遂封其为左玉钤将军,率军平定契丹余党。李楷固果然不负厚望,平定了契丹残部,使边境重归太平。李楷固因功晋升为左玉钤大将军、燕国公,被赐姓李氏,成为武则天最宠信的将军。此次武则天派李楷固剿讨靺鞨人,足见其势在必得。

李楷固率大军很快追上乞四比羽的队伍。当时的周军正挟战胜余威,而靺鞨队伍却是败军之旅,士气低落,更兼李楷固素以骁勇著称,双方接触后,靺鞨人很快溃败下来,乞四比羽亦战死沙场。而此时,乞乞仲象先已去世,率军摆脱困境之责落在了乞乞仲象的儿子大祚荣身上。(www.chuimin.cn)

大祚荣是一个英武有为的人物,从其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应该也随父参加了营州之乱,并在战斗中有上佳表现,故史称其“骁勇善用兵”。(《旧唐书·渤海传》)大祚荣智勇兼备,在军中威信素著,在乞四比羽战死、军队面临绝境之际,被众人推为军中之主,赋予其摆脱困境之责。

大祚荣果然不负众望,在接受众人推举之后,立即着手整顿队伍,摆脱周军的追击。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他决定选择一条较为隐蔽的路线撤往靺鞨故地。沿途之上,他一面整顿队伍,恢复士气,一面不断收编从营州溃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及当地百姓。使这支靺鞨队伍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摆脱了笼罩在心中的失败阴影,整个队伍焕然一新,士气复振。此时,李楷固率军跟踪而至,双方在天门岭一带展开了一场殊死决斗,由于大祚荣指挥得当,也由于其属下英勇作战,或许还由于李楷固大军屡胜之后骄傲轻敌,当时虽然双方实力悬殊,但大祚荣所率领的靺鞨人却给予周军以歼灭性打击。李楷固战败遁逃,失宠于武则天,此后便默默无闻了。此次战斗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天门岭之战。

天门岭之战击溃了周朝的追剿大军,使东归故土的靺鞨之众摆脱了困境,赢得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发展空间,从而为后来大祚荣建国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说,天门岭之战是大祚荣为渤海国举行的奠基礼。

战后,大祚荣率军继续东进,终于回到故乡太白山(今长白山)东北坡奥娄河(今牡丹江)上游一带,为自身的发展迎来更为广阔的空间。此后不久,他们便又在这里建立了渤海国。从此,靺鞨人又为自己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学界在关于营州之乱的问题上,有一个明显的认识误区,即有些人总是将武周政权与李唐政权混为一谈,称李尽忠举事为反抗唐朝,称大祚荣集团是“反唐建国”,进而将这两个事件说成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在国外学界,这一错误认识又成为大祚荣所建之渤海国是与唐朝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的理论基础。事实上,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首先,武周王朝不是李唐王朝,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将武周政权历史视为唐朝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也不无道理,因为武则天毕竟是以唐朝子媳的身份登上皇帝宝座的,其退位之后也将帝位传给了李氏子孙,更重要的是她在位期间虽改唐为周,但却从未真正做到彻底消除唐朝的影响,而武周朝的能臣贤才无不在心中否认这一政权的存在,他们时刻准备复辟唐朝。他们身在朝中任职,却一心维护李氏家族利益,当时之重臣狄仁杰、徐有功、魏元宗、姚崇等莫不如此。这也正是武则天称帝之初虽一心想改立武氏子孙为皇嗣子,却终未得逞的原因。但是,在武周政权存续期间,唐朝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当时天下不姓李,而是武周天下,推翻现政权恢复李唐统治则正是当时仁人志士与来俊臣、武三思及“二张”之流展开激烈斗争的焦点。这一点,就连武则天本人都心知肚明。她曾对宰相狄仁杰大发感慨说:“爱卿是唐朝社稷之臣,而不是武周朝的臣子啊!”由此可见,从政治角度讲,当时人们心中的武周朝绝不是唐王朝,两者不可混谈,而营州之乱中各民族所要反对的也绝不是唐王朝,而是武周政权。这一点必须明确。

其次,否认武周政权的合理性,反周复唐是当时汉族民众共同的政治诉求。当时有一位大臣苏安恒公然对武则天讲:“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而非陛下之天下。”另一位大臣张敬之态度更加鲜明,他指着自己的官服对人讲:“这是新莽朝的官服呀!”营州之乱之际,武则天募兵,月余而不满千人,后以李显为元帅,不数日便数盈五万,人心向背由此可见。边境地区的各族民众也和汉族人民一样,存在着反周复唐的愿望。比如,突厥可汗默咄在举兵侵周之前,曾要求以周之亲王与其女为婚,而当武则天将侄孙武延秀送往突厥时,默咄却说:“我要的是李氏子孙,他怎么能算天子的后代呢?”于是发兵侵中原,并声称要立李氏子孙为皇帝。而营州之乱时,李尽忠、孙万荣则亦以“何不归我庐陵王”为口号,号召天下,且得到各民族民众的响应。

应该说,象默咄、李尽忠这样的奸雄人物所提出的口号未必是其内心的真实反映。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口号是否与广大民众的内心愿望密切相关,而默咄和李尽忠所提出的口号恰恰代表了当时唐朝汉胡民众的共同政治诉求。进而可知,李尽忠所提出的“归我庐陵王”的口号并非信口开河之语,它真实反映了“营州之乱”的性质,即“反周复唐”。周朝是汉族人政权,唐朝同样也是汉族人的政权。而怀有反周复唐之心的则不仅是营州地区的契丹、奚族和靺鞨族与高句丽族,同时也包括中原的广大汉族民众。事实上,参加反抗军队伍的就有大量汉族人。其后渤海王国中汉人之所以占有极高的地位,必与其加入反抗军并随大祚荣东归有关。由此而言,将营州之乱和大祚荣集团东归建国定性为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由此可见,渤海建国并非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而是广大胡汉民众反对武周政权暴政统治的结果。契丹人也好,靺鞨人也好,他们都是大唐子民,对大唐王朝怀有一种朴素的忠贞之情,他们所反抗的只是周王朝及其暴政统治,而不是唐朝,更不是一切汉族政权。事实上,不论渤海在建国之前,或在建国之后,大祚荣集团都对唐王朝怀有衷心的拥戴之情。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在仓皇逃窜之际断然拒绝了武则天的封爵,足见其反周意志是何等坚定。而当后来中宗复辟之后,只派出一介之使入渤海,大祚荣竟然即刻表示诚心臣服并准备遣子入唐侍卫。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归我庐陵王”这一口号的可信性吗?

总之,大祚荣建国并非民族矛盾的产物。渤海人始终拥戴唐政权,始终未曾与唐朝分庭抗礼,始终是靺鞨族人所创建的接受中原王朝管辖的民族地方政权,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渤海历史知识：营州之乱与大祚荣东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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