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渤海国与其他邻国及民族的关系渤海与突厥突厥,中国古代民族。渤海国与后突厥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政治从属方面。这是渤海国脱离后突厥控制的前奏。渤海国建立后,历史上靺鞨与契丹人关系密切,特别是在营州一带的长期共处,更密切了双方的关系。为保卫西部地区安全,渤海国在扶余府一代驻兵防卫,与契丹之间逐渐形成对抗的态势。随着渤海国同唐朝间的和解与关系正常化,渤海与室韦的紧张状态逐渐有所缓和。......
2024-06-03
1﹒渤海民族的主体及起源
在中国古代的东北地区,分布着四大族系的人群,即汉族、东胡族系、秽貊族系及肃慎族系。其中肃慎族系居住于最北部。在周秦及汉代称肃慎,亦有称其为息慎者,至魏晋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隋唐时期被称为靺鞨。
公元7世纪,营州附近靺鞨人与契丹等各族人民一道发动了反抗武周政权的“营州之乱”。失败后,他们撤往靺鞨故地,建立了渤海国。此后各族人民长期共同生活,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渤海人,即渤海民族。
毫无疑问,渤海民族是各民族融合而形成的,其中既有靺鞨人,也有高句丽人、汉人及一些契丹、室韦等民族,但关键的问题是其主体是哪一民族。
事实上,关于这一问题,古人早已做出回答:《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开篇即称“渤海靺鞨大祚荣者”云云,此处将渤海与靺鞨连称,已指明了渤海的族属。而《新唐书·渤海传》则更明确地讲:“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日本史籍《类聚国史》则称渤海“其百姓者,靺鞨多,土人少”。这些史料都说明渤海民族的主体是靺鞨人。近世以来,虽由于种种非学术原因,在某些学者中出现了否定传统观点的论调,但更多的学者对此种观点进行了批驳和澄清。尤其是我国已故渤海史专家王承礼先生在其遗作《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一书中更明确指出,创建渤海国的主体是两部分靺鞨人,“第一部分是隋唐时期投奔过来的突地稽率领的粟末靺鞨中的八部和浮俞靺鞨的乌素固部落,他们已分布在营州一带和幽州附近,最少也有四五万之众”。“第二部分是公元668年高句丽被灭掉之后,被强迁到营州的靺鞨人,有粟末靺鞨、有白山靺鞨、也有其他靺鞨部人。”目前,这一观点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成为主流观点。因此说,渤海民族的主体应为靺鞨人当无疑意。
靺鞨族的起源可追溯到商周时代的肃慎人。肃慎,亦称息慎。在古代的中国东北地区居住着四大族系的人群,肃慎即是其一。肃慎人的纪事在《尚书·序》、《逸周书》、《竹书纪年》、《左传》、《史记》、《山海经》中都有记载。据这些记载中可知,肃慎人很早就与中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竹书纪年》载,在帝舜二十五年,肃慎氏来朝贡,并贡弓矢。《史记·五帝本纪》亦有虞帝“南抚交阯……北山戎、发、息慎”的记载。由此可见,早在五帝时代,肃慎与中原已有往来。
到了周代,中原与肃慎之间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国语》卷二曾有如下记载:“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侯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名其楛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分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求也。使求,得之金椟,如之。”
这段记事告诉人们,在周武王时代肃慎已开始向中原王朝朝贡以示和好和臣服,而楛矢石砮就是其最为著名的贡物。后来成王伐东夷而胜利,肃慎又来朝贺。由此可知,当时肃慎与周王朝之间必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周人才会讲:“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左传》鲁昭公九年)
自后汉始,中原又称肃慎为挹娄。当时其与中原的往来更加密切,中原对其也有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了解。
据史载:“挹娄在扶余东北千余里之地,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相邻,至于其北境则无从知晓。”(《后汉书·挹娄传》)据此,其应大体分布于今日之牡丹江、松花江流域,直迄乌苏里江一带和俄国的广大沿海地区,由于其人多居住深山大谷之地,故其社会发展缓慢,当时尚处于部落或部落联盟状态。史称其“无大君长,邑落各有大人”(《后汉书·挹娄传》),也就是说当时挹娄人尚未建立统一的国家,各部落独立活动,互不统属。
在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方面,挹娄人也是落后的。挹娄人虽也能生产五谷、麻布,但畜猎生产似乎占更重要地位。其畜牧业以养猪为主,猪的多少被当做财富地位的象征。其大家往往能拥有数百头猪。此外他们也能饲养牛、马但无羊。在渔猎方面,其工具也较落后,人们以当地特有的青石为箭矢,并在上面施以毒药。当地人多善射,“发能中人目”,由于箭上有毒,故而中者即死。因此,弓箭既是狩猎工具,也是在战争中的重要且有威胁力的武器。
在生活方面,挹娄人采用穴居方式,所居之穴以深为佳,大家之穴深有九层之梯。猪在挹娄人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喜吃猪肉,而以其皮为衣。由于冬季严寒逼人,他们还将猪油膏涂抹在身上御寒。至夏季,他们仅以尺布蔽体而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数九寒天之际挹娄人还在居室之内便溺,给人臭秽不洁的感觉。总之,东夷各部族在生活习惯方面,多受中原影响而较为文明,只有挹娄显得特别落后。
在对外关系方面,挹娄曾为扶余所奴役,每年都要向夫余缴纳沉重的赋税。至曹魏黄初年间,挹娄人开始起而反抗,夫余人多次出兵镇压,均不能如愿。此外,挹娄人还善于乘船到周邻各族掠夺财富,周邻皆以为患。(www.chuimin.cn)
到了晋代,挹娄社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私有财产越来越得到社会的承认,贫富分化的现象也呈现出来,故此《晋书》中提到了挹娄人“父子世为君长”以及“有马不乘但以为财产”等现象。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挹娄社会已开始有了惩戒偷盗者的习惯法。它规定,偷盗别人的财富无论多寡,都要处死。这说明私有财产已受到保护。此外,以财产多寡象征身份的习俗也已出现。挹娄人死后。多以猪殉葬。殉葬方法是将猪杀死堆积在棺材上,富者往往多达数百口,少者也有数十口。这说明挹娄社会已开始出现贫富分化。此外,从挹娄人“妇贞而女淫”的现象来看,其一夫一妻制家庭也已普遍存在。总之,种种迹象表明,到了晋初,挹娄社会已接近国家阶段的门槛,文明社会的曙光即将来临。
南北朝以后,挹娄一名已很少出现于史册,代之而出现的是勿吉一名。《魏书·勿吉传》称:“勿吉国,在高丽北。旧肃慎国。”由此可知,勿吉就是肃慎和挹娄传人或新名称。
肃慎族发展到勿吉时代,终于迎来了一个发展良机。当时,一方面由于自周秦以来长期发展,该部族已逐渐趋于成熟。至晋初,它已跨向了文明的门槛,距国家阶段已经不远了。而另一方面,最初曾称雄于秽貊地区奴役过挹娄人的夫余人此时早已雄风不再而近于灭亡,代之而起长期称霸东北地区的高句丽自其英主长寿王故去之后,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国力不断下滑。当时其南面的新罗、百济又乘机反扑,从而使其不得不全力对付百济、新罗的进攻,这就为勿吉的发展与扩张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而勿吉人也确实抓住了这一千载良机壮大实力,加强自身发展。
从经济方面来看,勿吉的社会生产力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就整体而言,农业已成为勿吉社会最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在耕作方式上,勿吉人已广泛采用“耦耕”法。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当时勿吉人虽仍以石制工具为主,但已有大量的铁制工具应用于生产,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农作物有“粟及麦、稷,菜则有葵”(《魏书·勿吉传》)。同时也能耕作菽类作物。勿吉人还学会使用车辆,但仍用步推。当时勿吉人已懂得酿造酒,“嚼米酿酒,饮能至醉”(《魏书·勿吉传》)。此外,房屋建造、生活习俗方面,勿吉人都比肃慎、挹娄人有了较大进步。
随着自身的发展与进步,加之周边环境的改善,勿吉的社会开始有了质的发展,实力也不断壮大。据史载:南北朝时期的勿吉人十分强悍好斗,其在东夷各部族最强,常以武力侵掠、欺压豆莫娄等部族,周邻各族均“患之”。
随着勿吉的不断强大和武力扩张,其活动范围也有所扩大,当时勿吉各部分布于长白山以北、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及俄罗斯沿海的广大地区,并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势力。于是又开始向更强大的敌人发动进攻。
首先是夫余,夫余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出现的奴隶制国家之一,曾一度在周边各部族中享有区域性霸权。自三国后,其地位日渐衰落,尤其是东晋时更连遭慕容氏政权的沉重打击,乃至于一蹶不振,不久便沦为高句丽之属国。然而虎死雄风在,它在东北地区的影响仍然不小,而高句丽似乎也没有彻底灭亡夫余之心。但是当勿吉强大起来之后,却将兵锋指向了夫余。公元494年,勿吉出兵大破夫余,夫余王不得已携妻子逃归高句丽。自此,名噪一时的东北强国夫余在勿吉人的铁蹄之下宣告彻底灭亡。夫余的灭亡在历史上曾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当时的东夷霸主高句丽对北魏的主要贡品就是黄金,每年多达数百斤,但高句丽的黄金主要来自夫余,夫余被勿吉所灭后,造成了高句丽无法如期向北魏朝贡,因而遭到魏朝的指责。高句丽一再做出解释,才化解了双方之间的矛盾。
夫余灭亡后,勿吉又将兵锋指向东夷霸主高句丽。勿吉乘高句丽全力南向与百济、新罗相对抗之际,挥军南下,攻占了高句丽的“十落”。将势力延伸至高句丽西北境,亦即今日之辉发河一带。继而又与百济达成密约,从水道并力攻取高句丽,并遣使者乙力支到北魏,请令定夺。当北魏遣使降诏阻止时,勿吉人自知以己之力如得不到北魏的支持,必难以成事,于是只好作罢。此一时期应是肃慎族系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
勿吉人在不断发展壮大之际,同时也加强了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自公元475年乙力支入魏朝贡后,勿吉便与中原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公元488年,其又遣使贡楛矢方物于北魏。公元493年及503年又连续入魏朝贡,其后中原大乱,勿吉一度停止入朝。但自540年,中原粗定后,便又马上恢复了对魏的朝贡。总之,从公元475—公元575年这段时间,勿吉与中原的北魏、东魏、北齐确立了密切的宗藩关系,双方交流十分频繁。据史书记载,在这段时间里,勿吉遣使赴内地达三十几次,最多一次竟达五百余人,一次进贡良马多至五百余匹。如此密切的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勿吉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至南北朝后期,勿吉这一名称又逐渐为靺鞨所取代。《北史》卷九四《勿吉传》称:“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事实上,勿吉与靺鞨是一音之转,是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的汉字标音。
发展到南北朝末期,靺鞨已形成七大部落联盟,其中最先进、最强大的是粟末靺鞨。它在鼎盛时期甚至经常与高句丽发生战争。但后来,高句丽国力复振,部分靺鞨部落又为高句丽所败。有些部落成为高句丽属部,也有一部分粟末靺鞨人在其首领突地稽的率领下内附于隋,并定居于营州一带。7世纪初,隋炀帝伐高句丽时,归隋之靺鞨人随军东征,并立有战功。入唐之后,营州一带的靺鞨人与唐朝关系益发密切,太宗之亲征高句丽,他们也出兵随驾东征。公元668年,唐灭高句丽,又有一部分靺鞨人迁入营州地区定居下来。
公元696年,营州发生了李尽忠、孙万荣领导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参加的反周活动,当地的靺鞨人也参加了这次反抗。此次反抗失败后,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率部击败前来追击的周军回归到故地,建立了渤海国。此后,随大祚荣东归的军民与当地的各族人民长期生活在一起,终于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渤海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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