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王国的历史及成就

渤海历史概述

在中国东北历史上,有一个主要由靺鞨人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渤海王国。渤海王国创建于公元698年,始称震国,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因唐之册封而改名渤海。926年为契丹所灭,历时229年。在此期间,渤海人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与辉煌的历史。故而被时人称为“海东盛国”。渤海王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东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在东北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渤海王国的发展轨迹

公元696年,也就是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中原大地风雨飘摇。当时周王朝的统治阶级内部正为是否废李氏皇嗣立武氏子孙而进行着一场殊死的斗争。同时,武则天广用酷吏政策也使得政府与百姓的矛盾不断加深,而在边境地区,民族矛盾更日益激化。其时“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一场严重危机正在酝酿之中。恰在此时,营州地区(今辽宁省朝阳市)又发生了大饥荒,而该地区的长官营州都督赵文翙又正是酷吏一类的人物。此人平时便以暴政统治各族人民,“视酋长如奴仆”,(《资治通鉴》卷205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五月条)故各族酋长早就对之心怀怨恨。此时饥荒到来之际,他又不肯开仓赈济,于是契丹酋长李尽忠与其内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遂因民怨而举兵造反。他们先陷营州,斩赵文翙,随即又以“归我庐陵王”为口号。这一明显具有反周复唐性质的口号果然起到了预期的效果。李尽忠集团很快得到了怀念唐朝的各族人民的支持。因此,他们“所向辄下,旬日兵至数万”,(《旧唐书》卷99下《契丹传》)队伍日益壮大。武则天屡派大军镇压,均被反抗军所败。最后,武则天不得不求援于突厥并倾尽国力,才终于在神功元年(697),逐渐平息了这场战乱。然而,此一事件却成了渤海建国的开端。

在这支由契丹人领导的各族人民组成的反周大军中,有两支队伍显得特别重要,一支是由乞四比羽领导的自隋朝便定居营州地区的粟末靺鞨人组成的队伍;一支是由乞乞仲象领导的由高句丽灭亡后迁居营州地区的靺鞨和高句丽人组成的队伍。在李尽忠反周之初,这两支队伍也参加了反抗大军,李尽忠、孙万荣失败之后,乞四比羽与乞乞仲象便率残部向东逃往靺鞨故地,亦即今牡丹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此时的武则天早已被频繁的边患搞得焦头烂额,一心只想息事宁人,早日回归太平,于是派人前往这两支军队的驻地赦免其罪,并赐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不料二人反周志坚,拒不受命,继续与朝廷对抗。于是武则天只好派大将李楷固、郎将索仇率军进讨,最初旗开得胜大破靺鞨军,斩乞四比羽,随后又乘胜追击。此时乞乞仲象已死,其军由其子大祚荣率领。大祚荣是一位英勇善战的领袖人物,面对周军的汹汹攻势,他先是避其锋锐,率军继续东撤,待军队来到天门岭后,他突然据险反击。结果大败周军,李楷固、索仇脱身逃走。至此,周军已是难以再次发兵征讨这支靺鞨军队。而其后不久,契丹又与东突厥联合共同对抗武周政权,武周政权更是只能东望而兴叹,无奈大祚荣何矣。

形势的发展使得大祚荣有了喘息之机。于是,他迅速招集流散,加以整编,随后又向东回归长白山下,“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从而开始了其建国的历程。

圣历元年(698),大祚荣的势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于是宣布建国称王,国号震。此渤海建国之始也。开元元年(713),大祚荣又恢复了与唐朝的实质性联系,于是唐朝册封其为渤海郡王。此后,大祚荣正式改国号为渤海,且去靺鞨之号。

开元七年(719),大祚荣病殁。他前后共在位二十二年,其间不仅创建了渤海国,而且为渤海国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其末年,渤海国境内已从万里萧条之地发展成初具规模且日渐繁荣的王国。正因为他生前为王国立下了不朽功勋,故其死后被谥为高王,受到子孙后代的崇敬。

大祚荣死后,其嫡长子大武艺顺利继位,是为武王。武王是渤海王国历史上又一位颇有作为的君王。他即位后,开始努力开疆拓土,并为此实行了一套远交近攻的策略。

所谓远交,主要是臣事唐王朝,交好日本。大武艺在位期间,虽发生了唐渤关系史上的唯一一次战争,但事后不久,大武艺便派人朝唐请罪悔过,而唐朝亦能不计前嫌,此后双方关系一直发展顺利。至于日本,则是大武艺为摆脱孤立局面而力求建立联盟关系的主要对象。在大武艺时代,渤、日之间实现了第一次互访,从而确立了双方以军事联盟为内容的“亲仁结援”关系,开创了渤日关系的新纪元。

所谓近攻,就是对周邻采取军事行动以开拓疆土。当时渤海进攻的主要对象就是靺鞨各部,同时也有一些其他部族。如从其与唐朝发生战争期间,室韦曾主动派军5 000人助唐这一点来看,两者关系必然不睦,而导致这种不睦的原因应该就是渤海对室韦构成了威胁。

总之,在大武艺在位期间,渤海与唐朝的宗藩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得到了确立,同时,大武艺也通过一系列战争不断兼并周邻,开拓境土,使靺鞨各部族趋于统一,国力日益强盛,故史称其时渤海“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新唐书》卷219《渤海传》)

公元737年,大武艺死,子大钦茂嗣位。即位后,大钦茂一改其父的武力扩张政策,大赦境内,推行文治。为此,他在行政方面革新政治,定立制度,健全机构,从而完成了武力创业到依法治国的过渡。使军政合一的部落首领制度被封建制所取代。在经济方面,大钦茂努力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经济发展,同时也是为了远离战祸,大钦茂曾三次迁都,其所居之都城俱是平原或盆地,土地肥沃,便于水利灌溉,从而对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周边关系方面,他一方面对唐朝朝贡不绝,“臣礼无亏”,另一方面也与日本交好,进行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与新罗及其他周邻的关系也有所缓和,从而为渤海的文治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总之,大钦茂在位57年间,渤海国与周邻的关系得到较大的改善,经济文化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与进步,国力得到了极大增强,渤海国进入到其历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高潮期。

公元793年三月,大钦茂去世,渤海政局顿显乱象。由于其子大宏临早夭,由族弟大元义嗣位。大元义即位不到一年便因猜虐其下而被国人所杀。王位又重归大宏临之子大华璵名下。此后渤海统治集团的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加之大元义之后的六位国王皆命不长久,从而更导致了国家政策缺乏延续性,渤海政局愈发动荡。这样,在六王在位的25年之间,渤海积弊日深,国势中衰,社会发展陷入低潮期。

公元817年,渤海第十位国王大仁秀即位,渤海历史随之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大仁秀是渤海历史上继大钦茂之后的又一位有为之君。他才兼文武,胆识过人。在位期间,他一方面继续加强与唐朝的臣属关系并与日本交好,同时整军经武,对外开疆拓土,史称其“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新唐书》卷219《渤海传》)“南定新罗,北略诸部,开置郡县”(《辽史》卷38《地理志二·兴辽县》)。所谓南定新罗,即大仁秀在位期间,渤海与新罗正式划定疆界,以泥河为界,以南属新罗,以北属渤海,从而阻挡住了新罗的北进侵掠。所谓北略诸部,是指向北兼并靺鞨诸部。据史载:黑水、拂涅等靺鞨诸部落曾频频入唐朝贡,但自元和中期以后,此类记载则长期不见于史籍,而其时正始于大仁秀在位,这说明大仁秀时期,靺鞨各部已统一于渤海,此即大仁秀北略诸部之功也。所谓开置郡县,既有开疆拓土之意,又有整肃地方建制之意,至大仁秀死前,渤海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之设置已臻于完备。总之,大仁秀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开疆拓土,使渤海国力强盛,国土渐广,极大地拓展了祖业,他本人因而被称为中兴之主。

公元830年,大仁秀死,其孙大彝震、大虔晃及大玄锡相继为王。此三王在大仁秀所建树的文治武功基础上,继续励精图治,使渤海在政治上更加巩固,经济文化更加繁荣昌明,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时称“海东盛国”。

早在9世纪下半叶,渤海已呈盛极而衰的趋势。这一点虽史无明载,但从该时期开始已长期不曾入唐朝贡的黑水等靺鞨诸部又重新单独入唐朝贡,这说明渤海已失去了对这些部落的控制力。而到了末王大湮譔时期,渤海国力更加衰落,当时其社会日趋动荡,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日渐加深。与此同时,与其为邻的契丹却日渐强大,对渤海构成致命的威胁。公元926年,契丹大举发兵攻入渤海。一路之上,所向披靡,不久便兵至上京,三日后,大湮譔率众出城投降。建国229年,曾以“海东盛国”闻名于世的渤海国最终灭亡了。

契丹灭掉渤海后,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以其地为东丹国,以皇子耶律倍为王,号人皇王,统治东丹。但时隔不久,契丹主耶律阿保机卒,子德光立。耶律德光即位后,与兄耶律倍两派矛盾不断加深,耶律倍手中权力日减,东丹国自治权亦渐削弱。公元928年,契丹又迁东丹国于辽东,其人大部分随之移往辽东。公元930年,耶律倍弃国投往后唐。公元982年,东丹国被正式废除。

渤海国与唐(周)王朝的关系

渤海自建立之初,便与唐(周)王朝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与唐王朝的关系不仅是极其密切的,而且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文化方面,双方都存在着血肉相连的一体关系。(www.chuimin.cn)

首先是双方的政治关系。在这方面一直都存在着一种错误认识,就是渤海国因反抗唐朝而建国,因而渤海建国乃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进而证明渤海国是一个与唐朝毫无隶属关系的独立国家。

然而,这些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谓“反唐建国”的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其实渤海政权从未反对唐政权,它反对的是周政权。渤海建国之举实为李尽忠、孙万荣所领导的营州各民族的反周事件的延续,而李、孙举事的口号则是“何不归我庐陵王”?(《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圣元年二月)也就是说“反周奉唐”乃是此次举事之宗旨。也正是由于如此,坚决拒绝了武则天所封官爵的渤海政权才会在中宗复辟不久,便表示愿与唐朝确立宗藩关系。

武周政权是汉族人所建政权,唐王朝同样是汉族政权,而渤海人反周而奉唐,这能说渤海反周建国是民族矛盾吗?事实上,营州事件乃是酷吏赵文翙压迫营州各民族的结果,而实施酷吏统治又恰是武则天治国之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酷吏统治不仅遭到了少数民族的反抗,同时也受到汉族人民的反对。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参加到李尽忠、孙万荣的反抗大军中的不仅有契丹人、靺鞨人,同时也有汉族人,在后来的渤海国统治集团中,汉族人也占有较大的比例和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肯定地讲,作为营州事件延续的渤海建国绝不是民族矛盾的产物,而是中原广大胡汉人民与武周政权矛盾激化的产物。由此亦可知,认为渤海曾与唐朝分庭抗礼,乃是独立于唐朝的主权国家之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由此可知,渤海国自建国之初便是拥戴唐王朝的,而在建国后直至灭亡的200余年间,它也从未试图摆脱其与唐朝的宗藩关系,更未曾打算与唐朝分庭抗礼,即使大武艺起兵进攻唐朝之际也同样如此。

事实上,渤海国从来也不是与唐朝有着平等关系的独立国家。在其存续期间,不仅始终接受唐朝郡王或国王的封号,而且同时还接受着唐朝忽汗州都督的封号,这也就是说,渤海不仅是唐朝的藩属国,而且是唐朝的一个羁縻州——“渤海郡。”唯其如此,当大武艺派使节出访日本之际,他只能打出“渤海郡王”的旗号而并没有亮出“渤海国”的招牌:故当时的日本方面也因此而将汗水和政权称之为“渤海郡”并称其使者为“渤海郡使”或“渤海郡王使”。其后,尽管大钦茂以后的渤海诸王被进封为“国王”、渤海政权可以被称为渤海国了;但渤海政权与唐朝之间的这种隶属关系并没有也不会因为“郡王”与“国王”这一字之差而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与此同时,渤海也一直按时对唐朝贡。开元二十六年(738),大钦茂曾一次向唐贡献貂皮一千张,足见其竭诚事唐之情。此外,渤海还不断遣使入唐为质,留备宿卫。更重要的是,唐朝与渤海的这种宗藩关系还不仅是表现在形式上,而且在事实上,唐朝也切实努力采取措施对其实施管辖职能,如派驻长史到渤海实施监控职能,又在边州设押渤海经略处置使以负管理渤海之责。该职多由边州节度使兼任,自开元年间直至后唐,该官职始终未废,足见双方的管辖与被管辖的关系始终是存在的。进而亦可知,渤海国虽拥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治权,但就性质而言,它却是唐王朝的地方政权,两者始终是一体的。因之,渤海国虽拥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治权,但从来就不是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王国,即就其政权性质而言,自接受册封后始终都是唐王朝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两者始终是上下一体的关系。

其次,从双方的经济关系看,渤海国虽偏居边隅,距中原的核心地区数千里之遥,但它却在中华经济圈之内。当时之渤海国经济与中原的经济有着巨大的互补性,因而两者之间的商贸关系极为密切,当时中原对渤海之物产极为了解,《新唐书》卷219《渤海传》称:“(渤海)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紬、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丸都之李、乐游之梨。”中原人士能如数家珍般地点出如此之多的藩国名贵物产,这在各史四夷传中是极为罕见的,由此亦足见当时中原人对渤海物产了解之深,进而可知双方商贸往来必极为密切。

当时,渤海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贸易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官方之间的朝贡回赐方式,渤海对唐朝的朝贡虽主要体现为一种政治关系,但这种贡物与回赐制度无疑也具有官方贸易的色彩,通过这种方式,双方达到了各取所需,互通有无的目的。另一种方式是民间贸易往来。如当时山东半岛的登州就是一重要的贸易口岸。渤海卖往中原的物产主要有马、铜等,如唐大历年间唐人“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新唐书》213《李正己传》)。此外,还有前面提及的渤海名贵物产,所以能知名于唐朝,必是双方贸易中常见之物。而渤海从中原获得的则主要有各类丝织品、药材、金银器皿及经籍图书等。

总之,密切的商贸关系将渤海融入中华经济圈内,使渤海人民与中原人民拥有共同的经济生活,从而增强了双方的相互认同心理,为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

最后,从文化方面来看,渤海建立后,为适应自身的发展,其统治者大多提倡学习中原文化。自大钦茂之后,渤海不断派人入唐求得大量中原典籍,如《唐礼》、《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等,从而奠定了渤海人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素养。当时的渤海人在思想上以儒学为核心,教育上以中原典籍为主要内容,文学方面亦以中原诗书为楷模,政治制度方面以中原为蓝本。为加强学习中原文化,渤海人还常派本国人到唐朝留学深造,以为本国培养各类人才,其中最著名者如乌炤度、乌光赞父子均在中原科举及第,回国后更身任宰相等要职,由此足见双方文化往来之密切。

唐代著名诗人温庭筠在其《送渤海王子归本国》一诗中有“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之句,此句恰是当时渤海唐朝“车同轨”、“书同文”,经济一体,文化同源,政治统一的有力证明。

然而,多年来,一些朝鲜学者不顾历史事实,硬是把渤海国的历史纳入朝鲜历史,而一些韩国学者也刻意将渤海的历史说成是韩国的历史。对这种做法,有些韩国学者也不赞同,如西江大学的李钟旭教授,在其2005年9月出版的《高句丽的历史》一书中就提出了质疑。李教授指出:“将渤海编入韩国史是有过程的”,“1945年之后首次由韩国人编写韩国史的时候是将渤海作为一个附录的,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渤海被放入‘统一新罗’那一章的后面。2002年编纂的高中‘国史’国定教科书中设定了‘南北国时代’,渤海(北国)和统一新罗(南国)是具有同等的比重和地位的”。“过去的几十年间韩国史学者将渤海升格为韩国史”,“现在国家(教育人力资源部)主导将靺鞨(渤海)编入韩国史并将其作为国民的历史知识进行公式化”。对此,李教授指出:“我们不禁要问无视大新罗的存在并将渤海当做正统的韩国史,这样做合适吗?将渤海与大新罗相提并论而且设定了一个南北朝时期,这样做妥当吗?”(译自[韩]李钟旭:《高句丽的历史》,金英社2005年版,第538—539页)可见,朝、韩学者中还是有人对渤海问题有着正确认识的。

我们认为,渤海国的历史,无论是从其民族起源、发展以至于灭亡后的流向,还是从其政权的归属、活动范围以及人们的心理认同上,都毫无疑问地属于中国多民族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渤海在中国东北史上的地位

渤海建立于公元698年,灭于公元926年,历时200余年,它在中国东北史上无疑具有承前启后,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首先,渤海王国是东北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全区域性的封建制政权。

与中原相比,东北地区发展较为缓慢,直到三国时代,这里尚处于部落林立,各自为政的状态,其中虽有夫余这样的已进入国家阶段的民族,但也不过是次区域性政权且刚步入奴隶制社会。直到晋以后,高句丽才在各部族中脱颖而出,成为东北地区带有全局性的政权。但高句丽的辖区其实也只占有中国东北地区的一少部分和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其域内人民也主要是秽貊系各部族,且高句丽也始终未彻底完成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跨越。而渤海王国则不然,它在存续期间,东北社会经济、政治得到飞速发展,尤其是自大钦茂即位后,一方面由于渤海社会内部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全面推行汉化的原因,渤海社会迅速实现了由奴隶制阶段到封建制阶段的飞跃,从而使东北地区接受了一次封建化的洗礼,整个社会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在此基础上,渤海政权的统治力也有了新的提高,渤海的辖区也得到了迅速的扩张。在渤海的极盛时期,其南面以泥河为界,拥有今朝鲜之平安北道、平安南道、慈江道、两江道、咸镜北道、咸镜南道。在北面则将靺鞨诸部统一于版图。从整个黑龙江地区一直延伸到鄂霍次克海岸并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均为其所有。其东则临日本海,西界已达辽河左岸而与营州、契丹及室韦相邻。如此广阔的辖区内,居住着靺鞨人、秽貊人的绝大部分以及部分东胡系人和汉人。各族人民在统一的区域共同生产、生活,进行密切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从而必然增强相互间的认同心理,进而为东北地区建立真正的统一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渤海王国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也为东北地区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

渤海国存续期间,东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及渔猎业均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农业与手工业更是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在农业方面,渤海人已广泛使用铁农具和畜耕方式。从目前考古界的成果来看,当时渤海人使用的铁犁与中原极为相似,这说明其生产技术已接近中原,当时的牛耕马耕也得到推广和应用,而更为重要的是,渤海人在水利灌溉工程方面更有了一个飞跃性发展。在渤海的特产中,“卢城之稻”是极为有名的,这就表明在当时中京一带即今日之海兰江流域已经大面积种植水稻了。而据日本史书《类聚国史》载:渤海“土地极寒,不宜水田”。此条史料是渤海建国初期来渤日本人所记。由此可知,其时当地尚不能耕作水田。而到了后期,卢城之稻竟然天下闻名,足见渤海人在水利工程和耕作技术方面必然有了飞跃性进步。在手工业方面,渤海的纺织、冶炼、造船、陶瓷制造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其中尤以纺织和冶铁业意义最为重大。渤海的麻织、丝织、毛织业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故此其“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紬”才能够闻名于纺织业高度发达的中原。至于冶铁业的发展则更具重大意义。目前考古发现的渤海铁器主要有武器类、工具类、生活器具类及工艺品类,这些物品大多工艺先进,制作精美,显示出了高超的技术水平。总之,渤海生产技术的发展为东北人口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军队战斗力的增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文化方面,渤海统治者大力倡导儒学,推动学习中原文化,从而使中原的思想、伦理、汉语、汉字及中原的典籍与科学技术大量输入渤海,从而使东北各民族的文化素质得到了不断提高和广泛的普及,进而为东北地区的统一及东北与中原的统一奠定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基础。

最后,渤海国的建立对于巩固祖国边疆,维护国家利益具有重大意义。

渤海政权建立之际,正是百济、高句丽灭亡不久,唐朝在西境与吐蕃争战不休,无暇东顾之时。而当时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上唯一的强大势力新罗则利用这一千载之机不断发兵北进,蚕食鲸吞唐朝境土。高句丽灭亡之初,高句丽、百济故地均为唐朝境土,而此后不久,新罗便逐渐占据了百济故地,进而侵占大同江南北之唐境。而当渤海建立之后,新罗的北进趋势明显得到遏制。至宣王大仁秀之后,双方划定疆界,以泥河为界。此后直至渤海亡国,新罗再也未能北进夺取中原之寸土,此亦渤海王国对中国东北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

总之,渤海王国在其存续期间,使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与中原地区在政治逐渐上结成一体。东北的政治更加统一,经济得到了飞跃的发展,文化得到了质的提高,民族融合日趋实现,从而为东北建立统一政权并最终融入祖国大家庭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其后东北地区接连出现统一强大的辽、金、清等政权并进而入主中原都与此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可以说,渤海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发展功不可没,其在中国东北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无可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