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质与民族国家：共性的集团性气质体现

5.气质与民族国家

既然气质具有先天不可逆性和后天的可变性，那么，我们也就可以回答一开始提出的第三、第四个问题了。

古代的人，与现代的人，既一样，又不一样。这个道理是不言而喻的，不必再多作解释。重要的是第四个问题。其实回答了第四个问题也就已经回答了第三个问题。

这第四个问题也就是，一个地方的人与另一个地方的人，他们的气质有什么不同吗?

这个问题可以转换成:生长在不同地方的人，是否就具有不同的气质?

再具体一点、或者再进行一下转换，就是说，不同的民族与不同的国家的人，他们的气质是不是有差异，如果有的话，那又是怎么造成的?

我们上面说了这么多，其实已经为这个问题的回答作了铺垫。

就我们所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们的成员总会有一个大体一致的特征，也就是共性。

比如，我们平时常说，我们中国人一向隐忍、勤劳;而日本人呢，冲动、好斗，喜欢侵犯;法国人浪慢、多情;德国入理智、善于抽象思维;犹太人会做生意;美国人自由、奔放……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在生活中都可以感受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王朔笔下的李慧芳等等，都是典型的隐忍、勤劳的中国人;而日本人的恶劣好斗本性在二战中已经暴露无遗;而法国人的浪漫多情，我们则已从法国人本身、法国的小说和电影中看到。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以其细致缠绵的笔触描绘了一种异常深刻的爱情，这种爱情看上去是非常现实、非常贴肉的，但实质上它有一种更为深入，更有力量的浪漫精神，这种切入骨髓的、异乎寻常的浪漫精神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而美国人的自由、奔放，我们更是有目共睹的，其典型人物十分多，像黛米·摩尔，她银幕上的形象正是她生活中的实际形象，《人鬼情未了》中那自由中见深情、奔放中见温柔的女性形象，曾使许许多多对美国尚不了解或有误解的人对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情。而去年走红全球的《泰坦尼克号》，里面的男主角迪卡普里奥，他的自由精神、他的奔放性格，不但吸引了贵族少女温丝凯特，也吸引了无数少男少女。而这种自由、这种奔放，在一个落后，专制的非洲君主国里的苦难百姓身上，是很难看到的。那些在剥削者统治下的非洲人民，他们身上的特殊气质表现是沉静、坚强、百折不回，从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身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典型气质。

以上这些，都说明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成员，往往具备一种同一集团成员都具备的共性。

这也说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他们的气质是有所不同的。

这正应了那句古话:一方水土一方人。

这种不同是怎么形成的呢?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

我们先来分析内在的原因。

每个民族都有其自己的生命之源，都有其自己的历史源头。

在人类诞生之初，自然环境就给他们提供了许多带有严格周期性和强烈对比性的事物和现象，四季的交替、月亮的盈亏、鱼类产卵、鸟类迁涉等等。

人类自身的体质特征也显示出种种不同，比如，年龄的不同、性别的不同、体质的强弱、容貌的美丑、血缘关系结构的不同等等等等。

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凶残与柔弱、勇敢与怯懦，丰富的想象与思维的迟钝等等的区别都在人类等级、阶层、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在诸如神诋、皇帝、贱民等等的概念形成过程中得到发展。

就是在这些简单而普通的线索的引导下，人类使自己进入了一种文化结构中。

在这种结构中，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被形式化和意义化了。人不再是作为一个动物而活着，不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生命而活着，而是作为一个概念的现实化身、一个群体的个体显现而活着。

在这种结构中，人也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一个分子，一个原子，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大生物体的一个分子、原子、组成部分，这个大生物体就是人类。

而大生物体又由许许多多小生物体组成。这一个个的小生物体，就是各种各样的阶层、集团、阶级、民族、国家……

人既是大生物体的一个分子，也是小生物体的一个分子。

作为大生物体的一个分子，他和其他的人没什么不同;而作为一个小生物体的一个分子，他和其他小生物体的分子，则有不同。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化结构。在选择线索、突出重点、强调人类潜力的各个方面都会有所侧重，因而各各不同。

如果一种文化使用了脆弱的自为作为民族发展的主线的话，那么，这个民族的成员就会对羞辱所带来的损害与折磨习以为常。

这里仅举一个例子:

从上个世纪的法德战争可以看到，比起强劲的德国，法国显得多么顺从。任凭外国侵略者怎么样侵犯、掠夺、强奸，这些统治者总是一再地妥协、投降，反过来还割地、赔款等等。

这正是典型的集团性气质体现。

而如果一种文化选择了勇敢、不妥协作为发展导向的话，那个这个民族和前一个民族是截然不同的。

这里可举日本的例子。且不说日本的所谓“武士道”精神，仅说说这个国家历代以来对中国的侵略吧!

从唐代开始，它就已蠢蠢欲动，后来明代的倭寇、清代的甲午战争、在中国土地上打响的日俄战争，再后来的全面侵华，都可以说明日本有着一个极具侵犯性的民族气质。

所以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往往不同。

这种不同始于最初人类对某些气质的钟爱与对另一些的放弃。

人类在开始的时候，就像一个儿童一样，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而后来，则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随着岁月的游移、经历的增多，人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少，这样，人类最初显现出来的特性也就越来越固定化，最终使人类分化成不同的种类，分化成不同的集团、民族、国家等等。

而最终从属于哪一类人，取决于他的最初的选择。

最初偏爱柔弱的人，最终成为了一个柔弱的人;最初偏爱刚强的人，最终成为了一个刚强的人。

民族也同样。

国家也同样。

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会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但大致上，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这种最初的选择对以后的发展道路的影响，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是不谋而合的。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就是说一个民族成员所作所为的一切，都是一个共同的源头，都有一个共同的支撑，这个源头与支撑点，就是这个民族最初时候形成、然后慢慢进入这个民族成员血液里和意识深处的东西。

每一个民族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创造着与其它民族不同的某种社会网络，人类在这种网络中能够安全、明智地保护自己，有够各自重新编织或摈弃与其它民族共有的历史传统中的某些网络。

这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害怕孤独、向往认同的一种天性。

人不都是害怕孤独的吗?人类不是像蚂蚁、蜜蜂这些瘦小的动物那样，是群居动物吗?

所以，人在其所出生、所成长的地方，和周围的人一起形成一个固定的集体，是不足为奇的。

这个集体可以是一个部落、也可以是一个民族;可以是一个阶层、阶级，也可以是一个国家。

而这个集体一旦形成，它和个体的发展就是相铺相成的了。个体依赖集体而存在、发展，集体同样依赖个体而存在、发展。

共性一旦产生，便由了其独立的轨迹。因而，一旦一个个个体组成了一个个民族、国家等集体，这个民族或国家也就有了自己独立的轨迹。

而这独立的轨迹，反过在从属于它的个体身上烙下鲜明的烙印。

很简单，举个例子:A和B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而需要合作办一件事，为了办成这件事，他们两个人共同组建了一个公司。

自然，这个公司作为两个人的合作产物，在公司的组成、公司的方向、公司的决策等等各个方面，都有A、B两个人鲜明的个人印记，都可以从中看出A或者B的个性。

后来，为了公司有一个正规的发展，他们就必须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

这个规章制度，在制定之初，也留下了A、B两个鲜明的个性。

比如，由于这两个人都爱睡懒觉，所以，在何时上班这一问题上，两人达成共识，规定他们公司上班的时间是上午10点。这样，他们干了一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后来，随着时间推移，责任心的增长，A的工作干劲大为提高，而且生活规律也发生了变化，这时，他已经能够早上8点就起床了。而B则老习惯没变。这个时候，A和B在作息时间这一点上就有了分歧。有了分歧怎么办?为了工作，必须协调。(www.chuimin.cn)

这样，他们进行了磋商，最后认为，已经制定了的规章制度是不能轻易改的，因为这一条一改，其它的也就可以随便改了，这样就失去了规章制度的严肃性。所以，A只好服从规章制度，仍然10点上班。这样日子一长，他为了适应制度，也就逐渐地回到了原先的老习惯，也就是晚起。

这就是人服从于自己制度的规范的例子。

人作用于文化，文化反作用于人。

这就是作用与反作用。

所以，不同气质的人，形成了不同气质的民族和国家;反过来，不同气质的民族与国家，也产生了不同气质的人。

以上是从外在的方面来分析气质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现在，我们再从外在的方面来看看。

外在的方面，指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由于其居住的位置、所处环境的气候、水土等等自然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整体风格。又由于这不同的整体风格，反过来影响了它的成员的气质。

这不是从人的心理出发来分析，而是从人的生理出发来分析;这也不是从人的生存状态来分析，而是从人的生存环境来分析。

一个从小体弱多病的人的气质，与一个从小体格强壮的人的气质，一定是不同的;

一个出生于贫困山区的砍柴少年，其气质一定不同于一个出身于大都市优越条件下的中学生。

一个民族在形成之初，如果客观上是体质弱的人在数量上与力量上占了优势，那么，这个民族的发展方向就是弱势的，因为它的文化是看重弱者，摒弃强者的。它的民族发展的方针将是类似老庄哲学中的那种“无为”而治。而在这种方针的基础上，它会产生与它相应的哲学、文学等各种学科。这些文化鼓励柔弱、赞美柔弱，而贬低强壮、压抑强壮。

反过来，如果一个民族在形成之初，客观上是体质强的人在数量与力量上占了优势，那么，一切都与上面那个民族相反。

其它也一样。有的民族鼓励竞争，因而形成发达的商业;有的民族提倡内敛，因而农业发达。有的民族尚武，因而内战外战不断;有的民族崇文，因而风度文雅。等等等等。

具体的看，比如，中华民族是个讲求礼仪的民族，而日本民族则是尚武的;印度民族农业发达，而英吉利民族则商业发达。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都是显而易见的。

而一个民族的整体风格一旦形成，反过来，它又要影响后来韵成员了。它要使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服从这个民族或这个国家已有的规范、已有习俗等等。

比如，中华民族既然是个讲求礼仪的民族，那么，气质上急躁、好斗、动不动就打架的尚武风格就是要排斥和批判的;反之，日本大和民族既然是个好斗的民族，那么，过分谦虚、礼让，则会遭受摒弃。

如此等等。

这也是个人气质与民族、国家的作用与反作用。

而由于地理位置、环境气候等外在条件的不同，而使得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整体风格不同，也是一个事实。

以前有人曾经把中华文明称之为“黄色文明”，而把西方文明称之为“蓝色文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华民族生活在一片黄土地当中，而西方人则生活在蓝色的大海边。

由于长期生活在黄土地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中华民族自足、封闭的生活习惯，也形成了民族成员内敛、沉静、稳重的气质特点。

而长期生活在海边的欧洲人，随着大海的潮涨潮落而对大海的伟大神秘产生了想往之情，久而久之，形成了他们民族对外联系、向外进发的渴望，和民族成员外向、浮躁的气质特点。

还有，生活在崇山峻岭间的狩猎民族与生活在江边的捕渔民族，其民族成员的气质也自然是不同的，前者热烈进取，后者平和宁静;

还有，生活在热带地区的民族和生活在冰雪地带的民族，其民族成员的气质也是不同的，前者躁动、不安稳，后者冷静、安定。

等等等等。

所以，俗语的一方水土一方人，讲的就是这个理儿吧。

让我们再举几个有关的例子:

有一位英国心理学家曾亲身经历过一个有趣的事儿。

当时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时。这位英国心理学家有两个姐姐，是一对双胞胎，在她们20岁的时候，她们的气质还非常接近，都开朗活泼、潇洒大方。后来，一个姐姐跟随爸妈去了印度，而另一个姐姐和他一起留在英国，同他们祖父母生活在一起。

才短短一年，这位当时还没有成为心理学家的未来英国心理学家就发现自己的两个姐姐已有了不同。

又过去二年，这位未来英国心理学家发现两个姐姐的不同之外在增加。

又过去五年，这位年轻的心理学家发现，这两个姐姐长得虽然还是一模一样，气质已有天壤之别了。

正是这个发现促使他去研究不同的生活环境对人的气质的影响。

后来，他接触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无数个人士，发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都多多少少会带有他所属的那个民族、国家、地区的整体烙印。

他曾说:“我要是生活在日本，我还会是我吗?”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曾有过一些引起过轰动的特殊的人。

狼孩就是其中一个。

这个孩子，是个人，是人类的孩子，他的长相，就是人的长相，可是，他的气质、脾性，却是狼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狼群当中。他是由母狼喂大、养大的。

长期的狼的生活环境，使他由人变成了“狼”。

二战期间，为什么希特勒有那么多狂热的追随者?难道那么大的一个民族，真的没有一个清醒的旁观者?我们不否认这样的旁观者存在，但是我们更不能否认一个铁的事实:那就是，当时，几乎是全民一致地处于狂热之中。

就是一个最不能为环境所左右的独立独行者，也会变得狂热起来。

连大哲学家海德格尔也表示拥护希特勒。

这就是环境、氛围，对人的强大影响。

如果这种环境、这种氛围时间久长的话，它就要对人的气质产生影响了。

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狂热持续几年，那么，几年之后，即便原先他是一个抑郁质的人，现在，他不成为一个胆汁质或多血质的人几乎是不可能了。

反之，如果一个原本是个胆汁质或多血质的人，在一座地牢里独自一个被关了十年，那么，出来之后，他多半已变成个粘液质或抑郁质的人了。

一个人生长的环境能对人的气质的形成产生这样的影响，那么，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对一个人的气质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要强调说明的是，气质没有孰优孰劣之分，所谓气质好与气质坏，都是相对的说法，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各有利弊的，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一个民族性格就一定好，另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就一定不好。

比如，当初帝国主义列强侵犯我们，的确不好，是应该讨伐的，但不能由此说他们那种外向的、进取的民族气质不好，因为，正是这种民族气质，给他们带来了经济的腾飞与民族的振兴。

再比如我们中华民族，由于长期的封闭、内倾、沉稳，使得我们的经济长期落后，但不能据此说我们的民族气质不好。

因为，我们的这种气质，恰恰正是人类的美德所在，是应该发扬的，只不过过去由于我们没能好好利用这种美德，而是把它用错了地方，才致使长期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处于落后挨打的被动境地。

而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们不用改变自己的民族气质，而恰恰是合理地利用我们自己的所长，避开我们的所短，才使得国家开始走向和平、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