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渠流润：唐徕渠历史与新貌，掠影河套开发

第一节　“河套”开发掠影

唐徕渠地处古老的河套灌区。河套，是黄河上游的一个地理概念。宁夏引黄灌区，是河套大灌区的一个组成部分。黄河从甘肃省黑山峡流入宁夏，流经中卫、中宁、青铜峡、吴忠、灵武、永宁、银川、贺兰、平罗、石嘴山等市县和几个大型国营农场，流长397公里。宁夏引黄灌区，因据河套西部和上游，又被称为西套或前套，其在宁夏境内，按地理位置又分为卫宁灌区、青铜峡灌区（包括河东、河西灌区）和陶乐灌区。灌区南北长320余公里，东西最宽40公里，沿黄河两岸呈一狭长地带，总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海拔高程在1090米～1230米之间。黄河比降由上而下为1／1100～1／6000。宁夏段黄河水量丰沛，年过境水量320亿立方米。目前灌溉农田面积为573.89万亩（不包括扬水灌溉）。

一、河套的由来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发源于青海省玛曲（约古宗列渠），从巴颜喀拉山脉雅拉达泽山麓和卡日曲流出各恣雅山麓，在鄂陵湖附近汇合，然后从青海省流向四川省，再由四川省进入甘肃省，经甘肃省中、东部冲入黄土高原。从此，河水带着丰富的泥沙，如同金色的洪流，一路昂首向东，浩浩荡荡，斩山辟谷，穿越荒原、大漠，流经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计9省区，最后由山东省利津市汇入大海（渤海）。黄河在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以上属于上游，流长3472公里。

从广义上说，黄河在其上游区段的甘肃、宁夏、内蒙古和陕西、山西5省区境内形成一个马鞍形的大弯曲，其中从宁夏中卫市沙坡头起，至内蒙古清水河喇嘛湾止，被称为“河套”。因形似游牧民族驯马中使用的套马索，故名。河套灌区的总面积约有3.4万平方公里。由宁夏平原、后套平原（又称五原—陕坝平原）、前套平原（又称土默特平原）组成。河套地区在历史上又曾称“河南地”，是一大片广阔无垠肥沃的黄河冲积平原，所以在地理上又称作河套平原。早在秦汉时代，中原王朝就把大批内地民众迁徙到这里进行屯垦戍边，至少河套平原在那时就得到大规模开发，农牧业生产发展水平居全国领先地位，时人曾赞誉“河南地”为“新秦中”。当时陕西渭河灌区的八百里秦川为天下首富地区，有“得关中（秦中）者得天下”之说，而河套灌区的成功开发，有再造一个关中天府的意思，故被誉为“新秦中”，是那时富裕和“新贵”的代名词。

从狭义上说，所谓河套，是指黄河从宁夏牛首山与贺兰山之间的青铜峡出口“入套”算起（亦有银川横城堡入套说），北流经贺兰山东麓，阴山以南至芦芽山以西，再东折至内蒙古托克托县，又南折至陕西省府谷县黄甫川“出套”为止（亦有山西省偏关出套说），河水走向所形成的“几”字形的大弯曲地区称为河套，总称为河套平原。甚至也有狭指河套仅谓内蒙古境内的黄灌区。1999年9月版《辞海》对河套的解释是：“指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的黄河沿岸地区。因黄河由此流成一个大弯曲，故名。以乌拉山为界，东为前套，西为后套。又称黄河以南、长城以北的地区为前套，和黄河北岸的后套相对称。主要是黄河冲积平原。自古灌溉农业发达，沟渠纵横，素称‘塞上江南’，为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河套”这一地理概念的形成，最初出现于明朝。据清朝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编修的《河套志·李绂序》说：“其地三面距河，明称为河套。”而明朝又于何代形成这个地理概念并叫出这一大区的地名呢？经查考《明实录》，“河套”作为一个特定的地理概念名称，首次出现于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五月壬戌。当时朝廷在给宁夏总兵张泰所颁敕文中写道：“有延绥来者言，今春鞑贼过河犯宁夏，因冻解有数千人不能还，尚在黄河套里时来抢掠。”^［1］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十二月丁亥，又有“镇守宁夏太监王清曾搜河套……遍历河套搜寻所在，并力擒捕，捣其巢穴，绝其种类”^［2］的记载。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闰三月乙酉又记：“兵部言虏贼毛里孩尚在河套窥伺。”^［3］七年（公元1471年）十二月乙未，兵部奏：“虏寇由花马池、定边寇宁夏……缘此寇潜住河套日久困甚，臣等料其必入寇。”^［4］八年（公元1472年）二月乙酉，兵部尚书白圭曾上书言：“必须于明年二月大举搜剿河套，庶收一劳永逸之功。”^［5］从《明实录》的记载中分析，“河套”名称约出现在正统初（公元1436年～1438年），到景泰、天顺年间（公元1450年～1464年）才普遍使用。这从《明孝宗实录》记录都察院左都御史马文升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五月甲子给朝廷的奏章中可以看出。他在奏章中，先追述了河套的历史，当述至明朝时，他写道：“（对于河套地区），我朝立行都司，太宗文皇帝命官镇守。正统初，虏酋朵儿只伯为患，赖靖远伯王骥、定西侯蒋贵克平之。天顺间，孛来、毛里孩为患，诱败宁夏副总兵仇廉，丧师数万，自是虏入河套寇抄不已。”^［6］14年以后，南京刑部员外郎李祚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十二月乙丑，在给朝廷关于经营河套的上书中，也是首先回顾了周与汉唐以来，中原王朝经营河套成败得失的历史。在讲到明朝时，他说：“我朝正统己巳之变，虏从大同入……宋西北二害，我朝实兼之……天黄河为华夷大限，今弃之夷狄，失中国险……使虏据之以为巢穴……”^［7］前后两位大臣对河套的论述，一致认为河套形势的变化起于“正统初”“正统己巳”（即正统末年和景泰初年之交）。可见，河套问题引起明廷的关注，当在正统朝，其河套名称的出现，亦应在此时。从此以后，明史相关书籍和资料中才大量出现“河套”而不绝于史书。

二、河套自然地理

河套是以黄河上游前段走向的大弯曲而得名的，史书中又称为“北河”“上河”和“西河”，其西部有贺兰山，北部有狼山、阴山，东部有晋西北的芦芽山。三面大山所环绕的黄河冲积与山脉洪积扇形成的大平原，总称为河套平原。

河套大地的陆基，形成于距今38亿年～17亿年前的太古宙至古元古代末期。当时地球上的华北板块生成，河套地区的陆基结果体与华北板块同生。在史前自然史的地质年代时期，这里长期都是大片湿地湖沼、森林茂密的地方。到了1亿多年前的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地壳运动之际，河套古陆地东、西不均衡抬升，使得西部和北部的贺兰山、阴山山脉以及南部的鄂尔多斯高原不等高地隆起，同时在中部的地质构造上又形成一条大的断裂带，并造成一些带状的断陷大地沟和盆地。在水向低处流的自然规律支配下，这一地区原来大量的河湖水系，均向中部断裂带和低洼的盆地流聚，于是形成一段一段的带形水系。然后又因水满自寻出路，向更低洼的地方冲去，于是慢慢又将环绕鄂尔多斯高原和贺兰山、阴山之间的一段段水系连接起来，这就是古黄河的雏形。当然，那时还没有出现黄河的名称，史书往往称之为“大水”“河水”和“大河”。最后，再经过亿万年的淤积，河道两岸就形成了由北方风沙、河水泥沙和山脉洪积汇合的洪积冲积平原。大约在1万年前新生代第四纪全新世时代，终于形成了河水曲折回还绕流于山、原之间的一大片独特的冲积平原的自然地理面貌，后人称这里为“河套”或“河套平原”。(www.chuimin.cn)

在远古时期，河套大地形成之初，这里是一个大的海湾。气候温湿，雨量丰沛，湖泊遍地，林木茂盛，植被良好，是非常适宜古人类生息、繁衍的地区。今天，这一区域内发现了大量分布广泛的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就是证明。古河套地区这一气候特点，中间虽有几次波动（寒冷期），但总的趋势，一直到唐宋时期，仍然是以温暖期为主，^［8］加上水资源丰富，所以河套地区基本上是一个有利于农牧生产的塞上沃区。

河套，背山面河，西有贺兰山、北有阴山山脉横亘，有效阻挡了西伯利亚的寒流和北方的风沙，同时又将东南沿海带有大量水分的气流阻留在套内，所以河套虽然处在黄土高原、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和阿拉善高原交汇地区，又被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和库布其沙漠等大小沙漠所包围，但同时又有沿黄河绿洲带的连片分布，形成沟渠成网，林木成荫，田连阡陌，年种年收，无旱涝之患的“塞上江南”景观。民间也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

三、河套开发史略

河套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不仅是动植物生长的天堂，也是古人类劳作、生活、繁衍的理想家园。大约在第四纪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时代，古人类就已经在河套大地出现了，这就是被学术界所称的“河套人”。于是河套地区的历史便由自然史阶段跨入到社会史的新阶段。据考古学家研究，人类在河套地区的生活，可追溯到距今100万年前，其间经历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50万年~1万年前）、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年~4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早期青铜文化3个时期，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的夏朝跨进新文明时代。这时的河套地区，是中国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部落方国的活动范围，这一地区在史书上往往被统称为朔方。朔方，即北方，是指中央王朝中心地区（京畿）以北的地方，而并不是具体的地名概念，或指北方的小方国（部落）。所以不同的时期，朔方所指，应该是不同的地域。但是，从总体上来说，黄河中上游的燕北、晋北、陕北和宁夏都可以包括在朔方的大地理区域之内。正因为如此，史书也多称北方游牧民族为鬼方、邛方等。

中国历史上远古时代称为“方”的游牧民族，也随时代不同而异代异称，或转音称异。诸如薰育、猃狁、狄、戎（犬戎）和匈奴等，都是这些同源民族变文而呼的异代异称。他们的发祥地和活动中心就是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所以，河套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老家。当然，他们也是河套开发的先驱者。后来的汉文化史籍中，往往忽略了这一基本历史事实，这不仅是片面的，也是在有意无意中所犯的一个错误。

从战国时期开始，北方各游牧民族被匈奴民族统一起来，并在河套地区的头曼城（今内蒙古五原县境内）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中心，成长为一个强大的汗国。匈奴游牧民族号称“控弦30万”，其铁骑不断南犯，与中原“冠带”之国的“带甲之士”经常发生战争。从战国开始到秦汉间，中原王朝一边与匈奴作战，一边大修长城，企图将游牧民族阻隔在长城一线之外，并用行政手段把关中、内地的大量人口和农业生产方式强行推进到长城沿线，这在客观上又促进了农业经济与牧业经济、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从而推动了北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原农业生产方式向北推移，进入河套平原的时间，始于秦朝。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命大将军蒙恬率10万大军北逐匈奴，夺取“河南地”，“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9］并把战国时秦国、赵国、燕国分别修筑的长城补修连接成一线，向东西扩展为史书所称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接着又渡河占领高阙、阳山、北假中，择要筑亭障驻守。还从京城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境内）修“直道”（堪称古代高速公路），直通黄河北。^［10］至此，河套地区完全纳入秦朝的版图，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也随之在河套展开。但是，仅仅时隔四五年时间，到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少子胡亥发动宫廷政变，矫诏害死太子扶苏和大将军蒙恬，篡夺皇位，史称秦二世。又过了二三年时间，因为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爆发，从而引起列国旧诸侯残余势力纷纷起兵，逐鹿中原，天下大乱。于是北方屯戍军民大批逃散，防务空虚，匈奴势力得以乘机重新返回河南故地，河套地区又成为游牧民族的牧场，农业开发半途夭折，秦朝在河套地区的农业开发只拉开序幕就收场了。

农业经济从河套地区退出的时间一直延续到西汉前期，直到汉武帝刘彻继位后，他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到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对匈奴用兵长达45年之久，终于造成匈奴汗国内部分裂，一部分降汉，大部分被迫西迁，河套地区再一次收归中原王朝管理，从而畜牧经济再次让位于农业经济。汉廷在河南地设立朔方、北地、五原等郡和朔方刺史部，大规模移民到河套地区进行农业开发。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11］。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12］。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于“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13］。农业开发的基础工作就是大兴水利。据《史记·匈奴传》记载：“汉延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河套地区一些著名的古灌渠，大多开凿于这一时期。西汉中期，河套平原得到空前规模的大开发，国家对移民和垦殖的优惠政策也非常具体、实用，因而取得的成绩也是巨大的。它既解决了戍边的兵源问题，同时还使国防经费和物资供应得以就地供给。原先北边的军粮和物资供给主要是从山东“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14］。现在，从内地转运的人力、物力和途中消耗都省去了，给百姓解决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劳役之苦，也给国家财政节省了大量经费，而且移民们在边地也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公私两利，官民皆大欢喜。所以，河套地区“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继续享有“新秦中”的盛名，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的繁荣景象。^［15］

河套地区的开发，持续到东汉时期开始走下坡路。到十六国和南北朝期间，北方局势大乱，各少数民族政权相继出现，最后由突厥族建立的汗国统一大漠南北。河套地区在突厥汗国的控制下，农业经济又一次被畜牧业经济所代替。其间农业开发虽在北魏政权期间有短暂的恢复和发展，但总体上仍处于逆转的形势。直到隋唐王朝，河套地区才又重新回到农业经济的轨道上，从而进入又一轮大开发、大发展的新时期，使河套经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唐朝以后，不管是中原王朝主宰北边，还是少数民族控制北方，各个民族都已学会了农业生产技能，尤其是统治阶级也已认识到农业开发在河套地区的重要性，所以河套平原已成为农牧业经济齐头并进和高度发达的地区。后来无论西夏党项族割据时期，还是在蒙元政权下，抑或是明代蒙古族控制河套大部分地区的年代，他们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因而移民屯垦，大兴水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直至清代和中华民国以后，对于河套地区的开发，各自都有许多建树。河套已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农牧业生产基地，对中央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