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蓝大王陈玉书：商旅生涯一传奇

王蔚

景泰蓝大王陈玉书，在香港发展迄今整整二十年，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地盘工人跃升至今天的地位，整个历史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陈玉书祖籍福建省仙游县，1941年生于印度尼西亚泗水，是第三代华侨，他外祖父在晚清时已移民印尼泗水，外祖伯是当地五大华裔巨富之一，陈玉书的母亲是大女儿，极孝顺，深得外祖母宠爱，舍不得嫁出去，于是便“招郎入舍”，陈玉书的父亲本姓许，十六岁时，在乡亲的介绍下，由友人拿照片给未来的岳父岳母，他们看了很喜欢，便定为准女婿，后来他就随其岳父改姓陈，他的母亲改姓许。

陈玉书自幼生长在一个爱国华侨的家庭中，进的是爱国学校，念的是爱国书籍，唱的是爱国歌曲，生活在一个爱国的环境中，并由此树立起爱国的信念。

1960年陈玉书十九岁时，只身一人，抛弃了富裕的家庭生活，离别了哺育自己的山水和亲人故友，漂洋过海，回到早已向往的祖国，到北京后，先进了华侨补习学校，后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1964年大学毕业后，到农村劳动锻炼一年，后被分配到北京颐和园附近的西颐中学任教历史，前后七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文革”动乱，打破陈玉书为祖国培养青年一代的良好愿望，他作为海外华侨和资本家的儿子，受到了冲击，饱经磨难。

1972年，经过申请，陈玉书获得了有关部门的单程通行证，口袋里装着中国外汇局兑换给他的仅有五十元港币，南下香港闯天下，那时，他的岳丈在香港做生意，求战心切的陈玉书，下车伊始，就立即向老丈人自动请缨，要求得到一份工作。

当时，陈氏正当而立之年，精力旺盛，心像火似的炽热，恨不得马上就能投入工作，尽早赚钱，得到发展，所以，当他到港第四天，已成为每月底薪八百元的启德机场填海的地盘工人了，他与一般新移民有着共同的特点：包袱少，毛病少，既不打牌，又不赌狗跑马，只知道一个劲儿地苦干、实干、拼命干！

陈玉书虽然为找到一份收入不俗的工作而欢欣鼓舞，但他同时亦清楚地意识到，要在香港这样的社会生存，要想有所发展，单靠打工是不行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要想真正干出一番事业来，就必须认识，了解资本主义，然后依据它的经济法则去做，才能成功。

可是，摆在陈玉书面前的却有两大障碍：一是缺乏资本；二是本地情况不熟，唯有节省每一毛钱，积蓄资本。当时他已有了工作，经济上并不算困难，但他对每一毛钱都极为重视，他每天早晨，从北角乘轮渡到观塘去上班，从不花两毛钱坐在楼上，而是只花一毛钱坐在楼下的三等舱，午饭则啃面包，喝开水，连饭盒也舍不得买。生活虽然克勤克俭，但他的目的十分明确，节省每一毛钱，都是为了发展而积累资本。不仅如此，他连看报纸也舍不得花钱去买，而是身在船中，眼观六路，等到船靠码头，把乘客遗下的报纸拣走。有时运气好，其间还会夹带一两本杂志，那更使他如获至宝，极为开心。他还经常为节省两毛钱车资，不惜徒步从中环走到西环。他之所以如此坚持勤俭作风，是因他坚信陆游的古训：“天下之事，常成于勤俭而败于奢靡。”

他每天收工之后回到家里，虽然浑身筋疲力尽，但仍坚持把从船上拣来的报刊，如饥似渴地仔细阅读。这样，既学到不少知识，又学到一些广东话。这对于了解香港的情况、和香港人打成一片，互相沟通，以及未来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作用。

数月之后，陈玉书的太太亦带了女儿来港，一家人得以团聚。当时的日子虽然清苦，但在香港这个新环境中靠了自食其力来生活，倒是乐也融融。

为了帮补家计，陈妻坐在家中穿珠子，七毛钱穿一打。后来她有幸在香港福建中学得到一个教席，情况更加好转。

填海工程结束后，陈玉书便告失业，这令他第一次尝到了失业的彷徨。那种惶恐不安焦虑无助的心态，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幸好天无绝人之路，他的岳父给他介绍了一个国货公司仓库管理员的职位，月薪四百元，另加津贴一百二十元。在七十年代，香港的经济不是很好，找工作十分艰难，因此陈玉书说，他当时那种快慰，可谓毕生难忘。

陈玉书获得了来之不易的仓库管理员工作后，上班头一天，就以极大的热情，把仓库打扫得干干净净，地板擦得光可鉴人，把工具、桌椅放得整整齐齐。在那里，他竭尽全力去做，力图以优异的成绩、高效率去赢取老板的信任，以防再一次遭受失业的打击。在工作中，他虽然只穿背心裤视，跟车送货，但心里却丝毫没有羞惭的感觉，什么大学生、世家子弟的虚名都通统抛掉，求生存最现实。

陈玉书认为，人的机遇，各有不同。尽管人们无法找到变幻莫测的机遇的客观规律，但有一点似乎无可置疑，那就是，因果规律在机遇中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975年一天的傍晚，陈玉书带女儿到维多利亚公园游玩，见到一个妇女正推着儿童车，不久她又将孩子抱上秋千，由于体弱无力，几次都无法把秋千荡起来。于是陈立刻上前帮她一把力，把孩子荡得高高的，因而母子二人都高兴得眉飞色舞。在闲聊中，才知道她是印尼故乡一名警察之女，亦是印尼驻港总领事馆高级官员的华裔夫人。他们二人同声同气异地相识颇为投契，后来事实证明，这一次偶然的际遇，竟根本改变了陈玉书一生命运，因为她给陈创造了一个为印尼华侨商人办理商业签证手续的赚钱机会。

正所谓时来运到冲天飞，得来全不费功夫。机会终于出现了。有一天，陈玉书遇见一位印尼华侨朋友，在谈话时那人无意中透露，他正为得不到印尼领事馆商业签证而烦恼。见义勇为的陈玉书突然想起在公园里见到的那位印尼领事馆高官的夫人，便毛遂自荐，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帮忙走一趟，看看能否疏通。这位印尼华侨商人听后，恰似绝处逢生，兴奋异常，一再嘱托尽快去办，并答应事成之后，一定重重酬谢。随后经陈前往说项，那位夫人及其丈夫都是很重情义之人，根本没费什么口舌，竟然顺利地拿到了商业签证，而且还是按照旧税率课低税。那位华侨商人在感激之余，给予陈玉书五万元港币酬金，令陈喜出望外。因为五万元在当时可算得一笔巨款，是陈氏月薪四百元的一百二十五倍，等于他十年零五个月的工资。这笔财富，就构成了陈玉书后来创业的本钱，为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陈玉书慨叹道：“俗话说，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发财的机遇，有时是你做梦也想不到的。

陈玉书为别人办签证获得巨额酬金后，“食髓知味”，开始尝到做生意的甜头，感到自己是有出头之日了，于是，他白天继续在国货公司当仓库管理员，业余时间则衣冠楚楚，为别人申请签证，周旋于上流社会，为自己事业的发展积聚力量。一段时间后他熟悉了商务签证工作和印尼市场的情况，还结识了不少生意人。

1976年，陈氏向其岳父请辞，离了仓库，不再送货，但实际上仍借用岳父公司的地址、电话、电传，他只花了一点商业登记费，领取了一个“繁荣公司”的营业牌照，成立了一间没有“庙”的皮包公司，开始了“商旅生涯”的初级阶段。他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具有流窜性质，是名副其实的“游击战”，什么生意都干，见缝插针，无所不包，既无经常费用开支，也没有职员和固定地址，自身扮演独行侠的角色。这时，他经营福建乌龙茶、广州半导体收音机等中国商品的出口推销。

但皮包公司毕竟是商业经营的游击战，资本有限，“信誉筹码”低，难以全面拓展贸易，实际上由于没有写字间这座“庙”，有的客户就不肯再跟陈签订合同。事业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由皮包公司的游击战阶段转为建立“庙”的初级阵地战阶段。恰巧他的一位朋友，在上环苏杭街有间五百尺左右的写字间，慷慨割爱转让给他，每月租金才一千多元，而且办公用品一应俱全。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有固定地址的公司，职员较少，固定资本不多，生意以转手买卖订单为主，仍然是什么生意都做。过去没有“庙”，固然难以全面拓展贸易，现在公司建立了，却又驮着沉重的包袱要负担。一个是香港繁荣公司的经常费开支，另一个是陈在外地住宿、交通、应酬、送礼等等开支，如果仅仅依靠过去经营的几种商品赚钱，是远远不能承担现实的全部开销的。若是经营范围不迅速拓展，经济效益不大幅度提高，“庙”就会逐渐“香火冷落”，经济上就会越来越穷。经济事业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商业经营由初级阵地战阶段转变为第三阶段的阵地战。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把“庙”搞得香火旺盛，祭品亦多，特别是要有一、二种自己的“拳头产品”，使得远近慕名而来的拜祭者络绎不绝。这样，生意才能做得大，做得稳，做得久。这种拳头商品，即皇牌商品，可作为企业最具号召力的标志。这时，陈经营的已经有上海的蝴蝶牌缝纫机、永久牌自行车等拳头商品，他说建立商品阵地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身对商品的认识，建立信用和巩固客商对公司的信心，改变游击的习气，减少疲于奔命找货源、找客路的窘况。以上经营商业的“三阶段论”就是陈玉书先生总结的自身的理论和实践。

经过一番艰苦经营，繁荣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宽广了，其货源不仅仅局限在广州、深圳，而且开始向内地拓展，从南京一路伸延到上海；不仅经营中国商品，而且还进入到国际市场，并代表内地去台湾洽谈动辄上百万美元的生意。1978年，陈玉书赚得了第一个一百万元。

但是，商场之上绝非都是坦途，遇到挫折和失败可说是在所难免。1980年陈玉书在一宗生意中由于用人不当和缺乏经验，经历过一次险遭灭顶的大灾难。陈待为上宾与之合作的两个香港纺织“专业人士”，竟然同某一地区一家厂商勾结起来，对陈施行“瞒天过海”的手法，策划了一个周密的大骗局。经这两个港商办往大陆一批涤纶丝、尼龙等化学纤维，总价数百万美元全部交齐后，货物运往大陆，经检验，质地十分恶劣，验出的报告单有的写道：百分之九十六点零八是次货、烂货、仓底货，是废布一堆！大陆一方要求索赔，而那个厂商却宣布“破产”，逃之夭夭。惨哉！陈玉书作为中间人，喃喃自语道：“完了，一切都完了！”他不得不承担起赔偿的责任，背上二百多万元的债项，幸而获得大陆方面准予分期偿还，总算度过了危机。

不做生意人，只知道做生意能发财，却不知道从商者的艰辛和苦难。这笔生意的惨败，使得陈玉书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夜阑人静时，他总是独自一人回想着，回想着。他痛定思痛，深深懂得了做生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有着高度清醒的控制全局的能力。如果不能洞察对方，不能驾驭自己的伙计和合作人，随时占据主动权，那么失败只是迟早问题。

陈玉书经历过许多挫折，但是他没有从逆境中倒下来。他说：“挫折对于我，是保全实力的测验。我把这次的失败看成是走向成功的一阶。”

就陈玉书而言，从地盘工人、仓库管理员、皮包公司，进而有“庙”打“阵地战”，再到有拳头商品。这一段历程，经受不少挫折，也赚了一些钱，但不过是维持生存，使生活得以改善罢了，还算不上发迹！

陈玉书的真正发达，全靠三次“大战役”。这几次大机遇，构成了陈玉书人生之路的转折点。而这种转折点，往往是在最危困的时候出现的。他引用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陈玉书在那次贸易惨败后，唯有寻求他途发展，于是跑出去碰一碰机会，希望能有所斩获。在朋友的介绍下，做起景泰蓝生意，由于场面搞得太大，入不敷出，亮起危险的红灯。就在这个时候，陈玉书获悉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北京景泰蓝准备削价大清仓！是福呢，还是祸？

当时，正值世界景泰蓝市场不景气，北京的景泰蓝也面临乌云盖顶的时期。这种形势，对一般的景泰蓝商人而言，不啻是一场大难临头，但在陈玉书看来，恰恰相反，这正是他一生中难逢的绝好转机。因为唯有在这个时期北京工艺品公司才会把积压的大批库存以“跳楼货”廉价抛出，若在平时，想打个七折八折的也够你磨嘴皮了。陈玉书利用市场供求规律所造成的买方优势，趁机成功压价，以现金四五折全部购入仓货。其实陈氏当时手头上只有二十五万元流动资金，但他以胆识和气魄，签下了这份一千万元人民币的包销合约。

陈玉书之所以敢于签订合约，绝非偶然或侥幸，而是凭借他的魄力、眼光、经验，以及对客观形势的冷静分析。他认定，景泰蓝的销售困难，在当时只是进入它暂时的低谷阶段，而并非处于绝境。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情况就会好转。所以，在那样悲观气氛弥漫的时刻，他竟然买下别人所不敢买的那一千万元的库存，形势造成非他莫属。他说，此为“天时”之利。陈又是一个有决心、有销售能力的港商，占据“地利”之便。至于“人和”，陈的条件也相当优越，也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上面有星，公司有佛，科室有人，自己成仁。”

经过这一役，陈玉书实际上把北京的景泰蓝仓库搬来香港，在北京工艺品公司没有新货注入以前，国外的零售商，只能向陈的繁荣公司靠拢，因为只有繁荣公司货品最多、最全、最便宜。因此繁荣公司就由一个普通的小公司变为“大而全”的独一无二的景泰蓝垄断公司。这样，陈在同行内的声誉空前大振，由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商人，一跃而变成为“景泰蓝大王”，不仅还清所欠的债项，而且可向中资银行毋须抵押便举债逾千万元，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的三大特种工艺品，除北京的景泰蓝外，就是福州的脱胎漆器，和江西景德镇的瓷器。陈玉书从日本制造无胎七宝烧碗获得启发和灵感，认为这好似上述三大工艺品的融合。于是他在外贸朋友的协助下，和北京工人一起发明制造了中国的“脱胎景泰蓝”，这亦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如今在工艺品的宝库中，又增加新的一类——中华脱胎景泰蓝。它具有北京景泰蓝的传统优点，又更实用、更美观，而在产品的领域上却更广泛。景泰蓝的开发正在于“日用化、实用化、现代化”，陈玉书将打火机、钟表、墨水笔等景泰蓝化。这就使“传统化”加上了“现代化”，而“现代化”又加“实用化”、“日用化”，又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工艺大放异彩，产品备受欧美及日本市场欢迎。(www.chuimin.cn)

景泰蓝一役只令陈玉书积累了资本成为小富，真正令他开始跻身富豪行列的，却是进军房地产的第二战役。进入八十年代，香港房地产有较大的波动，曾经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1982年，香港房地产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出现了不景气的状况，1983年9月后陷入了全面性低潮。无论是房地产成交宗数还是总金额都显著下降，仅工业地价在上半年就比81年底跌了百分之六十左右，再加上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尚无结果，1983年上半年房地产情况更为恶化，下半年虽有所好转，但从全年的交易情况看，土地买卖总额仅四十七亿八千万港元，比82年减少百分之三十四，楼宇交易总额为二百三十九亿五千万港元，比82的减少百分之二十四。

此时，陈玉书凭借对世界经济形势的认识，和对香港前途的信心，根据房地产正处于低潮的情况，利用购买一千万元景泰蓝而信用证签订偿还期尚有一百八十天的空当时间，见缝插针将回笼资金和赚来的利润一起不断投入房地产，购入多座楼宇。所购入的物业，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住宅，包括普通住宅和别墅式住宅，如百德新街、北角、锦绣花园、白沙湾、九龙塘等；二是工商业用房，如红磡商业中心、沙田仓库等；三是接待友人的公寓，如尖沙咀柯士甸道、九龙塘喇沙利道等；四是商品房，如湾仔等地的单位。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以及1984年9月《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香港政治前途趋于稳定，地产商在香港投资信心重新提高。1985年和1986年成为香港房地产业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最兴旺的两年。仅仅几年时间，陈氏所购置的物业价格飞涨，有的楼宇增值数倍甚至十几倍，使其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拥有大量财富，成为名副其实的富豪。

1984年后，陈玉书更进军深圳，打响了第三战役。当时，深圳特区经济不够景气，有的客商将所购置的房屋转卖他人或要求退货。但陈玉书认为深圳特区有很多优越条件，有特殊政策，发展前途方兴未艾，在地产经营上大有可为，萧条现象只是暂时的，曙光已在前面闪烁。于是，他先后投下一千三百万港元，在深圳核心地带的熙龙大厦购入四个单位，在怡景花园买了七个别墅单位，还在凤凰山等地买下多套房屋。购买的条件都很优惠，一半用外汇支付，先付订金，然后押给银行分期付款。

在这第三战役中，最重要的一仗，是以五百四十万元人民币买进深圳国贸大厦的飞碟厅。随着深圳特区的经济越过谷底，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物业价格飞涨，仅仅飞碟厅市价已达三千八百万元以上，而且当年的汇率，与现时相差甚远，在汇价上陈又赚到可观的数字。陈氏的财富随着物业价格的飞升而一再膨胀，从而积累了更雄厚的资本，实力大增，声誉日益提高，已成为个一声名显赫的亿万富豪了。

这三个战役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事业的发展。陈玉书的繁荣公司于1985年发展为繁荣集团，下面拥有十几间不同性质的附属公司，既是各自独立自负盈亏，又是集团统一安排下的综合性联合企业。目前的繁荣集团，是一个初具规模的立体化集团，力争在几年内实现全部电脑化管理，并统一在九龙金帝行二、三、四、七、十四层办公，这是陈氏所说的“立体化经营的硬件部分”，是看得到摸得着的。它既有利于对各个公司的经济活动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指挥、有协调、有监督和有控制的管理，又起到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作用。商旅，还要靠人，要靠真心实意为公司服务的人才，这就是陈氏所强调的“立体化经营的软件部分”。立体化集团化，就是商旅文化。商旅文化乃是经商之道的最高表现，最高阶段。总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陈玉书的业务已由一间雏形公司，发展到一个大的集团公司，在香港的繁荣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在香港社会中留下了他成功的轨迹。

陈玉书先生很赞赏美籍华人林同炎院士曾说过的一段话：“事业的成功，一定要有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首先是机遇。如果能抓住机遇，就会对你今后发生关键性的作用，使你大有一试身手的可能；第二是才能，它会使失误或错误减到最低的程度；第三是奋进，靠自己创造性的思考，锲而不舍地实干，有韧性，持之以恒。”陈先生认为，这些论述可以说是对成功规律的高度概括。陈本人由一个地盘工人一跃而成为亿万富豪，也正是循着这一共同规律而发迹的。诚然，陈氏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在谈到他的事业成功的诀窍时陈玉书说，首先，要有赚钱意识，要把赚钱或发财看作是自己从事经济活动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这是商人的本质。一些文化人之所以赚不到钱，是因为羞羞答答，或怕这怕那，缺乏经商意识。有了明确的目的，才会有坚决的行动，产生强大的力量。

其次，要善于把握机遇。陈的事业每一阶段的升华，都和机遇有着紧密的联系。他说，如果没有在公园中结识了印尼领事馆的高官夫人，以及由她所提供的为别人办理商业签证手续的机会，就不可能获得五万港币的巨额酬金，就不可能从事商业活动，进而把握几次的机遇，或者说几次商业上的大战役。正是这几次大的机遇，构成了陈玉书成功之路的阶梯。

再次，要积累举办事业的本钱，即资本。资本是做生意不可缺少的，必须竭尽全力去筹集，想当初，陈氏第一笔资本，就是那五万元港币，利用它选择自己熟悉的或朋友熟悉的生意去投资，而不是把赚到的钱，放进银行去生息，“袋袋平安”。所以，要把赚来的钱资本化，要一往直前，不能停步。这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钱的需要。

第四，要有眼光，即才能。做生意要有眼光，它会使投资的失误减少到最低的限度。陈玉书常说：“一个人的成功，不在平时的正确，而在于别人都犯错误的时候他不跟进犯错误。”1982年北京景泰蓝市场受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而不景气，产品积压，销售困难。上边指示处理库存，各单位就不顾售价多少，一个劲儿地清，削价幅度很大，甚至不惜牺牲血本。在这种滞销的情况下，众多景泰蓝商人均不敢大批进货，惟独陈玉书凭自己的知识、眼光和经验，做出正确的判断，一举把北京景泰蓝的库存货全部买下，从而取得了他在商业上的辉煌胜利。

第五，要有奋进的精神。陈玉书说，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他所走的总是崎岖和平坦交错的路程。商场如战场，难免厮杀拼搏。要想取得商战的胜利，要想赚大钱，除了靠资本，靠伙计之外，还要靠指挥商战的手段和艺术。因为没有一笔生意不需要绞尽脑汁，用全部的知识和人生经验去应付的。所以，在赚到一笔钱财，有了一定数量的资本后，还不能松劲，还要一个劲儿地去苦干、实干、百折不挠地干、拼了命去干！赚了钱，想继续发展的话，光靠零星战斗不行，还必须打大战役。一次大战役不够，要有连续作战的精神，要靠几个大战役，才能使你赚大钱，积累雄厚的资本，成为富翁。陈氏既风趣又实在地说：“我是把别人睡懒觉和闲聊的工夫都用在事业上了。”

第六，要有高尚的情操。陈玉书是一位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文化修养和高尚道德情操的爱国商人。他说：有人认为，做生意只要懂得生意经就行了，“情操”和商人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不管你和谁做生意，对方都会首先把你的道德情操作为衡量取舍的重要标准。人们对于一个生活糜烂的商人，是很难给予信任的。所以，陈氏常用儒家格言勉励自己：“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并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中，提炼出戒律自己的原则：“商人最大的敌人，就是女色和赌博。我决不会舍弃自己的理想和事业来换取那片刻的欢乐和刺激。我不愿做一个世俗商人，我也不愿意去追逐那种酒色财气的个人享乐，我认为生命如果消耗在这些方面，实在是可惜。”他还说：“商贸没有国界，但商人却有祖国，有一脉相承而来的文化血缘，这是任何金钱所不能取代的。”

陈玉书的高尚情操还表现为待人以诚。他在友侪中有“及时雨”的称号，不管是新朋还是旧友，遇到困难和问题去找他，他都是竭尽全力予以帮助和解决。这里只举一件事来做印证。1987年10月，陈氏为了一位朋友，曾冒着生命的危险，只身前往一个国家，承担一批尿素的检验和发货起运的工作。在整个过程中，环境复杂，险象环生，经过斗智、斗勇，最终化险为夷，不负所托，实在是一桩令人钦佩的豪情壮举。本来这笔巨额生意与陈玉书没有任何关系，他完全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许多人为此而称他“现代豪侠”。陈玉书则认为，待人至诚，关系就能纵横，任何一个成功的人士，在他背后，必定要有无数朋友帮助才行。大企业家更需要有广泛而良好的人际关系。

此外，陈玉书的成功要素，还有他津津乐道的一条，就是他有个好内助。巴尔扎克说过：“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一个好女人。”中国也有句俗语：“家有贤妻万事兴”。陈玉书说，新移民初到香港，最大的困难和忧虑，就是怕家累，以致分心，不能全力去发展抱负。但他的太太黄柏龄女士不仅不是他工作的障碍，反而是推动他前进的发动器。

在陈受到挫折或失败的时刻，她从不讲风凉话笑他，而是体贴和安慰他；在他烦恼的时候，她只有好言相劝，决不趁火斗气；在他经济拮据的时候，她默默地在家中搞副业，以帮补家计。她是真正把命运和自己丈夫捆绑在一起的女人，生活上是陈的好妻子，事业上是陈的好助手。高尚的情操和忠贞的爱情，强烈的事业心和牺牲精神、献身精神，凝结在他们夫妇共同的生活和共同的奋斗中。陈玉书说：“我之所以能有今天这点成就，首先要归功于她。”

陈玉书先生概括说，由于运气、眼光、拼搏精神、个人情操，及大陆的改革开放等因素，给了他发达的机会，使他从一个地盘工、小商人而成了香港繁荣集团的董事长。今天，陈玉书已是一位腰缠万贯、颇有名望的爱国商人了。有了钱还想什么？陈氏的想法不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而是想对国家、对社会多做贡献。他说：“金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如果只知道赚钱，不知奉献，岂不是名副其实的守财奴么？”他把“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身为亿万富翁的陈玉书，以节俭为荣，以奢华为耻，他平时要求自己极为严格，平易近人，从不显示自己的身份，衣着朴素，反对铺张，午餐时经常和员工一起吃盒饭；外出公干时，在酒店里经常自己清洗衣物，很少送到服务台让人代劳。可是，当国家、社会需要的时候，他从不考虑个人得失，竭力克服困难，不怕险阻，总是满腔热情，毫不犹豫地做出贡献。

1983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刚成立，陈玉书义无反顾地成了第一个捐献者，捐赠了第一部汽车、第一台影印机和第一笔款项。为此，国家副主席王震和民政部长崔乃夫亲自礼聘他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业务顾问”。1989年5月，陈先生又独家资助了该基金会举办的中国首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会。

数年前，陈玉书发现祖国的玩具业尚处在萌芽时期，为了提高中国的玩具生产水平，开拓国外市场，由陈个人出资，招待几位玩具业代表团成员，在香港学习、研究六个月，不但负责他们的吃住，还聘请香港大学一位教授，为他们讲授现代玩具与声、光、电的关系等知识。该团离港之际，陈惟恐他们“入宝山空手而回”，建议他们到市场上去选购各种玩具带回大陆解剖、研究。该批团员们学习有成，设计的玩具逐渐涉足国际市场。

陈玉书深深认识到科学技术要为生产力服务。为了促进祖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培养科技人才，他曾招待清华大学的考察研究代表团二十名成员，分三批来港学习他们研究的内容是“高分辨率显示器”、“逻辑分析器”、“定时讯号处理器”、“微电脑配上眼镜”等四个项目。每一个组的研究为期半年，对清华的科研及教学做出帮助。

陈氏还资助艺术家、艺术团体创作、展览、演出。并为宋庆龄基金会、曹雪芹研究基金会等做出贡献。他还先后为国内捐赠了“平治”、“丰田”等名牌汽车数十部，仅是捐给北京举办的第十一届亚运会，就达十辆十一座的面包车。此外，陈氏还出资六十多万美元，帮助北京工艺品公司、北京首饰公司等机构实现电脑化，令科学技术为生产和管理服务。总之只要有利于祖国，他就满腔热忱给予支持。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陈玉书为中国捐赠已逾二千万元港币。他说：“当我向内地的建设事业捐款时，我觉得此时此刻，我奉献的不光是钱，而是我的一颗心，是我辛苦奋斗的一段人生。”

陈玉书表示：“我觉得有能力为国家、为人类做出贡献，是人生一种快乐，也可以说是一种应尽的义务。”他认为，今天“我对社会责任感应该比以前更强了！想当年，我为得到一分微薄的收入而喜悦，不啻如中了马票一般，可那时即使想为社会作贡献，毕竟是一支小小蜡烛的光，一丈之外就看不见了！现在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成了亿万富翁，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和能力，可以造福于社会。”“爱国，做福利事业”，成了陈玉书人生的宗旨，也是他道德情操的核心。

人生存着总是要干一番事业，要有一个宏伟的目标。陈玉书曾对自己许下宏愿，他要成为“三个大王”——“景泰蓝大王”、“出版大王”、“娱乐大王”。

陈玉书是“景泰蓝大王”已是众所周知。早已执景泰蓝世界销量的牛耳。目前他又提出要搞“大景泰蓝集团”，统一协调、管理、生产、销售景泰蓝的业务，为避免恶性竞争，做到“产销一家亲”，并在欧美各国设立分公司。

陈玉书的第二个宏愿是做一个“出版大王”。他除了是一名出色的商人外，还是一个有名气的作家。他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文学造诣，爱好写作，视写作为人生享受。对于陈玉书的作品，香港著名作家倪匡的评价是：“他在企业上的成就，或许不如他在写作上的成就。”陈玉书的作品经常出现在香港和大陆的报刊，他的名著《商旅生涯不是梦》，是一部出色的自传文学作品，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好评，迄今已印行十四版，风行一时，1990年香港三联书店将它列为十大中文畅销书之榜首。陈先生在此书“再版的话”中写道：“我也接触到内地的年轻人，给我一个印象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享乐主义，可以花天酒地，可以恣意妄为，可见对资本主义认识之肤浅。引导他们正确了解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我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之一。”

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从事文化事业，似乎不是商人所愿为的。有人说，如果希望某人破产，最好劝其去办出版社，但陈氏偏偏不信邪，敢于迎接新的挑战。他在1989年成立了繁荣出版社，三年多来，出版社的业务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并于1991年又成立安定出版社，出版大陆著名作家的作品，目前两间出版社已出书逾百种。

陈玉书撰文写书，进而搞出版发行，其宗旨有三：一是致力于传播弘扬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并力求做到雅俗共赏；二是要促进香港人与内地人的相互了解，繁荣香港的文化事业；三是要促使祖国的和平统一。他认为，中国的统一首先是要有融化思想的统一，传统风格的统一，这是中国统一的内涵，统一的依据，统一的当务之急。特别是在当今世界上，不少国家纷纷闹分裂动荡的非常时期，中华民族一定要而且一定能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这不正需要万众一心都加一把劲吗？所以，陈氏认为，文化出版事业是一项神圣的事业，是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千秋大业。

近年来，陈玉书埋首著书和出版事业，把景泰蓝及其它业务一并交给妻子黄柏龄女士经营，自己则以全部精力为做“出版大王”而辛勤耕耘。迄今为止，他投入出版业的三百万元资金，已亏蚀了二百万元，但他依然坚信自己的这个选择，他乐观地说：“只要于国于民有益就要做下去。”他已制定出“出版一条龙”的方针，即由编辑、设计、植字、广告、发行，以至设立书店，全部由本集团承担，这样，就可以得心应手大展宏图了。为此陈玉书又成立智达电脑系统有限公司，并对外承接植字出版业务。1992年底，第一间“繁荣新华书店”在香港沙田开业，这是陈玉书与北京新华书店合作的成果。如今，他的出版事业已初具规模。

陈玉书的第三个宏愿是希望做“娱乐大王”。他认为深圳的繁荣与时俱进，而娱乐事业是社会繁荣的一个标志，开拓深圳，当然应该包括娱乐事业在内。他在深圳购买国贸大厦一万四千尺的飞碟厅，目的就是想在那里建一座规模最大的、最新型的、健康的娱乐城，把中国的娱乐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使它成为深圳市的一顶皇冠，而其中的表演节目，将更是皇冠上的光芒四射的明珠。

陈玉书的这后两个宏愿，正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一步步接近目标。

陈玉书先生现在满腔热诚承担起社会赋予他的愈来愈多的责任。他现为香港繁荣集团董事长、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业务顾问、香港保良局副主席、香港作家协会名誉会长、香港北京海外联谊会会长、香港钟表业总会第七届主席、香港九龙西扶轮社副社长。对于陈氏而言，这么多的头衔并非虚设，他除去要打理公司的业务，对于社会公务活动及慈善福利事业更是热心，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及精力。但陈玉书有贤内助黄柏龄女士和毕业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长女陈健做他的左膀右臂，还有繁荣集团各部门的一批勤奋努力恪尽职守的员工，令他的事业仿佛如东升的旭日，正在喷薄着耀眼的光芒；他对社会的奉献，也将因此而发挥更好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