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爱国爱乡，支持中国女排，参与国庆阅兵

王伟轩

1989年首都的4月，春风送暖，85岁高龄的邓小平来到了北郊的亚运村工地，参加义务植树日活动，忽地他停下手中的铁锹，关切地问：“亚运村工程怎么样？”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答道：“今年底一定要完工。”邓小平笑着说：“听说资金困难啊？”陈答道：“我们正在想办法，现在已集资4亿元啦！”在邓身边的国家主席杨尚昆笑着说：“市长在到处化缘呢！”邓小平担心地说：“市长化缘，名声不太好吧！？”陈说：“这可是国际惯例呀！”三人仰脸大笑起来了。

张百发介绍工程建设完毕后，邓说：“我该走喽！”陈希同指着前面的游泳馆说：“前边那个游泳馆就是霍英东先生捐资兴建的。”邓小平颇感兴趣地远望着那个游泳馆，满意地颔首点头。1990年9月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曾为霍先生捐资1亿港元颁发了特级荣誉证书。

霍英东对体育事业一向热心，十多年如一日，他大概属于不用市长“化缘”就主动交“善款”的热心人，他“广结善缘”，曾捐资数以百万计款项给家乡番禺发展体育事业，兴建游泳池、体育馆、田径场。他为祖国体育事业的捐款数以亿计，震动中外，有人说他对体育“偏爱”了！

光是一个番禺英东体育馆，他已捐资27．1万美元。这个体育馆于1984年7月建成剪彩，全馆面积为9900平方米，中央比赛大厅长38米，宽24米，四周有观众席2818个，计时计分全采用大型电子屏幕显示，空调、灯光、音响、消防等设备全都现代化，按照国际体育标准设计，可供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小型足球赛之用，简直像个小体育城，成为第六届全运会辅助体育场。一个县城有这样一个高标准的体育馆。是霍英东先生热爱家乡的又一“杰作”。

霍英东先生早已成为体育界众所周知的知名人士和热心人。早在1974年，在亚洲“足联”的德黑兰会议上，他为恢复中国的合法会籍大声疾呼，作为紧急临时动议（原来无此议程）获得通过，原来规定非国际足协会员不能进亚洲足联的，他又要求修改章程，再获通过。国家体委顾问荣高棠满意地赞扬他：“对祖国体育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令人难以忘怀！”

霍英东先生不但是个爱国的体育界的知名人士，还是一位国际体坛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1984年9月，第八届亚洲杯足球锦标赛在广州预赛，他独资承担参赛队和大会工作人员在白天鹅宾馆的全部食宿费用，这笔款达60余万港元。他特地嘱咐宾馆“老总”，要以最佳的服务工作迎接亚洲足坛的来客，特别要让祖国的“国脚”吃好、住好、休息好。让他们以最佳的竞技状态投入比赛。“波士”令下，谁个不依，何况为“国脚”服务！这一役中国队果然不负众望，获第四组冠军出线。

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23届奥运会上，他举家前往观看，看到中国健儿连夺15面金牌时，他热血沸腾了，他兴高采烈地说：“中国健儿的金牌一枚枚地增加，我身上的热度也一次次地增高，我精神振奋，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有人问霍先生，你贵人事忙，何必亲到洛杉矶看奥运会，何处不可看到电视转播？他自豪地说：“我到洛杉矶来，就是要亲眼看中国选手夺魁的。”

他把中国选手的光荣看作是自己的光荣，他激动地说：“我分享了中国运动员的光荣、幸福。无论来自大陆还是台湾的，我都希望他们多夺金牌。当国歌高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时，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无比的光荣！”这就是霍英东的语言，也是他的自豪感与爱国心。他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激动，也不如他看到中国健儿叱咤风云那样激动。

中国女排荣获“五连冠”，同样使霍英东激动不已，他闻胜则喜。亚洲女子足球赛在香港举行时，中国女队出战马来西亚队，以10比0大获全胜，霍英东高兴地说：“中国女队的大胜使我感到很高兴。过去在香港看球赛，常常看到中国队‘输波’，而今大不相同了。”于是，他提出全世界的“女脚”也来一次大赛，让中国“女脚”杀出威风来，也许使球迷们耳目一新呢！

1984年10月，他在欢迎我国参加奥运会的健儿光荣凯旋的招待会上忽然站起来，用并不流利的普通话说了句简单的话：“我…我想……拿出…1亿港元……”停了一下，继续说：“这1亿港元，就作为发展祖国体育事业的基金！”一句话，1亿港元，无异一字万金！

1988年，他为了鼓舞士气，让中国运动员在24届奥运会中创造出好成绩，捐出265多万港元，并致电给国家体委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声明将这笔巨款奖励给奥运会的“有功之臣”，为了发展体育事业，他一掷万金，毫无吝色。

1990年，在北京举行第11届亚运会，他知道亚运村工程巨大，前所未有，不待“市长化缘”，主动捐资1亿港元，建起游泳馆，这就是陈希同市长向邓小平介绍的情况。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赞许他解决了游泳馆等工程建设的燃眉之急，为此，第11届亚运会组委会特向他颁发特级荣誉证书，表彰他对祖国首次举办大型国际性运动会的支持。

他捐资的体育项目像长跑运动，永不休止。在广州，他又捐赠了160万港元将沙面网球场改建成具有国际水平的灯光网球场。1984年他在中山温泉修建了高尔夫球场，到了1989年，他又不满足，与郑裕彤合资34万港元，把中山温泉的高尔夫球场扩大一倍，使它成为可举行世界大赛的国际标准球场。初建时人们担心在偏远的罗姑山下建高级高尔夫球场无人问津，无异把钱掷入珠江，而今它却拥有会员500多名，遍布内地及港澳、日本、美国、新加坡各地，仅入会费已相当可观，事实证明霍英东成功了。他似乎无往而不胜。

他的想法是：强身才能强国，为体育事业不惜巨资，这是他一片赤子之心。

1981年11月，霍先生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他每天早晨仍坚持跑步、健身。此时，刚好中国队与科威特队进行第二场足球赛，他在电视机前全神贯注地观看，还在小本子上记分，进行分析比较。香港报刊说：“用因为他喜爱体育运动的理由来解释是不够的。这不仅仅是他的嗜好，而是因为祖国球艺的翻身和在国际体坛上的荣辱，牵动着他的心。”这话说得有理。

1984年10月1日，在雄伟的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35周年的盛典正在进行。

金色的秋天，天分外蓝，地分外美，在秋阳照耀的天安门城楼上，红旗招展，礼炮声震天动地。

霍英东，作为全国政协常委、港澳知名人士，应邀来到西观礼台前，此时，台下正举行威严壮观的阅兵式。

在威武雄壮的军乐声中，各军种、兵种以整齐有力的步伐走过天安门前，年逾八旬的军委主席邓小平身穿绿色军装，笔直地站在敞篷的吉普车上，检阅三军队列，“同志们好！”的洪亮声音响彻大地。

蓝天上一群银色战鹰飞越长空，穿云逐雾，气冲斗牛，地上是现代化的伞兵、坦克兵、炮兵、防化兵，接着驮在战车上隆隆而过的是银箭似的巨型中国造的导弹，牵引车驮着它轧轧震动作响，利箭似的弹头昂然直指前方……

阅尽人间繁华的霍英东给这些银箭吸引着，看得竟入迷了，中国导弹，中国造的，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此时，有位大学新闻系刚毕业的青年女记者悄悄地来到他面前，她对霍先生闻名已久，要采访这位香港名流，请他发表国庆观礼的感受。

她对霍一连说了三声：“霍先生，您好！”

可是霍英东全无反应，他眼中还闪耀着中国导弹的矫健身姿，想像着它震慑长空的威力。待他如梦初醒地发觉有人叫他时，他仍在冥想之中，说了一句所答非所问的广州话：“好，好，好……中国导弹，好嘢！”

女记者半晌没说话，不知所措，她察言观色，明白了这位爱国人士此时此刻的心态。

记者手持的话筒里的录音磁带只录下他简单的“好嘢！”的广州话，却录不下采访对象的热泪与激动。

这不是录音，也是录音，是霍先生的心声。

霍英东来到他一手办起的广州白天鹅宾馆了。

你看他：饱满而微秃的前额，健壮黝黑的脸庞，长耳朵，直鼻梁，一双有穿透力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笑起来很温和，带点稚气，露出白白的整齐的牙齿，他西装而不革履，似乎尖而发亮的革履与他无缘，他爱穿运动鞋，有时还戴顶运动帽，似乎还保持运动员的本色，他是大宾馆的主人，没有高视阔步，却似个挂了靴的体坛老将。

谁都知道他是白天鹅宾馆的“波士”，宾馆的职工习惯称他“老细”、“霍老板”，但他对宾馆上下都很和气，也颇客气，而对一些外宾却反有点傲气呢。

他是亿万富豪了，已届花甲之年，名成利就，何不享享“晚福”，颐养天年？有些外国富豪，到这时大概会挟其情侣，乘其豪华游艇，住住度假别墅，或玩玩名马，或玩玩名车，然而，这与霍英东的风格大异其趣，霍英东说了句出乎常人意外的话：“60多年来，除了生病之外，没放过一天假。”

此言非虚，回忆1982年，“秋交会”开幕在即，霍老板最会掌握时机，决定白天鹅宾馆在“秋交会”的“最佳黄金时间”先接待八方来客。但是，工程还差一大截，电梯、空调未装好，内部未粉刷，陈设未布置，怎能接待客人？然而霍先生却做出惊人的决定，就是五楼抢先开业，边开业边施工，吩咐如期发出请柬，准备迎接嘉宾。今天他和我们谈起来，也不无冒险性，因为他对港澳等地发请柬时，白天鹅宾馆的订货“还未下船”。霍先生用了“破釜沉舟”四个字，可见他下的决心。他动口动手，以身作则，坐镇现场督工，连续奋战13天。人不是铁打的，有一回，他累得和衣躺在床上沉沉睡去，醒来才知忘了脱鞋，可见其累得交关。这对于一向注意“小节”仪表的霍老板来说，是一次意外的失检。他日夜加班加点，亲自督战，自然没有放假可言。

对于“白天鹅”建馆，他并非“遥控”，而是现场指挥。建馆初期，他事必躬亲从中央空调到上菜，以至餐桌上的牙签他都不厌其烦，亲自过问；一切设备，哪些内地供应，哪些从香港或国外引进，为了从“舒适、幽雅”方面下功夫，何止千头万绪。“建一个宾馆，就有千百件事要做。”霍老板还用两个食指搭成了“十”字，强调说“白天鹅”便有10万件物品要采购，单是灯就有3000多种。他又对客人举例说：比如有100个国家的来客，宾馆就要为他们准备不同的口味的伙食。

他和我们谈起“白天鹅”，这是他的得意之作，他如数家珍起来。他开头也并非没有顾虑的，当时是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怕人说他热衷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大宾馆，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说他和“走资派”搞在一起，这是不是剥削？又怕广州电力不足，大宾馆用电太多。又怕回国内难以设计。外国请工人要先培训，可“白天鹅”却用了2000多待业青年，边施工边营业，霍先生用了“空前绝后”四个字。他认为“白天鹅”的成功可以写成一本书，但成功之处不在于赚钱，而在于创新。他说有“很深体会”。还有选地址的问题，原来可建在环市东路原花园酒店的地方，比较现成，平整土地，交通运输比较方便，不用填海，架便桥，但他决定选在珠江之滨。如今你在白天鹅的咖啡厅、风味厅饮宴，珠江便蜿蜒流在你的眼底，看珠江百舸争流，潮涨潮落，云起云飞，心怀舒展，便不禁佩服霍先生的眼力不凡，霍先生说如果在别的地方建宾馆便不如在珠江边影响大。他今天不无自豪地说：“我一生手搞宾馆总算成功了！”

在霍英东的直接指挥下，“白天鹅”果然展翅腾飞起来了。1990年初，被评为首批五星级大酒店。自1983年2月7日全面开业，至1991年的八年间，接待国内外来宾310多万人次。它的营业总收入达到了9．2亿元人民币，偿还了投资本息8120万美元和7239万元人民币，年平均开房率达76％。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了“奋发八年，光耀中华”的题词。1990年营业收入创历史最高水平。此时，霍先生致函广东省旅游局，明确表示将投资白天鹅的个人收益（按合同，15年内霍先生应收4000万美元）全部用于白天鹅宾馆的员工福利基金及员工商品房的兴建，以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他深信“此举有利于白天鹅之长期发展”。

1991年2月6日，白天鹅宾馆举行开业八周年庆典灯仪式，万盏彩灯大放异彩，国家副主席王震按下电钮，顿时华灯齐放，绚丽迷人。董事长梁威林致词后，霍英东在讲话中指出：白天鹅宾馆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创办的第一家中外合作企业之一，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今天，它已进入世界第一流酒店的行列，是全国首批的三家五星级酒店之一，全国十大优秀企业之一。

为什么这位大企业家要大办宾馆而事必躬亲呢？难道他不懂休息，不知“放手”、“放权”吗？说起触发他办旅业，他有一段记忆犹新的经历。1979年2月，他和澳门名流何贤回家乡番禺“寻根”，县委自然隆重接待，请他俩住进最高级的招待所，可是他一推开洗手间，迎面扑来一股尿臊味，洁白的抽水瓷缸也积了一层黄色的污垢，偌大的浴缸没有活塞，用一个木质的大热水瓶塞代替，他看到这光景，连夜赶回广州。

他回程到洛溪渡口，又遇塞车，要排长龙等待过渡，从番禺回广州的十多公里路程，却等了4个小时，而霍英东每个小时都是宝贵的。

洗手时的木塞、污垢、汽车轮渡排长龙……给霍英东留下颇深的印象，认为非改革不可，也许这也是他办好宾馆和修桥补路而亲力亲为的潜在因素。他深有所感，叹息说：“中华民族历史上是好客的民族，但我们的旅游业一直没摆脱落后状态，太不文明了！”

很难给这位花甲之年的企业家订出一份工休时间表，因为他自己总不让自己放假，在行车途中，在网球场上以至在餐桌之前他也不让自己的大脑休息。他的女儿霍丽娜说：“我不知道爸爸什么时候工作，我猜想他大部分工作是在坐车或打网球时在脑子里完成的，因为他做出的决定往往突如其来。”

比如1978年他“慧眼识温泉”，看中了中山温泉，想在那里建个宾馆，宾馆旁建个高尔夫球场，供给外宾运动之用，为此他决定从内地回香港前到现场实地勘察，时间十分紧迫。那时罗姑山麓的中山温泉虽然水质优良，但还是穷山瘦水，一片荒芜，只有他的“慧眼”才赏识开发。此时天公不作美，大雨倾盆，从中山县城到温泉，有十多公里，遍地泥泞，汽车颠簸难行，换了别人，下次找个时间再去算了。可他带着秘书跟着中山县领导人坚持冒雨赶到那里，然后踩着泥泞小路勘察那数百亩地面，在雨幕下构想着如何把温泉浴池、游泳池、网球场、高尔夫球场连成一片，边勘察边构思那未来的一幅蓝图，连返香港前的几小时也不放过。

1991年3月，他到肇庆市视察，受到了市长唐广安、市委副书记黄荣、副市长吴驹贤、杨茂礼等热烈欢迎。3月15日，在省市领导陪同下，他们驱车前往星湖视察了国家水上运动训练基地，探望了还在准备1992年西班牙奥运会的中国赛艇队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并视察训练码头和船库。

在这个欢迎会上，国家划船队女运动员、世界冠军林志爱代表国家队和肇庆市500多万人民，向霍博士献上鲜花。唐市长致欢迎词，把1990年5月在肇庆星湖举办的滑水锦标赛的大会礼品赠给霍先生。当他听到在星湖训练的中国赛艇队在十一届亚运会上一举囊括了全部14枚金牌时，十分高兴，频频鼓掌祝贺，并鼓励赛艇队健儿再接再厉，为国争光。会后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肇庆市体育中心的总体平面设计模型和体育馆设计模型，并到体育中心工地现场视察，再次表现了他对祖国体育事业的关心与支持。

霍英东自己说过：果断的决策与敏捷的行动是最好的“保密”方法（在商战中也要保密，才能先声夺人、出奇制胜），要像发射子弹一样快，“当秘密揭开的时候，事情已经做成了”。这也就是兵法中所谓的“兵贵神速”。这是霍英东的风格，也是霍英东的成功之道，也可说是许多企业家的成功之道。“时间就是金钱”，优柔寡断，举棋不定，耽于安逸，因循苟且，是成不了大企业家的。

这也是霍英东不让自己放假的道理。

又如50年代时，霍英东在房地产生意中想到建筑用的十分普通的沙子，谁也看不起这遍地皆是的泥沙，霍英东却独具慧眼，从沙中看到财宝，决定海底淘沙。他出身水上人家从小便和海沙打交道，而许多人看不到沙的价值，所谓“贱过泥沙”。然而，它可是建筑业中必不可少的材料，有如食品中的盐。从企业家投资的角度看，淘海沙费工多、费钱多而价值小，而霍英东却从平凡之极的海沙中看到它内在的经济价值，发展海沙业，既能挖深海床，填海造地，又能供应建筑业。他敏锐地认识到，不动则已，一动就要抓时机，下本钱，改变靠人工挖沙小手小脚的生产方式。于是他亲自出马，以120余万港元，向泰国引进一艘挖沙船。试看1961年12月9日香港《循环日报》的一篇报道：“殷商霍英东，最近应邀赴英伦作为时三个星期之考察教育及建筑商务，道经曼谷时，曾以400万泰铢（约值港币120余万元），向泰国政府港口部购买了一艘载重2890吨、长288英尺的大挖泥船，于本周驶返本港……曾接见本报记者，谈及该新船之性能甚详，对香港的填海工程，挖深海床及采用海沙之繁荣事功，有其一定之裨助。船每20分钟可入海底挖取泥沙2000吨，然后自动卸入船舱中……为挖取海沙、建设海壁及修缮港九各区码头而努力。”

霍英东在赴英考察的回程，就不放过这个购买沙船的机会，以后使他成了香港一个新行业——淘沙业的巨擘，待香港的成批房地产商看到海沙的重要价值时，霍英东已捷足先登，取得了香港海沙供应的专利权。

他就这样抓住了“最佳时间”。

60年从没放过假的霍英东几乎每一天都是在繁忙中度过的，他每天早上6时起床，吃点早餐，却又埋头便睡。中午起床后，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至下午5时左右，无论怎么忙，他都要抽空到球场打几局网球或踢踢足球，他的秘书陪他到球场，往往就在球场上办起公来，批阅文件和发往世界各地的函件。到了晚上，才是“霍英东世界”，电话洽谈、调查研究、制定计划以至拍板成交，一直忙到深夜。今年7月的一个晚上，我们从香港珠城酒店出来，他一上汽车，马上便提起“大哥大”和对方通话了，他真是个大忙人。我想，当大富豪也并不轻松的。“波士”如此，作他的“手下”也不轻松，我们接触他旗下的一些“干将”，也都是忙人，因为他讲求效率，“不到关键时刻不轻易拍板，”他的秘书凌先生告诉我们：“有人千方百计要见霍先生，但我见霍先生却会减少‘食欲’，因为总有急事要办。”“‘英雄多见亦常人’，霍先生有个特点：就是他答应了的事绝不会忘记。”我以为还有个特点，就是不耻下问，1988年，当杨资元市长向他介绍情况，他便向杨市长提出投资环境、发展私营企业以至物价、工资、住房等一大堆问题。在香港，他看到有篇文章写他，提到“龙种”二字，他看了便问我们：“龙种是什么意思？”他老爱问个“为什么？”决不会不懂装懂。

为了支援祖国“四化”建设和维护香港的安定繁荣，近十年来霍英东成立霍英东基金会、霍英东教育、体育基金会和番禺建设基金会，支持祖国建设110余项，分别以投资合营、捐赠，低息贷款各种方式，在旅游、交通、家乡建设及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方面给予资助。截至1991年3月止，总共支出13．266亿余港元，其中包括：

白天鹅宾馆

中山温泉宾馆

北京饭店贵宾楼

北京首都宾馆

广珠公路4座大桥

广珠公路扩建

洛溪及三善大桥

沙湾大桥

番禺体育馆

中山大学英东体育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大楼

仲恺农业学校教学大楼

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病中心

中山医科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北京中国体育历史博物馆(www.chuimin.cn)

中华武术研究中心

北京体育中心游泳馆

中山运动场

……

然而，当记者采访他，问及他捐款的数字时，他总是避而不谈，总是谦逊地说：“我的投资，对整个国家来说，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自然，对于他的“大手笔”，香港的报刊有各种不同议论。还是听听他颇有中国人情味的由衷之言吧：“我已是60多岁的人了，并不希望给子孙留下更多的遗产，只想在去见老祖宗之前，能替国家和人民多出一点力……”

这“一滴水”包含着一片赤子之心。

1982年12月，香港一家日报刊登了一篇有关霍英东事迹的文章，概括为16个字曰：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名成利就，爱国爱乡。

这是颇为中肯的概括。

像香港许多亿万富豪那样，各有白手起家的奋斗史，李嘉诚从一家塑料厂的推销员做起，成为富甲一方的长江实业公司、和记黄埔集团的主席；冯景禧从船厂工人开始，成为新鸿基集团的常务主席；甘穗辉从大排档学徒开始，成为世界著名食肆镛记酒家的总经理……他们出身贫寒，文化不高，而在香港这个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能够脱颖而出，独树一帜，必定有过人的聪明才智和成功之道。

而霍英东的白手起家更为坎坷。

1923年，霍英东出生在水上的穷苦人家，他苦难的童年，是在香港漂流的舢板上度过的。7岁时，叔父在一场风灾中舟覆人亡，父亲早死，在青衣岛上安葬。两个哥哥也在一次翻船中落海淹死。后来举家迁到湾仔的棚户区居住，他一家和其他50多户穷人家共住一层大套间，没有床，只有一块窄木板，夜晚铺在骑楼上作床板。

他和9岁的姐姐、5岁的妹妹，一家4口，全靠母亲代外轮转运煤炭上岸入仓的微薄收入糊口。

12岁那年，母亲送霍英东入皇仁中学读书，他原名霍官泰，入学时才改名英东。他回忆童年的情景说：“在学校我勤奋读书，课余还帮母亲记账，送发票，由于日夜奔忙和营养不良，每一天下来实在筋疲力尽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环境更加困难了，他只好辍学去当苦力。后来在一艘轮渡上当加煤工。香港沦陷，日本人在香港扩建启德机场，他又到机场当苦力，每天只有5角2分钱和半磅配给米，而每天往返的交通费便要8角钱。他只好每天凌晨5点钟就从湾仔步行到天星码头，花1角钱摆渡，再到机场上工，以节省车费。

他的童年是在饥饿线上挣扎过来的。

祸不单行，有一天，他搬运一个50加仑重的煤油桶时，一个手指被压伤了。他想学开货车，爬上一辆汽车试开，谁知这车一启动就撞到另一辆汽车上，老板生气了，给他“炒鱿鱼”，他又去当船上的铆钉工、糖厂实验室的试糖工等。以后，他带队漂洋过海，去过东沙岛捞海人草，身穿一条三角裤，给烈日晒脱几层皮，用他的话说“过了整整6个月的原始生活”。1945年战争结束，他尝试做日军、美军“剩余物资”（军服、罐头、食品等）的买卖。朝鲜战争爆发，霍英东得友人资助，重操家中旧业，代外来货轮驳运煤炭，业务开始好转。随着运输业发展，他转运物资成了运输业的红人。1954年，他看中了香港的楼房建筑亟待上马，大有可为，毅然将全部积蓄投进房地产。据说这是他决定性的一步，也是他跨向成功之路的阶梯。

1954年，他成立了立信建筑置业公司，买地皮，卖地皮，拆旧楼，建新楼，又买又卖。他独具匠心，创造了“卖楼花”的新项目，开创了新建大楼分层分批分单元预售的先例，这是许多房地产商前所未有的，突破了香港经营房地产的记录。今天这已不算新鲜事了，但他却是创始者，他说：“我们采取了楼房分座分层预售的办法，只要先付10％的现金，就可预购到一座即将破土兴建，可供销售或出租的大楼。”“一个普通的、略有积蓄的女工，只要先交一笔钱便可预购，等到楼房建起来才补足欠款，如果大楼建成时房地产价飞涨，也可将产权转手而得利。”

这叫做“炒楼花”，比炒股票安全，因为有楼在手，即使卖不出去，楼房仍在自己手上。霍英东平时谈话不很流利，但谈到白天鹅和房地产生意时却分外流畅起来，他说现在乍看起来“炒楼花”不算什么，但当时却震动香港。香港富豪如李嘉诚、郭得胜以及霍英东，几乎无一不是以房地产作跳板而发迹的。有人评论说：从全世界看来，炒地产发财最快的地方首推香港。这也是香港富豪一条发家的轨迹，自然也并非万无一失，万一遇到战争或政治动乱或爆发经济危机，炒楼花太多的人说不定倾家荡产，甚至有人要跳楼的。

霍英东说：“一个人要干一番事业，重要的是：放开眼界，抓紧时机，敢于迎接挑战，勇于突破创新。”他对我们说：“机遇加上自己的优势，再加经营得法，这是成功的一条方程式。”这是霍英东成功的诀窍。

霍英东办事既大胆又细心，多谋决断而后动，他敢于迎接挑战。70年代，世界船运业陷于不景气，许多经营船运业的企业家纷纷“改行”，另谋出路，香港也有两家船运集团公司宣告倒闭。然而这位水上人家出身敢与风浪搏斗的霍英东，却以独特的眼光逆流而上，毅然投资1．2亿美元到他任董事的霍氏船运集团，他的话很有辩证法：“目前是船运业历史的最低潮，正是投资的大好时机，香港船运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中国通向世界的一座重要桥梁。”霍氏投资船运业，不仅眼光独到，还促进了船运业的复苏。

霍英东白手兴家，如今正向多元化的企业发展，他名下已有有荣、立信置业，信德企业等60多家公司，经营的项目包括地产、建筑、船运、石油、酒楼、旅馆、百货……担任了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和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他说：“做一件事就像打足球，你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白手起家的霍英东是否是天之骄子、一帆风顺、全无挫折呢？也不尽然，其中最大的一次挫折，是在1967年夏天，人称“星光行”的事件。

1967年3月20日，还在十年动乱的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强烈抗议英政府纵容美军利用香港作侵越战争基地；1967年5月15日，我国外交部又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港英政府对香港的中国工人和居民采取的暴行，接着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接见英国驻华代办，再次强烈抗议……

接着，在北京发生了一小撮极“左”分子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事件。

紧接着，出现香港部分工人和市民“反英抗暴”的骚乱。一时传出谣言：中共要用武力收回香港。

于是，香港有钱人家纷纷出走国外，一时人心惶惶，秩序大乱，百业萧条，房地产有价无市，市场陷于停顿。

当时霍英东投资的星光行大厦，一二楼大部分租给专售中国大陆高级产品的“中气公司”，四楼叫星光屯，由香港蜡像馆租用，四楼以上的“写字楼”全租给香港各类公司，由子极“左”派与港英政府的对抗，势如水火，霍拥有的星光行在港招租时受到了香港官方的刁难和压力，香港政府的电话公司就“忠告”租用星光行的客户，声明该行申请安装的电话将无限期推迟。各公司不愿与港府作对，于是纷纷撤出，偌大的星光行大厦门堪罗雀。霍英东见势不妙，忍痛以375万港元的最低价把星光行转售给香港置地公司，这一役霍氏和其他三位股东不但无利可赚，还亏损近2000万港元。

可见，霍英东走向成功的道路，并不是一路康庄的坦途，而是崎岖曲折的艰难历程；不是鲜花遍地的原野，而是荆棘丛生的大地。他是凭着勇气、毅力、智慧、机警、学问、才能，历经险阻，披荆斩棘地走过来的。他不是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在他走过的艰苦创业的漫长岁月中，既不好享受到成功的喜悦，也曾尝到过失败的苦痛。但他失败之后并不气馁，而是面对现实，总结经验，捕捉时机，再接再厉，继续奋斗！惟其如此，在他功成利就之后，更觉创业之艰辛，成果之珍贵。他珍爱自己的成果，但他并不因此而成为守财奴，他常说：“成功的标志不在乎向社会获取了多少，而在于能给予社会多少。”所以，他慷慨地把大量资财，用于社会，支持祖国、支持家乡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大业。有鉴于此，我们称之为“爱国爱乡的霍英东”，不正是名实相符吗！

香港自开埠以来就缺饮用淡水，70年代香港的大埗海底淡水库举行了国际招标，日本全力以赴，没有投中，法国财团投中了，但干了一期工程，赔得焦头烂额，打退堂鼓了，第二期工程由霍氏的立信置业公司顶上，工程圆满完成，还有利可图。一个日本建筑商问霍英东请了多少个外国的专家和设计师，霍说：“一个也没有！众所周知，在我的公司里从不雇用外国专家，全是中国人。我相信中国人的能力，一样能干得好！”这就是霍英东的“三自”方针。

1985年11月，霍英东在屹立于珠江之滨的白天鹅宾馆欢迎中国作家访粤代表团，他介绍说：“这座宾馆，完全是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管理的，不仅办起来了，而且具有国际一流水平，证明中国人是聪明的，有能力的。”

霍英东大声疾呼：“人才在哪里？在中国人里！在我们的同胞里！不要迷信洋人，要注意发掘、培养中国的人才！……”

他懂得了光有财富没有人才，还是不行的，这等于只有血没有骨头。人才的浪费，是最大浪费，是金钱补不来的。这也是霍英东的人才观。这可以从他自己“白手起家”的道路中找到答案。这和他所宣扬的“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自强”的“三自”方针是一脉相通的。这“三自”方针可能是企业家霍英东成功之路的思想特色。当然，这“三自”也并不排外，白天鹅宾馆建成后，为了引入先进经验，掌握世界旅业信息，霍英东也不惜每月花3万港元巨资，聘请美国一位酒店管理专家来“传经”讲学，还经常礼聘香港专家来指导业务。

1984年2月22、23日，邓小平在白天鹅宾馆及珠岛宾馆分别会见了香港、澳门的知名人士霍英东、马万祺先生，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致以春节的问候，希望他们和港澳同胞为香港澳门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

霍英东接见记者时表示：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内地的改革对香港十分重要，香港的稳定繁荣对内地的经济也大有关系，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在谈到香港中华总商会在过渡时期的工作时，霍强调信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香港有机场、移民、治安等问题，今后，“中总”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大家增强信心。

199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深圳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安子介、霍英东、李嘉诚等，就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同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江泽民说：“香港要进一步繁荣发展，同样离不开稳定，希望大家都来为实现这个共同的愿望做出积极的努力。”

早在1984年11月，中英双方发表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后，霍英东在香港迅即发表“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的谈话。

稍后，他又满怀信心地说：中国领导人对香港的情况很了解，有决心和信心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我对香港的继续繁荣稳定增强了信心。”

霍英东又满怀信心乐观地说：“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希望有机会亲眼看到1997年香港主权归还中国。”

“在引进资金加强内地建设方面，香港应该更好地发挥日益重要的桥梁作用。”

1990年12月22日，白天鹅宾馆华灯璀璨，热气腾腾，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招待会在这里宴会厅隆重举行。

这是为了繁荣我省文学事业，解决文学创作出版在经费上存在的困难，中共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拨出人民币100万元，由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组成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这是广东文坛的一大盛事，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文学创作的关怀和对文学创作出版事业的高度重视。

省委、省政府领导林若、叶选平亲笔题词致贺。

这个基金会由谢非、吴南生、黄浩和全国人大常委霍英东、马万祺任基金会名誉会长。

中顾委委员任仲夷、曾生，省委书记谢非、省委常委黄浩、全国政协常委王匡、省政协副主席杨应彬、祁烽、广州市负责同志张汉青、黎子流，老同志寇庆延、罗天、梁威林、陈越平以及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秦牧等出席盛会。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黄浩同志在招待会上讲话，表示热烈的祝贺，指出省委拨出100万元基金，批准成立这个基金会，就是要团结和动员社会各界为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提供支持，提供援助，提供服务。最后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广东文坛将春色满园，将会产生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反映改革开放成就的传世之作！”

作协广东分会主席、基金会会长陈国凯致词，对出席会议的来宾表示欢迎。专程前来参加招待会的名誉会长霍英东致词说：“我们国家是有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的，我们广东更是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文学艺术和体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本着这样的精神，我很乐意担任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的名誉会长。并期望在今天到会的各位嘉宾的支持下，在广东省众多的作家、编辑家、出版家的努力下，广东的文学创作出版事业更加繁荣！”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锲也在会上致贺词，并宣读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的贺电。作协广东分会秘书长、基金会副会长欧阳翔也宣读了上海、天津、山东、福建等省市作协和全国人大常委、基金会名誉会长马万祺的贺信。

霍先生出任基金会名誉会长的消息不胫而走，表示了他对广东文学出版事业的关心，文学界闻之欢欣鼓舞。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海南宝岛建省，海南建成特区，霍英东的眼光又关注到天涯海角，他已经三下海南了。

1980、1981年秋以及1986年春，霍英东三下海南参观考察，从海口到通什、三亚，又经陵水、兴隆回海口，他的足迹踏遍海岛南北。1986年3月，他和广东省副省长杨立等一起，驱车4天，纵横半个海岛，游览了历代文人吟咏不已的天涯海角，富有民间传说色彩和诗意的鹿回头，群猴嬉戏的南湾猴岛，奇风异俗、富有浪漫情调的苗寨风光，以及椰风海韵、热带风情。霍英东并非骚人墨客，最感兴趣的还是亟待开发的三亚市与牙龙湾。

“在东南亚和香港，海南岛同胞有100多万人，这时的开发条件搞好了，他们会愿意回家乡探望，然后进一步投资和洽谈生意。这样，旅游业、饮食业、海水养殖业、果菜业、轻工业、服装业和交通运输业都会带动起来……”

“三亚市有193公里长的海岸线，有10多个港湾，有四季花钱买不到的阳光，可以兴建国际水平的海滨浴场。”

“某些方面，比夏威夷更有特色。”

“牙龙湾位于三亚市东，倚山面海，夏威夷风浪大，牙龙湾风浪少，像这样辽阔的海滩，香港没有，日本也少，印尼的巴厘岛也不及，它的海岸线分外长，海水分外清，白色的海滩有7公里长，有希望建成一个富有热带情调的旅游度假胜地。不仅可以开辟天然泳池，还可以搞风帆、赛艇等水上运动，山坡上可建高尔夫球场……”

说起旅游、体育，霍英东就兴致勃勃，如数家珍，头头是道。

那时，三亚市已建起大型国际机场和发电厂，天然气也从海中通过管道输送到这个滨海城市，霍英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交通和能源是发展旅游业的两大支柱。这是开发旅游业的经验之谈。

至于他的故乡番禺，以他为首与香港恒基兆业公司、粤海公司和番禺县四方已组成一个联合开发公司，大规模建设虎门汽车渡口、番禺发电厂，继续开发“两沙”（沙滘与南沙）。1989年8月8日，虎门汽车轮渡工程、两岸码头主体工程正式施工，霍先生与番禺县领导参加了动工仪式，两岸公路渡口引路已可通车。1989年10月11日，霍英东在香港亲自主持两沙开发的各公司董事长联席会议，讨论加快“两沙”开发计划的实行。

开发沙滘的计划包括兴建大型贸易中心和兴建别墅区，开发旅游区和度假村，将使沙滘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新型城镇。

1991年5月6日，隆重举行番禺虎门汽车渡轮通航剪彩及番禺南沙港码头奠基仪式，这一天南沙港彩旗招展，名人云集，省市领导同志谢非、叶选平、林若、朱森林、张汉青、黎子流、杨资元、全国人大常委梁灵光、霍英东，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国家口岸办主任唐筱光、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及老同志梁威林、港澳知名人士李兆基、何添、叶若林、王敏刚和粤海企业（集团）董事长郑康明、番禺县县委书记梁伟苏等参加了盛典。市委书记朱森林在庆典上讲话，对汽车渡轮和码头工程提前半年竣工通车表示祝贺，提到霍先生不辞劳苦，精心策划，出钱出力，爱国爱乡之情难能可贵。霍先生在讲话中，对工程竣工表示祝贺。这是南沙经济区开发建设的第一项工程，从汽车渡轮仅用15分钟，即可横渡江面，从此珠海、江门、佛山、中山、台山、开平、恩平、新会、顺德、番禺、南海等地到深圳，可取道虎门渡口，行车路程分别缩短42至110公里，形成珠江三角洲以至港澳畅通无阻的交通网。

如今虎门汽车轮渡码头两岸各种汽车川流不息，自从通航之后，每日来往车辆达2300～2800车次，日收入约6万元，大大超过预计数字。由于江门、中山、新会由虎门过渡到香港比原来经广州可缩短上百公里路程，可节约2000余元港币费用，又缩短运输时间，大受欢迎。为了适应迅速增加的车流量，霍英东的有荣公司又做出新决定，再合资4200万元人民币在东西两岸扩建新泊位，再新造三艘汽车轮渡。

新开发的南沙经济区，地理环境异常优越，有7公里长的深水岸线可供建设3．5吨级码头30多个，而虎门汽车轮渡的开通，对开发南沙经济区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1988年12月28日，霍英东在参加市桥第二大桥、洛溪大桥剪彩后高兴地说：“家乡的路越走越宽，家乡的桥越建越好！”

1989年9月，中山市人民政府向霍英东等10位荣誉市民颁发荣誉证书，赠送金锁匙，及举行“英东亭”的揭幕仪式，盛况空前。

霍英东说：“路通才能财通。”颇有点哲学意味。

家乡的路越走越宽，霍英东的开发大业也在大踏步前进。

199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