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要塞：1949年解放长江

江阴要塞响春雷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起九江湖口、东到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国民党江阴要塞7000多名官兵，在中共特别党员、炮台总台长唐秉琳等的领导下阵前起义，少将司令戴戎光被迫放下武器。起义部队官兵与渡江先遣队胜利会师，调转炮口反击负隅顽抗的残敌。江阴要塞起义如千钧霹雳，把国民党苦心经营的江防要隘变成了东路大军胜利南下的前进基地。从此，江阴要塞以其新的煌辉业绩，载入人民革命的胜利史册。

江阴要塞地处长江南岸，主要依托雄峙江干的黄山为中心，西接鹅山、君山，东连长山、萧山、巫山，循江逶迤10余公里；隔江与靖江的孤山、南通的狼山相对，江面最狭处仅1．25公里。它东距上海178公里，西距南京192公里，素有“江海门户”、“锁航要塞”之称。由于江阴要塞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千百年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1937年秋，重点设防的江阴要塞曾抗击日本海陆空军联合进攻达3个月之久。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开始重建江阴要塞。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由中将孔庆桂任要塞司令，配备1个守备总队，下设3个大队和1个重火器中队，兵力3000人。争取和瓦解国民党江阴要塞的工作成为中共华中工委工作的重点。

在1946年春，时任中共华中五地委组织部长的唐君照（原名秉光）接到从苏北老家转来四弟唐秉琳（黄埔军校第10期毕业，时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第二处中校股长）和五弟唐秉煜（1938年参加新四军，国民党中央军校16期毕业，时任国民党宜昌工兵团连长）用暗语写来的信称：“我们在外边做小本经营蚀了本，现在生意很困难，希望回家。”表达了他俩想离开国民党军队、回解放区的意向。唐君照即向五地委书记曹荻秋作了汇报。曹认为可以利用这个关系为我们工作，指示唐君照复信，用暗语称：“家里生意也蚀本，你们在外面还好些，二姑奶奶准备去南京探亲，顺便会看你们。”暗示他们留在国民党军队内，要他们等待，将派人和他们联系。

唐秉琳江阴市档案馆提供

唐秉煜江阴市档案馆提供

1947年春，五地委通过中共建阳县委派上岗区的区委委员、副区长唐坚华（唐秉琳的堂侄）到上海，与唐秉琳会面。这时唐秉琳已利用抗日初期任炮兵团长的孔庆桂是他当连长时的老上级关系，已调到江阴要塞任上校参谋长，唐秉煜已任国防部三厅上尉参谋。唐坚华根据组织上的意图，要他们“继续留在白区”、“打入国民党部队，不要坐机关”、“要去抓实力，争取长官信任，物色能够团结的人，但第一步是要把脚跟站稳”。唐秉琳回到南京后，就把他与唐坚华会面情况告诉了唐秉煜和姨表兄吴广文。吴当时在国防部一厅当上校参谋，管人事工作。大革命时期吴在盐城参加过中共，因党组织遭破坏而失去联系，1929年考入黄埔军校第8期，毕业后留校任教。他人虽在国民党部队，但对国民党统治极为不满，因而对唐秉琳的行动表示支持。唐坚华到苏北向曹荻秋、唐君照汇报情况时说“秉琳的老上司孔庆桂是江阴要塞司令”，曹、唐听了很高兴，认为在江阴要塞能有唐秉琳这样重要的关系，将来必有重要的用场，当即决定唐坚华担任地下政治交通员，专门负责和唐秉琳弟兄保持单线联系。又经组织决定将唐坚华的全家包括母、妻、弟、妹，以“逃亡”为名搬到江阴定居，唐坚华由妻仇英作掩护，来往于大江南北。1947年秋，组织上作了进一步研究，决定在江阴设立一个固定的联络点，派共产党员唐仲衡（唐秉琳的堂兄）以“逃亡地主”身份，携全家到江阴城内距要塞司令部仅百米之遥的高巷11号设立了地下联络站。中共苏北区委员会成立后，唐坚华的工作关系，唐坚华与唐秉琳、唐秉煜的联系以及唐仲衡的地下联络站工作，概归苏北区党委直接领导，由区党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处长宋学武和公安处一科科长江华具体掌握。

自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11月，华东局决定成立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并为将来渡江作战做好准备，华中工委决定把江阴要塞列为策反工作的一个重点。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提出了入党要求，唐坚华对他们进行了了解考察，同意介绍三人参加共产党，由华中工委常委管文蔚代表华中工委正式批准三人为地下特别党员。对江阴要塞地下党，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华东野战军苏北指挥部司令员管文蔚十分重视并亲自领导，明确指示地下党：要加强“做上层工作”，要“大抓实力”，工作上要注意“特别谨慎”，“要绝对保密”，“要在相当可靠的人中间做工作”。

左起：江阴要塞总台台长唐秉琳、守备总队队长吴广文、游动炮团团长王德容、渡江前夕接替吴广文职务的李云葵。江阴市档案馆提供

1948年上半年，要塞司令孔庆桂为捞钱出了纰漏，主动请辞，蒋介石即行批准。要塞司令出缺，竞争者不乏其人，戴戎光就是其中之一。他原是“少壮派”、国防部陆军总部少将军械处长，与唐秉琳本是“小同乡”，有旧社会的世交关系。戴和唐君照是中学同学，戴的弟弟与唐秉琳是初中同学，因此争取戴戎光当要塞司令，对他们隐蔽工作是有利的。为此唐秉琳先期去南京做了一些活动。6月，戴戎光接任江阴要塞司令兼江防司令，利用扩编机会，把唐秉琳从要塞守备总队长调任炮台总台长，经唐设法将吴广文及其黄埔军校同学、陆军总部军械处副处长王德容一起调来江阴要塞，吴任守备总队长，王任参谋长（1949年初改任游动炮团团长，2月被批准为特别党员）。仍在国防部三厅任上尉参分管要塞业务的唐秉煜，则从1949年2月起当了个挂名工兵营长，取得公开身份。由于唐仲衡、唐秉琳、唐秉煜、吴文广都是弟兄亲戚关系，经常秘密在一起商量研究，形成了以唐秉琳为首的江阴要塞地下党组织。遵照华中工委“要在可靠的人中间做工作”的指示，唐秉琳等采取联络感情、帮助解决困难等办法，把那些遭到排挤、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中下层军官团结在自己周围。到起义前，在炮兵总台、守备总队以及游动炮团、司令部直属分队等部门中间团结了一批军官，如司令部通讯连副连长李容有（唐秉琳的妻兄）、第一大台长孟怀高、第一中台长毛介平、第二中台长丁佩基、第六中台长吴钟琪、第二大队长傅仲山、工兵营副营长龙潜等。他们还利用要塞司令戴戎光和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以及和中下层官兵之间的矛盾，造成上下不和，以利削弱敌人的力量。人民解放军渡江前，江阴要塞包括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团这三支武装的实权，基本上都被唐秉琳、吴文广、王德容等特别党员所控制，要塞司令戴戎光被架空。

在敌人虎口里作斗争是很艰巨的。1948年6月，唐坚华与怀孕的妻子仇英去华中工委汇报工作，后假扮商人模样，装了一船棉花返回江南，途经泰州下坝时，被特务以“棉花出产在共区，你们是共区来的”为由关押，解到泰州、镇江中统所设的牢房，经受多次严刑逼供，两人坚守党的秘密，坚称自己是“逃亡地主”，“是土改后逃出来经商的”，始终未暴露身份。为了不给特务留下任何线索，仇英宁愿在狱中分娩受苦拒绝交保分娩。唐坚华则通过狱中结识的难友释放机会，带出两人咬破手指写的“请党放心，我们决心牺牲自己，坚守党的秘密”的血书。江阴要塞地下党根据华中工委“不直接出面，可利用合法身份和社会关系进行营救”的指示，拿出一笔钱，通过在上海的同乡，于年底把唐坚华夫妇保释出狱，调回解放区。华中工委于11月改派吴铭担任江阴要塞政治交通员，负责江阴要塞地下党与江北上级领导的联系。(www.chuimin.cn)

1949年1月，淮海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趁南京国民党政府陷入混乱之际，唐秉煜从国防部获得了一份绝密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要图》，随即以探亲为名赶到江阴，因吴铭返苏北汇报工作未归，唐仲衡有病，要塞党组织决定由唐秉煜亲自携图连夜从双山沙过江向华中工委汇报。但唐秉煜超假，国防部派员来催，唐秉琳机智地在苏州搞了一张住院证明，谎称唐秉煜探亲被车撞伤在苏州治疗，消除了国防部和戴戎光的怀疑，平息了一场虚惊。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一面抛出“和平”新攻势，一面强化长江防务，妄图凭借长江天险继续顽抗，对江阴要塞防务作为“重中之重”，划归第一绥靖区指挥，还从台湾调来一个游动炮团3000人，下设3个营，配备五七战炮36门，另外还成立了一个工兵营200人。此时江阴要塞包括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团、工兵营总兵力7000余人，相当于一个军的建制。国民党军事头目接二连三地到江阴要塞视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于1月19日、3月11日、4月初三次亲赴江阴督察江防，并密召一二三军军长顾锡九、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与戴戎光等在要塞司令部协调防务。美军顾问团4月17日、20日两次专程视察江阴要塞。他们确信江阴江防“固若金汤”。

而渡江战役在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领导下，早已做了周密的部署。3月，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王澂明奉召从山东到淮阴，由华中工委安排他打入江阴要塞掌握策反工作。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华野苏北指挥所司令管文蔚亲自找王澂明谈话，对在敌人严密封江的情况下，做好江南江北交通联系和江阴要塞如何配合大军渡江，以及起义后的政策等方面都作了具体指示。不久，陈丕显、管文蔚通知王澂明，为了配合作战，江阴要塞策反工作已移交给三野十兵团，直接由他们掌握。王澂明随即前往面见十兵团司令叶飞、政委韦国清。在听取王澂明汇报情况后，叶飞指示：江阴要塞的基本任务是：“保持六十里防区，控制三个到四个港口，见到我部队不打炮，迎接我部队登陆。所谓迎接，即不打枪、不响（指不打炮），完成（这个）即渡江第一功。”

3月底，十兵团领导为更有把握地控制江阴要塞，协助要塞地下党组织策反起义，特从二十九军八十七师选派了团长李干，营教导员徐以逊、副教导员陆德荣、王刚共4位干部，分别在吴铭带领下，由一地委所属江南工委派交通员护送到江阴，打入要塞内部。李干到唐秉琳身边当“卫士”，徐以逊、陆德荣到游动炮团当“副官”，王刚到特务连卫士排当“卫士”。这批有斗争经验的团营级干部打入后，使要塞内秘密共产党员达10人之多。王澂明接叶飞指示“我军行动已推迟到本月20日以后”，“暂不必南去”，“等三四天后去更好”的亲笔信，于4月18日晚由江南工委交通员护送至江阴要塞。他即与要塞地下党诸同志会合，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十兵团领导的指示，要求大家各就各位，掌握好军队，准备迎接大军渡江。会上还作了具体分工：陆德荣、徐以逊负责接应渡江先头登陆部队；李云葵负责控制守备总队；唐秉琳、李干负责控制炮台；王刚和李容有控制对内对外的通讯联系；王澂明以王德容（游动炮团团长）“卫士”的身份为掩护，和王德容一起掌握游动炮团；唐秉煜和吴铭作机动，担任内部联络。会后，地下党每个同志都充分准备，分别向团结争取的中下层军官暗示打招呼，对中间力量进行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训话。

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共双方代表团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随即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0日晚起，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木帆船为主，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戴戎光接获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要他“固守黄山要塞”立即准备作战的命令，中午即从城内的司令部驱车赶到要塞黄山炮台，在总指挥所坐镇指挥。但他此时对“敌情”毫无了解。4月21日入夜，北岸人民解放军突然炮击江阴对岸八圩港国民党二十一军驻守的桥头堡阵地。该军一四五师参谋长打电话给江阴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秉琳说“前沿阵地遭到共军袭击”，要求“炮火支援”。这时唐秉琳借口“夜间观察困难，射击不准确”为由，故意命令黄山炮台全部火炮减缩400公尺，12发急速射。呼啸的炮弹全都倾泻在一四五师前沿阵地上，打得敌人鬼哭狼嚎。一四五师师长气得直骂，要求停止炮击。这是唐秉琳将计就计进行战场起义的第一波行动。

从21日晚19时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八军和第二十九军的官兵们分乘千余条木帆在北岸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横渡长江。江阴要塞炮台保持沉默，一炮未发。三支先头部队分别于19时50分在利港、21时30分在申港、21时50分在长山登陆。3个军的先头部队登陆后从突破口向两翼及纵深扩大战果。后续部队千舟竞发，势如破竹。戴戎光自要塞炮击八圩桥头堡后一直没有接到炮台总台长唐秉琳和游动炮兵团团长王德容的战况报告。他似乎觉察到了什么，走出指挥所，向江面张望，发觉人民解放军正在渡江时，急忙传令唐秉琳开炮，扬言：“如不打炮，要砍你的头。”为了继续迷惑戴戎光，唐秉琳就打电话给第二中台台长丁佩基，要他执行佯动射击计划（即用不卸保险，不装引信的炮弹发射）。戴戎光发现打出去的炮弹没有爆炸声，就气急败坏地叫嚷：“你们打的什么炮？这是打的欢迎礼炮呀！”戴戎光十分恼怒，当他找不到贴身卫士，电话又无人接，顿觉事态严重，就退进指挥所。

22日凌晨2时，王澂明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名义，给唐秉琳发布了起义命令，这时分工接应渡江部队的陆德荣、徐以逊分别在长山、萧山接到先头登陆部队，正沿山下公路向黄山迂回，唐秉琳通知王刚和李容有切断了江阴要塞和江阴城内戴戎光司令部及王克俊二十一军之间的电话线；命令除丁佩基台继续执行监视江中敌军舰等任务外，其余大炮全部掉转炮口对准溃退的敌军轰击；唐秉琳见吴铭、李干、唐秉煜各提手枪上来，他用手指向总台指挥所一指，三个人会意，随即快速进入黄山总台指挥所，由吴铭向戴戎光高声宣布：“我是共产党的代表，江阴要塞全体官兵已经战场起义了，现在要你缴枪投降！”戴戎光知道大势已去，就交出武器，瘫坐在椅子里。

打入国民党江阴要塞的解放军二十九军团营级干部。右起：王刚、李干、陆德荣、徐以逊。江阴市档案馆提供

22日早晨7时，起义后的江阴要塞在营房里召开了全体军官会议，唐秉琳代表中共要塞地下党在会上首先介绍李干说：“他是人民解放军二十九军的代表。”同时庄严宣布：“江阴要塞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场起义成功了。”接着在射击场上举行了要塞起义官兵和二十九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4月24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中共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由特种纵队司令陈锐霆陪同，视察黄山炮台并接见了唐秉琳等策反江阴要塞起义的有功人员，粟裕亲切地鼓励他们说：“你们为了大军顺利渡江做出了很重要贡献，为党为人民立了功劳，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