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巨擘巨赞与开国大典

佛门巨擘数巨赞

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有一位僧人作为中国佛教界的代表荣登天安门城楼，他就是当代爱国高僧、佛学家巨赞。他才高行洁，有着传奇般的经历。1949年9月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新中国政权的缔造。其后发起筹建中国佛教协会，历任副会长兼副秘书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主编《现代佛学》、《法音》等刊物。他一生爱国爱教，博闻强记，敏而好学，不仅明于经，优于史，妙于文，工于诗，且通英、日、俄、德、法五国语言，著述500万字，仅读经笔记就达百余万字。其弘法之勤，著作之丰，授教之久，改革佛教之力，为中国和世界佛教史上所罕见。

青年巨赞

巨赞，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1908年出生于江阴城郊贯庄村的一户农家。父亲潘咏霓，平时务农，性嗜酒，好赌博，原本家境算得上殷实，此时日见中落，只得常去集市当秤手，替人秤猪、茧、稻、麦、柴草，收些佣金。母亲徐氏，附近石牌人，喜欢烧香、念佛、行善，对潘琴朴幼小的心灵有一定影响。潘琴朴从小聪慧好学，先读私塾启蒙，后入贯庄小学读书。15岁那年母亲去世，16岁时，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江阴县立师范。江阴县立师范的前身是江阴县乙种师范，主要招收东南乡的贫苦农民子弟，校址就在江阴城内东仓弄原积谷仓与南菁中学毗邻。江阴早期革命的领导人孙逊群、茅学勤等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县立师范学生与南菁、励实中学学生一道上街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在斗争中，潘琴朴经受了锻炼。这年秋学校已有共青团组织，爱好文学、思想活跃的他就成为其中的一员，常和同学谢祖安（即陶白）、郭侣桐等与进步教师谢龙昇议论国事，针砭时弊。1927年夏，潘琴朴从县师毕业。北伐虽然驱逐了军阀势力，但“四一二”政变后工农群众运动受到镇压，他感到迷茫，想到常州清凉寺随应慈法师出家，但未能如愿。后去上海，就读于大夏大学，在校结识了田汉并秘密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初返乡，担任金童桥小学校长。他在报上频频发表文章，成为中共城区小教支部的一员，并与贯庄小学校长吴增铣相呼应，组织小学教员以抗议当局拖发教薪为由开展罢教斗争。两人竟遭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通缉，潘琴朴匆匆只带随身衣服和《老子》、《庄子》、《昭明文选》三部书，与吴增铣连夜从石牌港坐一艘运黄石船逃离江阴，前往上海。报上相继披露江阴党组织遭破坏，县委领导人被杀害的消息，他们感到上海不能久留，只得分手，吴增铣远遁西南，潘琴朴1930年冬只身来到杭州，暂栖孤山广化寺。次年3月，适逢中国佛教会主席太虚法师从浙江普陀山来到杭州灵隐寺。太虚是佛教新派的代表人物，正在通过办学和办刊物，开展“佛教复兴运动”。潘琴朴前往面请削发为僧，皈依佛教。太虚要这位谈吐不俗的青年人写一份《出家志愿书》，潘琴朴当即模仿《庄子》笔法，用骈文写出了1000多字的《出家志愿书》，并谨慎地用“失恋”两字回答太虚关于自己出家动机的质询。太虚法师审阅后，对他才思的敏捷和改革佛教的想法很为赏识，亲笔写下了“斯亦有志于道之士，得其师导，可臻上达”的评语。并亲自授书让他随灵隐寺方丈却非和尚“披剃”（即按佛教戒规，剃除须发，披戴袈裟），取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改名巨赞。当年即在句容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即指佛教徒通过一定仪式接受戒律），是年23岁。

皈依佛门的巨赞，先后来到杭州、南京、重庆、厦门等地，悉心攻读经文，研究佛学。他从法相唯识的研究开始，把一本本相关佛典和所有注疏都细细看过，做了很多笔记。其间经人介绍，到南京支那内学院，得到了佛学大师欧阳竟无的指点。又应约到四川汉藏教理院教书。巨赞花了五六年时间，从三论般若、天台、贤首、禅、净，到大小乘经论，都博览一遍，前后攻读了7000多卷经书，解决了500多个问题。他每看一本都做笔记，对每一个问题思考和解答都有记录，积稿盈箱，字数达百万之多。巨赞除了研究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外，还学习外语，读马克思、恩格斯、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原著。他曾在《佛教公论》杂志上发表《先自度论》、《为僧教育进一言》的文章。弘一法师评价说：“叹为稀有，不胜忭跃，求诸当代，未有匹者。”巨赞用笔名万均在李澄原主办、无锡出版的《论学》杂志上发表了《评熊十力所著书》一文，对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一书提出批评性意见。熊十力是一位贯通百家、融会儒佛的学术界泰斗，巨赞将此文寄给寓居北平的熊十力，熊先生仔细看了他的文章，赞叹说：“是用心人语，非浮士口气。”意欲推荐巨赞去浙江大学任教。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京沪弃守，大片国土沦丧，巨赞辗转奔走于福建、香港、广东、湖南等地，宣传、组织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一次巨赞在湖南常德向群众演讲，被国民党常德警备司令部抓了起来，稽察处长沈醉责问他说：“你好大胆子，一个出家人，不安分守己念经，却跑到这里来妖言惑众，到处胡说国民党不抗日，你是不是共产党派来的？”巨赞神态自若，就胸前合掌，从容地念了声“阿弥陀佛”，然后不急不慢地说：“出家人不问政治，无党无派，但国土沦丧却是事实。如果贵党真心抗战，我偌大的中华何至于败在小小日本之手？我等出家人何至于流离失所？”一席话，说得对方哑口无言。沈醉恼羞成怒，上去打了巨赞两个耳光，破口大骂。

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和恫吓，并没有使巨赞屈服，他坚定地说：“佛门弟子并不是超然世外的，应当爱国卫国。”他路过湖南宁乡，翘首云天，山河破碎，伤时感事，写出了如下诗篇：

九州沉陆滋蛇豸，绝脰刳肠亿万夫。
文物忍看沦敌手，江山默祝复康衢。
挥戈反日思良将，袒臂高呼待硕儒。
寄语山林深密处，倾危大厦要君扶。

这首诗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日寇的无比痛恨，洋溢着对祖国锦绣河山的无比眷恋。他是多么盼望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能同仇敌忾、共同来肩负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他呼吁山林隐逸在这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也能挺身而出，和大家并肩作战。

1938年，巨赞应湖南南岳华严研究社邀请，到达南岳后，一面在华严社讲学，一面在沩山佛学社兼课，并拟筹办华严大学。这时田汉、冯乃超、杜宣及日人鹿地亘等正游南岳，与巨赞法师相逢于上峰寺。田汉、杜宣是巨赞的老朋友。由田汉引荐，巨赞会见了著名共产党人叶剑英，受到亲切鼓励，更加坚定了他的抗日意志。未几，岳阳沦陷，巨赞法师与知客僧演文（“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的十九路军团长，后因不满时政出家）密商，发动佛教徒，筹组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参加抗日。1939年4月23日，在南岳庙召开僧道全体大会，接着又举行各寺庙负责人会议。叶剑英来祝圣寺表示支持，并提出为了团结更多的宗教人士参加这个爱国行动，建议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改名“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大家一致赞同。5月7日中午，在祝圣寺正式召开佛道教救难协会成立大会，墙壁上贴有“发扬佛陀大雄无畏的精神来救国”、“救国即是学佛，学佛必须救国”、“救难不忘修道，修道不忘救难”等标语。到会的除各界来宾外，还有一百多个穿着黑衫裤的排列得很整齐的僧兵。叶剑英参加成立大会并讲了话，宣布由八路军高参薛志正兼任救难协会战时训练班军事教练。此时，夏衍在桂林主持出版《救亡日报》，立即报道了这个消息，并撰文欢迎宗教界人士踊跃参加抗日队伍。太虚法师知道这一消息，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佛弟子救国的好榜样。法舫法师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在《海潮音》发表了《湖南佛教救国运动》一文，指出：“湖南佛教徒的救国运动，实在值得我们敬佩，值得全国佛教徒效法。”(www.chuimin.cn)

从5月8日开始，救难协会战时训练班在集中训练一个多月后，即编班分成两个组，一组由巨赞法师和演文带领，名叫佛教青年服务团；一组以暮笳、绍贤为首，名叫佛教流动工作团。6月20日佛教青年服务团举行宣誓成立典礼，由巨赞法师带领团员大定、洗尘、焕文、常乐、可亮、澄源等于6月30日晚从南岳出发，人人脚穿草鞋，头戴草帽，打上绑腿，雄赳赳、气昂昂到达长沙，之后立即开展各项救国活动：在街头发表演说，贴标语，出壁报，散发传单。长沙市群众亲切地称他们为“和尚兵”。在参加长沙“七七”两周年扩大纪念会期间，服务团工作更是紧张辛劳，巨赞废寝忘食，连夜赶写了《告全国同胞书》及《为欢送出征壮丁告同胞书》。佛教青年服务团的爱国活动，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和广泛支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亲笔书写了“上马杀敌，下马学佛”，赠与佛教青年服务团。长沙《国民日报》、桂林《救亡日报》等纷纷报道了服务团的活动。

9月中旬，形势突变，日本侵略军派出两个师团兵力猛攻湘北，妄图打通华中地区南北战线。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强令长沙所有市民一律疏散、撤退，轰轰烈烈的佛教青年服务团不得不忍痛解散。1940年秋，巨赞法师抵达广西桂林，住月牙山，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并与道安法师创办《狮子吼月刊》，继续宣扬抗战救亡的爱国理论与佛教革新运动。这时，巨赞与夏衍、田汉、欧阳予倩、聂绀弩、朱蕴山、郭沫若、柳亚子、方孝宽、端木蕻良、廖沫沙、关山月、尹瘦石等左翼文化人士时相往来，共商国是，过从甚密。“漓江雅集”是桂林负有盛名的爱国诗社，很多进步人士藉此集会议事，巨赞法师也经常参与。法师还用如是斋主、缁哉、万均、育之、毓之、周行、鉴安等二十多个笔名为《大公报》、《救亡日报》、《广西日报》、《小春秋》等报刊撰稿。他那博通多能、秉性坚贞、爱国爱教的高尚品德，深得李济深、柳亚子等的推重，并得到桂林各界的好评，被誉为新佛教的领袖。由于巨赞和各界频繁接触，得能深入考察社会各个阶层的底蕴，从而坚定了他彻底改革佛教的夙愿，提出了“生产化”、“学术化”两个口号，撰成了约二十余万字的《新佛教概论》。

巨赞的一些好友，如在长沙曾与之相处的著名共产党人徐特立认为巨赞颇有才华和能力，是国家栋梁之材，当和尚太可惜。徐老抄录元代先当和尚后还俗当上一品大官的刘秉忠《朝中措·书怀》一词，奉劝巨赞舍戒还俗。在桂林，田汉、李焰生等人也持有同样观点。对此巨赞是这样想的：干革命有许多渠道，佛教工作也要有人去做。多年来，自己对佛教有了感情，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也很有意义。他婉言谢绝了朋友们的好意，赋诗一首言明心志：“亡羊自昔多歧路，脱俗方为道中行。夏绿春红何足惜，要以冰雪验人生。”1944年，抗战到了最严峻的时刻，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相继陷落。巨赞离开桂平，来到北流，任教于迁至这里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

抗战胜利后，巨赞回到杭州灵隐寺，任浙江省及杭州市佛教会秘书。1947年他撰写了介绍灵隐寺历史的《灵隐小志》。此后，他又出任新创办的武林佛学院院长。这期间，巨赞风尘仆仆，往来于台湾、香港、澳门之间，致力于讲学和考察佛教情况，加强佛教界的联络，呼吁改革佛教教务。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巨赞法师在由香港回上海时，李济深托他转交一封绝密信件给被蒋介石软禁在上海的陈铭枢和郭椿涛（内容是邀请陈、郭赴港参加商讨改组国民党，筹建民革的计划）。巨赞法师不惧刀斧，毅然受命，果不负所托，机智地完成了这次非常艰险的重大政治任务。他又应中共中央华中局潘汉年的要求，草拟了新中国佛教改革方案，转请潘送往中共中央。

1949年4月3日，巨赞从香港出发来到北平，结束了他的云水生涯。巨赞与北京佛教界人士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和讨论，由他执笔，以北京佛教同人的名义，为改革全国佛教，上书毛泽东主席和各民主党派，大意是：人民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是五千年历史最光辉、最伟大的一页。对此佛教同人欢喜赞叹，踊跃爱戴。佛教将从此站出来，建立它自己生龙活虎的新生命。佛教的本质应与时代精神相吻合，提出“生产化”、“学术化”两个口号，作为改革佛教一切制度的目标。1949年9月，巨赞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10月1日，巨赞法师和赵朴初居士一起，作为佛教界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以后，巨赞法师定居北京，发起成立现代佛教学社，参与发起筹建中国佛教协会，创办《现代佛学》刊物和佛教院校，收回城北积水潭的著名古刹广济寺作为中国佛教协会驻地。为此，他多次上书党中央，并得到毛泽东主席的复信。在百废待举的1950年春，他积极筹办大雄麻袋厂，组织僧尼生产。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后，巨赞一直担任佛教协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并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现代佛学》月刊主编，第一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他驻锡广济寺，长期参与中国佛教协会的日常领导工作，撰写了大量的佛学论文，在推动会务，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政策，增进各民族佛教徒的团结，开展佛学研究，促进国际佛教界友好交流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尽管在10年动乱中，巨赞法师遭到无妄之灾，身陷囹圄达7年之久，但他始终没有丧失爱国、爱教的信念。1975年出狱后，仍超然物外，泰然写下“不婚不宦情如洗，独往独来无所求。收拾乾坤归眼底，一肩担却古今愁”的诗句，秉持他的磊落胸怀。1981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73岁的巨赞继续当选为副会长兼副秘书长、佛学院副院长，主编佛学刊物《法音》，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佛教部分编审。其后当选政协全国第六届委员会常委。

巨赞故居

此时党史征集工作已在全国开展，1982年5月，巨赞法师应中共江阴县委党史办公室之请，在他驻锡的广济寺一间简朴的起居室兼书房内，以两个晚上时间接待了来自故乡的使者，用浓浓乡音叙说了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所经历的峥嵘岁月。他的殷殷临别赠言，使参访者真切感受到巨赞法师那爱国情结至深至浓，而爱乡之心也不逊于爱国之忱。他以“在故乡再见”作为告别语，岂料两年后的1984年4月9日竟在北京圆寂，终年76岁。巨赞在病重期间曾授书提及，以他未能作故乡之行为平生一大憾事。巨赞法师色身入灭了，江阴人民在他的故里建有赞园和巨赞法师纪念馆，用来纪念这位中国佛教界的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