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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领导的中央文库守护者《江阴史事纵横》

【摘要】:中央文库守护者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党中央在上海设立了中央文库,也就是被党内称为中共“一号机密”的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按规定,中央文库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他严格遵守中央文库保管工作的纪律,独址居住,独立活动,不参加中共的会议和集会活动,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以免暴露身份,平时由他的交通员与吴成力保持联系。

中央文库守护者

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党中央在上海设立了中央文库,也就是被党内称为中共“一号机密”的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中央文库珍藏着包括党的一大文件、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等极其珍贵的中央文件、苏区文件、红军文件和地方文件,总数多达两万余份。从1930年秋开始,中央文库在白色恐怖中几经辗转,数易其手,在险恶的环境里存在将近20年,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为了这个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一批英雄前仆后继地刻上了自己不朽的名字。江阴申港人缪谷稔,就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秘密接管着中央文库,成为中央文库第四任负责人。

缪谷稔

缪谷稔是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忠诚战士,他又名缪青裳,化名苗国生、李念慈、陈一鸣,党内人称“老缪”。1905年出生在申港缪家垫的一个塾师家庭,从小读过几年私塾,14岁那年到常州当学徒,1926年10月参加共青团,不久由恽逸群介绍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武进县党部执行委员兼商人部长。1927年春加入共产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回申港暂避。两月后返常州,在《中山日报》、《武进商报》撰文,抨击国民党右派反人民罪行。同年秋,在申港前周小学任教,担任共青团江阴县委委员,参加东乡农民暴动。1928年9月20日晚,团县委在申港乡间一所庙宇内召开共青团第一次活动分子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团县委,缪谷稔继续当选。但次日清晨,突遭从县城来的大队国民党军警搜捕,未及转移的团县委委员薛光楣(无锡人)、季耀曾及前团县委书记姚传生被枪杀,团的领导机构受到破坏。缪谷稔机智地摆脱军警的追捕潜往常州,与时任中共武进县委书记的恽逸群会面,接任共青团武进县委书记,在前黄地区发动农民向天宁寺僧开展清算“浮收”(即“冒厘为分”)田租的斗争。1930年,他以中共武进县委委员的身份,到滆湖地区恢复党的组织。环境恶化,一度隐蔽在澄武交界的圩塘小学任教,1932年因党组织遭破坏被捕入狱。他患有肺病,1935年交保释放。此时恽逸群在上海以记者身份作掩护,从事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工作,介绍缪谷稔到上海市商会函授学校工作并与中央特科接上关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缪谷稔奉命以供职于市商会或新闻记者身份留在上海。1938年初,他不辞艰险回到澄西,劝导已在西石桥拉起抗日游击武装的梅光迪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梅光迪本是他的表弟,曾同为共青团江阴县委委员,但梅不久被捕投敌叛变危害革命,缪谷稔向特科作过汇报。2月份,特科出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命缪谷稔陪同共产党员刘钊(山东人)、郑文道(广东人,同济大学学生)先期到江阴梅光迪部工作。缪谷稔一路上将梅的政治面貌据实相告,让两人心中有数。6月,特科正式派何克希、吕平、刘史明组成中共澄锡虞工委到西石桥争取、改造梅光迪部,发展敌后抗日武装,刘钊、郑文道先后回上海。此时,缪谷稔还以市商会高级职员身份出面,接应、介绍在沪的中共党员施光华及青年工人叶藻、方铭等人到西石桥梅光迪部参加抗日,并多次把急需的医药用品避开日军的检查封锁运往苏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缪谷稔奉组织之命,正式接管中央文库,成为党的地下文库第四任负责人。他深感任务的艰巨、责任的重大。

1930年9月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已经集中了大约20多箱文件、资料。1931年1月,周恩来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发现这批文件、资料一包一捆未加整理,为便于长期保存,指示文秘处主任张唯一请瞿秋白起草《文件处置方法》,选定金陵中路顺昌里一幢独门小楼,由工作人员将众多文件进行编目、分类、装箱,悄无声息地将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安置在这里,代号“一号机密”,简称“中央文库”。不久革命转入低潮,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迁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遗下的中央文库移交给新成立的上海中央局代管。(www.chuimin.cn)

按规定,中央文库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1932年4月,经中央秘书处批准,调陈为人负责管理这个“一号机密”,由张唯一单线联系。陈为人,湖南人,是我党第一批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留学生,当过《向导》编辑,1928年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曾在沈阳和上海两次被捕,狱中坚守党的秘密,身心受到酷刑摧残。经组织营救出狱后接此新任务,他与妻子韩慧英一道,决心以生命相护中央文库,夫妻俩以开湘绣店为掩护,白天谈生意,晚上在家里进行文件的整理、抄写、缩微工作,把20箱档案压缩到7大皮箱内。因环境险恶,在3年多时间内几次转移文库。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被捕,上海中央局遭破坏,韩慧英按原计划去接头时亦遭捕。在失去与党的联系和经费来源的情况下,陈为人为了文库的安全,靠变卖衣物交纳每月30元的房租。由于贫病交迫,患肺病吐血,身体每况愈下。1936年秋,上海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受党的委托到处查访陈为人的下落,陈为人终于与党接上关系,把中央文库安全地转送到党组织手里。他交接完毕,回到家中就口吐鲜血昏倒在地,一病不起。1937年3月,年仅38岁的陈为人默默走完了他的一生。

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开始由上海的特科接管,首先由特科负责人徐强和他妻子李云管理。徐强将文库迁到位于恺自迩路的地下党员周天宝家里,让李云专管。1939年冬,徐强、李云奉命调延安,特科就归八路军驻沪办事处领导,中央文库便交驻沪办事处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力单线联系,由西石桥梅光迪部归来的徐钊临时管理。

缪谷稔是在1940年春从徐钊手里接过负责中央文库管理工作的,其时正处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挑起反共磨擦、日本侵略者疯狂镇压中国革命的严峻时刻。他严格遵守中央文库保管工作的纪律,独址居住,独立活动,不参加中共的会议和集会活动,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以免暴露身份,平时由他的交通员与吴成力保持联系。这时缪谷稔正好在上海租界上租用着康脑脱路生生里一位巫姓的3层小阁楼,为了妥善保管这批属于党的最高机密的中央文件,经组织批准,他秘密地把7大箱文件搬进了那幢3层阁楼。缪谷稔的住地离生生里有不少路,为保管好文件,他早出晚归,常去那里巡视,有时冒着风险去翻晒,不使文件受潮。但是不久,房东就对这位新房客产生了怀疑。缪谷稔觉察后,为中央文库的安全起见,经请示组织同意,他与妻子李瑞华一起,将7大箱文件分散包装,接连几个晚上用黄包车从市中心转移到市郊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自己家中。这些箱子外用柴草遮盖,占去了整个居室的五分之一的面积,缪谷稔一家4口就挤在这间简陋的屋子里。为了对文库慎加保护,缪谷稔辞去社会兼职,日夜守护在家,仅靠当缫丝工人的妻子微薄收入维持合家的生活。

1941年冬,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占领了租界,敌特常常肆无忌惮地搜查民宅,在交通要道拉铁丝网划地封锁。保管中央文库风险大、压力重,缪谷稔身体有病,不得不让妻子辞去工作,专门协助他管理文件。他对妻子说:“箱子里装的全是比金子还珍贵的国宝,千万要保管好,不能让外人随便进我们的家门。”一次,上级及时向他通报了打入日本情报机关“满铁上海事务所”取得重要情报的郑文道不幸身份暴露被捕的消息,而郑文道是知道文库藏地的。为防不测,他不顾身患肺病,体力不支,在妻子的帮助下,紧急地把文件箱作了更隐蔽的处理,由此加重了病情。当他确悉郑文道被捕后表现得很顽强,在押解途中跳车受伤未成、结果在医院中跳楼壮烈牺牲时,缪谷稔流着泪水对妻女说:“烈士用生命保护了这些箱子,我们同样要用生命保护好它们。”1942年7月,缪谷稔终因严重的肺病吐血卧床不起,上级党组织为了让缪谷稔安心养病,决定让他的交通员、年仅23岁中共党员陈来生接替保管中央文库。1943年夏,缪谷稔病情恶化由妻女陪同回到江阴申港的老家。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于次年的10月秋雨绵绵中默默去世,时年39岁。

陈来生怀着对党的忠诚,从缪谷稔手里接过中央文库的保管重任,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他机智勇敢地保护了党的地下文库。1949年5月终于迎来了上海解放,他将中央文库保存的文件如数交给了上海市委。当年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了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位领导人签发的加急电报,电报说:“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到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1949年10月13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中共上海市委给陈来生的嘉奖信。而这份复电是经毛泽东修改的,电报中有一原文是“对保存文件有功的同志,请你处先予奖励”,毛泽东阅后,将“有功的同志”改为“有功的人员”,意即对保护中央文库有功的同志及他们的家属、朋友等,都应该进行表彰和奖励。这自然应包括中央文库第四任负责人缪谷稔及其妻子李瑞华等在内。这批经历腥风血雨的珍贵文件早已完好无损地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里,缪谷稔也已列入江阴的烈士英名录,可是,对缪谷稔在白色恐怖的岁月中,作为党的“一号机密”中央文库守护者立下的不朽业绩却鲜为人知,直到江阴编史修志才揭开神秘的面纱,被载入人民革命的光辉史册,并搬上了银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