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史事纵横：城南陶社振诗风

2024-05-17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城南陶社振诗风江阴自古为季子化育之乡，历代诗风颇盛，自初唐至清末的1200余年间，史载有诗词传世的作者达1019人，结社联吟，蔚然成风。民国以来，吴研因成立紫云诗社，曹颖甫建南雅诗社，而尤以祝丹卿创立于城南怡园的陶社，上宗东晋大诗人陶潜，荟萃学者名流，注重诗篇的社会内容。石老初次临社时，陶社到会者共14人，谢鼎镕献诗有“风流未敢希莲社，人数居然倍竹林”之句。

城南陶社振诗风

江阴自古为季子化育之乡，历代诗风颇盛，自初唐至清末的1200余年间，史载有诗词传世的作者达1019人，结社联吟，蔚然成风。其中较著名的有元代张端、徐津等的澄江诗社，明代刘光济、季科等的大雅堂诗会，许学夷、沈鹜、徐益等的沧洲诗社，黄毓祺为首的江上九子社，清代朱廷、盛树廉的从野堂诗会等。民国以来，吴研因成立紫云诗社，曹颖甫建南雅诗社，而尤以祝丹卿创立于城南怡园的陶社，上宗东晋大诗人陶潜，荟萃学者名流，注重诗篇的社会内容。诗酒唱酬之余，征文考献，刊印《江上诗钞》等乡先哲遗著多种，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超前代。

祝丹卿

1918年前后，祝丹卿因与吴汀鹭等经营的利用纱厂获利甚丰，就将自己所得红利的半数，在城南刘伶巷购地20亩，建造了一座亭台阁榭、假山曲水俱全的祝氏怡园。祝丹卿对母至孝，建造怡园旨在娱亲，但园成之后，一任游人入内，无异为江阴人民大众增添了一处游憩之所，人称“祝家花园”。其后，他又在园内辟设了旅社、剧场、菜馆、茶室及豢养珍奇动物处所等设施，俱以繁荣城南商市为目的。

祝丹卿工诗词，擅书法，斗酒不醉。怡园建成后，一些学者名宿乐于在此流连。因感于民国以来社会动荡不定，诗坛显得沉寂，风雅之道久已不谈，于是有重建诗社之议。1925年初，直奉军阀混战，江阴城被围七天，县知事张宗峄弃职潜逃，祝丹卿以市董会总董临机入驻县署，全面处理围城中的紧急事务，以致心力交瘁。事平之后，年过半百的祝丹卿认为诗歌可以正人心、维风教，就在怡园邀集了吴亦愚、陈宗彝、章松庵、章钟祚、章国华、曹家达、谢鼎镕、钱夔若、章慰农、沙志衔、唐凤鸣、曹纶香、周维翰、祝廷瑞等人共商成立诗社，为岁时集合觞咏之所。以诗社始于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故取名陶社。大家共推祝丹卿为社长，而以谢鼎镕协助，社址就设在祝氏怡园。其后有许颂慈、钱翰五、王旋吉、徐再思等多人相继参加。特聘旅居北京的原翰林院编修、有“海内词宗”之称的邑人夏孙桐为名誉社长。祝丹卿立社的初衷，本以刊印乡先哲遗著为主，诗酒唱酬则在其次。

祝丹卿《陶社成立词》

陶社社友在平时，推敲佳句，竞相唱和，而每岁冬夏两季，必举行诗会。每过夏至、冬至后九天，社友轮流作东。值社者不拘格律，先吟成诗若干首，在宴会时征和，和者以次韵、步韵（即依照所和诗中的韵及其用韵的先后次序写诗）为贵，以见其诗之技巧，但有时亦拈字选韵或命题为诗。此即诗人们传统的九九“消寒祛暑”活动。每逢诗会，社长祝丹卿即席赋诗，佳句独多，社友无不钦佩。谢鼎镕，南菁高等学堂毕业，历任靖江、泰兴、武进等地审厅推事，工诗文，与祝丹卿次韵相和，往往一叠再叠，甚至三四叠，而诗意绝无雷同或近似的。其间有他县兄弟诗社来澄联吟，叠韵唱和，必尽欢而散。既而海内文人，向陶社征诗文的日渐增多，或征和，或乞作序，祝丹卿及诸社友几忙得应接不暇。(www.chuimin.cn)

1933年，名播海内的大诗人、闽侯石遗老人陈衍寄寓苏州，应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国学大师唐文治之聘，每逢星期一上午至锡讲课，星期二下午返苏。石遗老人为谢鼎镕的业师，于是由谢专赴苏州聘他为陶社名誉社长，石老欣然应允，并约定每岁临社赋诗，顺便品尝江阴名产河豚。石老初次临社时，陶社到会者共14人，谢鼎镕献诗有“风流未敢希莲社，人数居然倍竹林”之句。他巧用两典，谦称陶社未敢与东晋慧远创立的莲社那样拥有谢灵运等有才学的一群名士相比，但今天到会的人数要比魏晋间阮籍、刘伶等的竹林七贤多一倍。石老拍案叫绝，当即将诗稿取去，辑入《石遗室诗话》。接连两载，石老两次来社，诗酒高会，盛极一时。陶社社友增至57人，甚至连旅沪的江阴适园后人陈名珂也常返里参加陶社诗会。

祝丹卿早岁就读南菁书院，是时任南菁书院院长缪荃孙的高足弟子。祝丹卿常怀师志，以继续搜集家乡文献、刊刻先哲遗书为己任。谢鼎镕在外供职十余年，亦重视搜罗乡先哲诗文，积累颇多，返里后参与建立陶社，成为祝丹卿筹划编印乡哲遗书的最倚重者。1930年春，祝丹卿见陶社成立已久，在主持诗会吟咏的同时，即把征文考献、刊刻遗集作为表彰前哲、弘扬国粹的切要之务，所有费用都有他一个人承担。他首先把目光投向《江上诗钞》，这是道光、咸丰年间乡先辈顾心求（即顾季慈）倾毕生心血所手辑。该书的搜采，始于唐，终于清咸丰年间，176卷，著作者多至859余家，得诗17000余首。全书40巨册，并有咸丰八年江苏学政李联琇为之作序。正如曾接阅该书的夏孙桐所赞称：“延陵旧乡，千余年来，名卿硕儒，文人逸士，同留光（华）气（息）于此编。”为此，祝丹卿特登门就商于顾心求之孙顾骧瑶，以重价购得所藏《江上诗钞》的原稿。他欣喜过望，集中精力，夜以继日地阅读，更加坚定了他不惜工本将《江上诗钞》巨编付梓出版的决心。祝丹卿邀集陶社同仁共议，委请谢鼎镕主持该书的刊印事宜，并指请钱夔若、章孙宜、陈景侯三人协助。社中耆硕如许颂慈、曹纶香、章松庵与顾骧瑶等自愿分任校刊。人员分工既定，谢鼎镕将《江上诗钞》手钞本分卷拆开后逐页校对，略加增损重行编排，八百多位作者，谢鼎镕均一一附以小传。凡在咸丰前之诗、顾氏遗漏者，谢辑成《江上诗钞补》；在咸丰后之诗搜得160家，又辑成《续江上诗钞》以补顾氏之不足。历时两载，始将顾心求所辑《江上诗钞》稿本完成校对编辑工作，既而在怡园开设印局。因采用木刻活字排版印刷术，刻书校勘任务甚重。谢鼎镕及钱夔若等一丝不苟地手持朱笔伏案校对，不仅要剔出错字，还需将刻字不够标准的笔画、字形等用红线一一标明，以求改正。每出版一页，必经过仔细校核，然后付印。

陶社刊印的《江上诗钞》书影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祝丹卿怕日军的侵略战火殃及江阴，不待谢鼎镕的补辑稿刊刻，急将已刊出的16册《江上诗钞》先行装订妥当，而后分送京沪沿线各大图书馆。时局稍平，祝丹卿再继续刊印《江上诗钞》。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江阴陶社积10余年时间，完成了《江上诗钞》40卷，续补《江上诗钞》4卷及10余种《先哲遗书》的编印工作。为此，社长祝丹卿倾家出资数万元之巨，而主持其事的谢鼎镕须眉都白了。但很不幸的是正在赶着装订时，日军飞机来袭江阴，怡园中弹，满屋书页、已装成的书及手稿等悉遭毁失。当时，祝丹卿、谢鼎镕已举家过江避难泰州。当祝丹卿获悉怡园被炸、书稿毁失的消息，禁不住老泪纵横，扼腕痛惜不已。

1939年，祝丹卿病逝泰州。因时局剧变，泰州一夕数惊，祝谢两家结伴赴上海暂居于租界。1941年，谢鼎镕深深怀念老社长祝丹卿，就与在上海供职的陈名珂商量，在沪恢复陶社，并得到其妹夫、素爱诗文的吴云山的竭力赞助。上海著名高僧、玉佛寺住持震华上人对江阴陶社抗战中在沪的复社活动深表支持，慨然允诺以玉佛寺作为社址。因原社长祝丹卿、名誉社长夏孙桐、陈石遗老人都已去世，于是公推避居上海的吴汀鹭之弟、清季翰林吴达臣为社长，聘清进士、常州名宿钱名山（名振锽）及甲骨文专家、南通孙沧叟（名儆）为名誉社长。其余新社友除旅沪同乡外，参加者甚为踊跃，其中知名人士有清翰林吴江钱自严（名崇威）、南社巨子“江南三大名儒”之一的金山高燮（名吹万），诗书画造诣俱深的闽侯沈剑如（名觐安）、学贯中西的名教授昆山徐燕谋（名承谟）等。曾于1926年应陶社邀请到江阴参加联吟的上海著名诗社鸣社社友、青浦蔡庸言和常州邓春澍，此时也成了陶社社友。年龄最长的是84岁的歙县徐丹甫，年龄最小的是陈名珂之子、正在无锡国专沪校学习的21岁的陈以鸿。列名总数达80余人。加上旅沪旧友吴亦愚、章慰农、沙怀甫等，可以说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陶社在沪复兴，按过去旧例，每隔若干时，轮流值社举诗会一次，每次诗会前，都由陈名珂拟就六朝骈文体的小启，印在彩色纸片上作为请柬发出。而宴饮则比较简单。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共举行了17次诗会，并由谢鼎镕主持编印《陶社丛编》共三集，以祝丹卿的《怡园剩稿》、曹家达的《气听斋骈文零拾》、陈宗彝的《沤公遗稿》为甲集；谢鼎镕的《冶庵文钞》、陈名珂的《文无馆诗钞》为乙集；陶社在沪复兴期间的诗会汇辑为丙集。成果颇为显著。抗日战争胜利后，谢鼎镕应省立无锡师范之聘，离沪至锡任教，在沪社友星散。谢鼎镕又在无锡组织陶社锡山分社，曾首唱以欢、丹、看、完、坛五字为韵的七律，征求各地社友和诗，将这些诗合为一卷名《欢丹集》。陶社的余响，至1947年后才消歇。

江阴史事纵横：城南陶社振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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