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宗师缪荃孙与《江阴史事纵横》

国学宗师缪荃孙

我国近代文化名人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号艺风，世称艺风先生。是清末民初著名史学家、方志学家、教育家、金石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藏书家、诗人、书法家。他出生于江阴申港缪家村一个六世有文名的仕宦之家。他生而聪颖，幼承家学，11岁已读完儒家五经。12岁不幸丧母，父屡应礼部试不遇，随张国梁军入蜀。咸丰十年（1844）太平军占江阴，17岁的他，侍继母渡江避居淮安，就读于丽正书院，学习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后举家迁居成都，从阳湖汤彦成研习文史、考订之学。同治六年（1867）应四川乡试中举，后充总督吴棠、川东道姚彦士幕僚。张之洞提督四川学政，缪荃孙被招于门下。光绪二年（1876）33岁时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历主南菁、泺源、龙城、钟山等书院讲席，江宁编译局总纂，创办江南高等学堂、三江高等师范学堂，创立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总纂，《江阴县续志》总纂。他学识渊博，交游广阔，著述繁富，尤于金石碑帖、版本目录之学钻研特深，熟娴文史掌故，名满学术界。清末民初，与王壬秋、张季直、赵尔巽齐名，誉称四大才子。缪荃孙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与近代的文化教育事业紧密相关，承前启后，成就极高，为后世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因而被我国文化教育科技界尊为一代宗师。

有清一代，是我国地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缪荃孙是超越前人成就的方志学家。他作为博学通儒，一生淡泊名利，参与修编了多部志书，把学术研究同修志结合起来，时间跨度达42年，所取得的成就，在清末民初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

缪荃孙塑像　沈俊鸿摄

清光绪三年（1877），缪荃孙在京授翰林院编修后不久，内阁学士张之洞担任《顺天府志》总纂，他即被延请担任协纂，参与发凡起例。次年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特推荐缪荃孙接任总纂。他不仅自撰序志，撰成疆域、京师、人物、艺文、金石等卷，而且复辑全志，历时7年告成。共设130卷，350余万字。是清代官修北京地方志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巨著。因对“前代旧制，近日积弊，均为详采”，是方志界公认的我国近代洋务运动时期有较高价值的一部地方志。《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也称它为“近代方志之冠”。在编纂《顺天府志》的同时，由缪荃孙总纂的《昌平州志》，也是著名州志之一。

光绪十三年（1887），清廷开馆修史，缪荃孙应国史总裁潘文勤所请，续辑清史《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隐逸》等五传。初为分纂，再任总纂。后因在评价纪大奎对经学的贡献问题上持论与继任总裁、掌院学士徐桐相左，由此见忌于徐桐而备受压制。次年，缪荃孙因继母病故，在完成五传初稿后，奉柩归里守孝。光绪二十年（1894），回京复职任国史馆提调。因徐桐有意求疵，他遭受不公正的指斥，于是愤而辞职。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获悉后，相邀至武昌重修《湖北通志》。他特别重视文献的采访搜集和抉择取舍，按全志分66个类目、206卷的规模纂编成稿。

宣统二年（1910），两江总督张人俊议修《江苏通志》，缪荃孙被延为总纂。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纂修工作停顿。民国成立后重议开局，其中《金石》一门，由缪荃孙拟订大纲，自发家藏各种金石拓本，编录考订一手撰成，后以《江苏金石志》单独刊行。1914年，赵尔巽在北京重开清史馆，特聘缪荃孙为清史总纂，手定全书《凡例》1卷，并遥领《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隐逸》、《土司》、《明遗臣》等7传的撰写。

1915年江阴续修县志，缪荃孙被推为总纂，亲定大纲，延请邑中通才任分纂，而由他总其成。《江阴县续志》上承前志，详今略古，全书28卷23门，所列人物入传纠谬较多，将石刻从《艺文》中析出，以《金石》为一门，成3卷《石刻记》，收录本邑自周迄明的碑碣经幢，详加考订，注明原版或拓片所在，为江阴留下了较为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碑刻文字。《氏族》及《前志原委》亦极具价值。记述《山川》时注意吸收近代科学成果，记录扬子江的流量、流速在涨潮落潮时的变化和夹带泥沙的数量。记述《物产》附有实业表，详列茧行、布厂、纺厂，反映了江阴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所附地图49幅，均用近代科学方法绘制。另附《江阴近事录》3卷，专载1912年至1918年的史料，为后人续修邑志提供和保存了很有价值的资料。1919年秋，《江阴县续志》修成，是年冬，缪荃孙在上海逝世，故《江阴县续志》是他的绝笔。此志质实辞雅，正式刊行后，成为一代名志。梁启超曾把它列入清以来方志中“最表表者”，也为广大方志家所推崇。

缪荃孙是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先驱。清末，维新派希望通过培养人才去实现其政治目的和富国愿望，而缪荃孙前后有15年时间职掌著名书院，创办高等学堂，开中西学兼重的风气之先，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大家。

清光绪十四年（1888），缪荃孙因丁母忧离任回乡服丧，驻节江阴的江苏学政、国子监祭酒王先谦特聘请他担任南菁书院院长。缪荃孙与著名经学家、定海黄以周分任词章、经学掌教。王先谦奏准在书院设刻书局，汇刻《皇清经解续编》1430卷，缪荃孙协助主持编务，并主编《南菁书院丛书》144卷、《南菁讲舍文集》9卷。在此时培养出来的就有国学大师唐文治、著名教育家华世芳、陈玉澍、章际治等佼佼者。他守丧3年期满起复，又因父丧，去山东济南掌教泺源书院。

缪荃孙和《江阴县续志》其他主要编纂者合影。(www.chuimin.cn)

前排左起：祝丹卿、章际治、缪荃孙、金武祥、张少泉、吴穆清、章元治。后排左起：陈思、章揖峰、缪子彬、金伯豫、陈默之、陈季鸣、蒋慕莲、陈元素、吴达臣、县府账房

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之洞暂代刘坤一的两江总督之职，次年即约请缪荃孙任南京钟山书院山长。该书院创立于雍正元年（1723），是东南著名的书院之一，所收课生多是中举或已有功名的学人，实际上是一所研究院。缪荃孙亲自讲授词章、伦理，讲学之外，编刻丛书。其间兼领常州龙城书院山长之职。八国联军入侵，列强宰割中国，危机日甚一日。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之洞和刘坤一为实施新政，联名就“兴学育才”提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获准后，即由张之洞召集东南名流，决定在南京创办江楚编译局，聘缪荃孙任总纂，翻译东西各国书籍，刊印教科书，以适应办学堂的需要。

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缪荃孙、张季直、罗振玉等共商举办大学堂事宜，奏准将钟山书院改为江南高等学堂，由缪荃孙任监督（校长）兼领中、小学堂。同年十二月，继任总督张之洞为改革教育，特委派缪荃孙率7位教习赴日本考察学务，历时5周，详细参观了弘文师范学院等教学机构，听取日本教授演讲教学原理、教育学、管理法等教育新理论，从中了解国外教育的最新动态。张之洞有意“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择定省城北极阁前创建三江高等师范学堂，招收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学子授学。次年三月，缪荃孙从日本回到南京，即被聘为三江高等师范学堂总稽查（又名总教习，即校长）。他亲自酌定课程，编写课本，访聘真才实学的教员，采取中西之学兼重、讲求教授管理之法。三十一年，三江高等师范学堂改称两江高等师范学堂。缪荃孙一直在这里讲学、做总教习，直至三十三年七月调任江南图书馆总办为止。办学成绩卓著，培养造就了如国学大师丁列君、胡小石、陈中凡，农业专家章元善，中研院院士朱师辙，大学者翁之龙、张小楼，著名冶金学家周仁等一大批著名人物。江南高等学堂和三江高等师范学堂（即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前身）是我国创办得最早的近代高等学校之一。因缪荃孙有初创之功，清廷特诏加四品卿衔。

缪荃孙是清后期目录学者的杰出代表。在清代，版本目录学被视为经世致用之学。他受乾嘉学派的影响，用毕生精力，在丰富的家藏基础上不倦地探索，对古籍校勘整理，辨别真伪、类分目次、撰写提要、汇刻题识，成为我国近代目录学领域的权威。

缪荃孙自25岁开始研究目录之学，经六七年收集异本并对版本目录加以研究，32岁时即为四川学政张之洞代撰《书目答问》而一鸣惊人：经他考订入选2000余种版本，以经、史、子、集、丛5部34类，加以组织，多为古代流传下来的重要典籍，是一部中国旧学书籍的综合性选目。此书刊行后，风行海内，嘉惠士林。他中进士后，在目录学上所做的主要工作是《艺风堂藏书记》三编的编撰。缪荃孙是个把藏书作为治学辅助手段的学者型藏书家，在北京供职期间，常去琉璃厂书肆寻访古籍，他的官俸大都用来购书，遇到珍稀版本，一掷千金，毫不吝啬。经30多年的努力收藏，积累了“四库未收之书、名为孤传之稿共10余万卷”。他到57岁那年，本着“慎择约举”的原则，从中挑选，按籍编目，尽录题跋、印记，略举人之仕履、书之大意，得书627种、10962卷，分10类，编成《艺风堂藏书记》8卷；刊行10年后，又撰《艺风堂藏书续记》8卷，将东游日本及观书于四明天一阁，领江南、学部两图书馆所见异书，循前例汇为一编刊印；其后又将新收书目114种，以版本组织，分宋、元、明刻本、旧钞、校、影写、传钞本7类，作为《艺风藏书再续记》存世。

缪荃孙的《艺风堂金石文字目》是他在专题目录方面的重要工作之一。他年轻时就嗜好金石收藏，在开始研究目录学后的两年里，就研究金石之学。先后利用充当总督吴棠、川东道姚彦士幕僚的机会，遍历川东北诸郡，广泛搜求金石拓片，或请好友代购，或亲自四出摹拓，并曾从陆路由栈道入陕西、山西，水路则泛舟岷江出夔门到达湖北，“每逢阴崖古洞，破庙故城，怀笔舐墨，详悉记录，或手自椎拓，虽危险之境，甘之如饴”。在翰林院任职期间，遇到珍贵拓片，“典衣质物而悉收之”；又约同好集资派人往拓顺天、易州、宣化、定州、正定等处碑刻。当他主讲济南泺源书院时，派人尽拓泰安、肥城、汶上、东阿、济宁、兰山、蒙阴十余县的碑刻；主讲南京钟山书院时，曾请拓碑高手往拓江宁、句容、溧水、太平、当涂、潜山、桐城、贵池、常熟、松江、太仓等处的碑刻。又以重金购南汇沈均初家拓本3000余种。于是用目录学方法，按代编目，凡伪造摹刻，无地可考者皆不录，共得10800种，为18卷。这就是缪荃孙竭30余年精力收藏，花了3年多工夫编撰而成的《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后又续得千余种，藏本之富，为前代金石家所未有。

缪荃孙所编的另一专题目录是公益性藏书目，如《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这一书目于辛亥革命前夕编成，计4卷。每志著录书名、卷数、册数、主修人、刊年或版本、撰序人。共录省府州县方志1676部，其中明志224部，不全者360部，收录了当时京师图书馆所存的方志。由他总纂的《江阴县续志》的《艺文志》，详细收录了宋至清代邑人之作计639人、1240余种，并附有代表人物小传、序跋及刻本存世情况。辛亥革命后，缪荃孙寓居上海，虽厌于时事，但版本、目录学实践活动始终不辍。协助盛宣怀编成《盛氏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先后编校并刊刻《常州先哲遗书》67种、671卷，从而保存了包括江阴先哲所著的大量珍贵古籍。终老前，还替刘承幹编《嘉业堂藏书志》。

缪荃孙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奠基人。在晚清，他筚路蓝缕，手创我国南、北两个著名的图书馆——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在培养、提携后进、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传播文化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两江总督端方等五大臣赴欧考察西方文明，归国后，上书清廷，极力称赞官办图书馆开益民智、增进文明的进步作用。三十三年，在奏折中提出创办图书馆的计划，并推荐缪荃孙主其事。七月，64岁的缪荃孙感到中国人的私人藏书楼不能摆脱守旧的传统束缚，当即应两江总督端方之聘，创办江南图书馆，出任总办（相当于今之馆长），由他主讲南菁书院时的弟子陈庆年任坐办（副馆长）。为了江南图书馆的创立与发展，他以其独特地位声望、胆略学识与实干才华，奔波于江浙藏书之家。昔时海内南北藏书家为江苏常熟瞿绍基铁琴铜剑楼、浙江归安陆心源皕宋楼、钱塘丁丙八千卷楼，号称鼎足。其中以丁氏八千卷楼最为著名，该藏书楼为清代杭州丁国典所创，经其孙丁丙多方搜集，除沿用其祖的八千卷楼外，并以增加的藏书名为后八千卷楼、善本书室、小八千卷楼，实际藏书达40万卷。但丁丙去世后，其后人因经营的官银号倒闭，决定出售藏书抵债，学界为之叹息。其时归安陆氏之书已被日本人以重金全部购去，怕丁氏重蹈陆氏覆辙，却又感回天乏力。缪荃孙获此信息后，觉得这批珍贵图籍是国家的宝藏，决不能再流落异邦，当即建议两江总督端方收购八千卷楼之藏书，在端方的支持下紧急筹得73000银元，他和陈庆年共赴杭州，与丁氏后人谈妥，将藏书全数购回，随即将书籍连同书箱、书架一并运到南京。便在清凉山附近龙蟠里，择前任两江总督陶澍所建的惜阴书院旧址，建造两幢有民族风格的长形藏书楼，将八千卷楼的图书全部整理、编目、上架。其中有宋版书1845卷、元版书3981卷，其他还有《四库全书》底本，日本、朝鲜刻本、名人藏本、稿本等，八千卷楼书归江南图书馆，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蔡元培、张元济等一些名人学者无不欢欣鼓舞，赞为盛举。接着还有武昌范氏月槎木樨香馆藏书4557种，相继充价调拨入藏。在此基础上，编有《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大批珍贵古籍的收藏，奠定了江南图书馆丰富藏书的基础，无论是藏书数量和质量均为全国之冠。

清宣统元年（1909），军机大臣张之洞掌管学部，奏请创办京师图书馆。因缪荃孙创办江南图书馆得到朝野的赞赏，是年五月，即被荐调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馆长）。其时图书馆尚未建造，借城北积水潭广化寺为储书之所。缪荃孙督基建、聘馆员，分类清理书籍，一手创成京师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当时京师图书馆的藏书则以文津阁的《四库全书》、国子监南学典籍、敦煌石室隋唐写经卷子8000卷为基础，并从内阁大库检出元代蒙古人从临安（杭州）南宋秘阁所收的珍本，缪荃孙加以整理集刻为《宋元本留真谱》，并重价购买姚觐元的私人藏书，充实馆藏。九月编成《清学部图书馆善本目录》，它是从馆藏中提出宋元版、各家钞校者为善本，分类编目而成。辛亥革命爆发，缪荃孙辞职南归，他的入室弟子陈庆年和柳诒徵先后接掌江南图书馆，成为著名的国学大师、古文献学家。缪荃孙被誉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