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史事纵横：清代重臣杨名时的悲剧

2024-05-16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苗民青天”杨名时江阴人杨名时是清代康、雍、乾盛世的三朝重臣，著名理学家。雍正帝接位后，杨名时继续鼓励农耕，安抚百姓，廉政节支，并不断向朝廷作出报告。心怀忌恨的官员趁机诬陷杨名时“借欠藩库钱粮”，雍正六年正月，杨名时被革去云南巡抚的职务。

“苗民青天”杨名时

江阴人杨名时是清代康、雍、乾盛世的三朝重臣，著名理学家。他职位高，人品正，儒学纯，著作丰，被江阴士民奉为“邑尊”；他以花甲之年受任兵部尚书衔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整肃吏治，对国事民瘼直言敢谏，历尽劫波而力主民族和睦政策，有“苗民青天”之誉。

杨名时像　陈锡良绘

杨名时，字宾实，号凝斋，清顺治十七年（1661）十二月出生于江阴东城门外朝阳关的耕读之家。18岁时从名儒高慎中研习探索人生哲理、做人道德的性命理学。康熙三十年（1691）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他在恩师、理学家李光地的指点下，继续精研理学，造诣益深。3年后授翰林院检讨，参加《明史》纂修和在内廷发布政令的南书房当值。康熙三十六年（1679），钦命充任在京师举行的会试同考官。三十九年冬，兼充侍从皇上、掌纪录皇帝言行的日讲起居注官。四十一年任提督顺天学政。他坚持严格择优录取人才，对皇亲国戚的“传口信、递便条、求通融”，一概拒之门外。康熙批评他“连老臣也不开例，这固然是好，但做事过于偏执”，他依然秉公执法，不改初衷。因考试纪律严明，科场舞弊扫除，使当地文风大变。次年，他在任上由翰林院检讨升为侍讲。康熙帝把治理黄河作为治国的三件大事之一。康熙四十五年，杨名时顺天学政届满，就受命以原职“宣力南河”，致力于黄河以南、京杭大运河及其支流的疏浚、堤防的治理工作。在此期间，因父母相继亡故返乡里服丧。他利用守孝和河防余暇，两次手录和批注《徐霞客游记》12卷原抄本并为之作序，特将抄本郑重献给翰林院，后被录进《四库全书》。康熙五十一年服丧期满，赴京候补，协助已升为文渊阁大学士的李光地编辑以皇帝名义撰著的《周易折中》和《性理精义》。康熙五十三年，杨名时奉旨第二次入值南书房，并随驾去避暑山庄，接受康熙的面询，奏答探究群经之首《周易》的精义。康熙帝为了试他以民事，于康熙五十六年任他为直隶巡道，负责全省的司法和刑狱，行使按察使的职权。他对上级不趋炎附势，恪尽职守，励精图治，惩恶扬善，大力整饬劣吏冗员，整肃办案程序，体恤百姓，平冤除盗，不到一年，将原有积压的417件命案、135件窃案、几百件官吏贪赃枉法案全部审结，一时声誉鹊起。康熙帝当大臣们的面赞扬：“杨名时不特是清官，实好官也。”

康熙五十八年（1719），贵州布政使缺员，59岁的杨名时经康熙帝亲自提名补授为贵州布政使，分掌一个省的民政、财政。次年到任不久，接受总督的委派充任贵州乡试的主考官。这年冬，康熙又擢杨名时为都察院右副御史衔云南巡抚，成为皇帝派向云南代表朝廷行使权力的封疆大吏。当时朝廷正为统一西藏用兵，四川总督年羹尧受命支援定西将军噶尔弼进军西藏平叛，取道云南留屯昆明，以待进止。杨名时特为之赞理军务，筹措粮草，加强巡防，约束纪律。为避免扰民，他先撤出巡抚衙署厅堂主房，让总督和将校下榻，自己则住到副房里。又拿出个人的养廉银，建造一百多间房舍用于驻军和屯粮。他不向百姓额外摊派钱物，沿途百姓为大军运送粮草的，都按数量和路程付给运输费。大军所到之处，对百姓秋毫无犯。

云南地处边陲，山高路险，交通阻隔，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流官、土司混杂，天高皇帝远，向来课税混乱。百姓除了每年交纳公粮外，还要按旧例交纳官府派下的“公件”：即地方官吏巧立名目加倍摊派的各种费用，一年高达三四十万两白银。他明查暗访，报经总督核准后行文各州县裁减“公件”，严令“不得丝毫苛派”，又将议核的“公件”定数“勒石喻众”，使百姓负担减轻一半。百姓们看了奔走相告，称颂杨名时是少有的“青天”。云南易旱多灾，为了保障民生，杨名时在云南推行储仓法，即官府在丰年向农民按规定征纳钱粮之外，同时收购农民多余的大米，一起输入官仓，在灾年把仓米平价粜给农民，让农民度过饥荒。云南只产井盐，价高量少，实行“官采官销”，盐官从中贪污盐税，开私井私分，压榨百姓，弊端丛生。杨名时为此经常巡查大小盐井，不断行文整饬，两三年内发出《饬查余盐檄》、《平盐价檄》等九道檄文，并向皇帝弹劾了阳奉阴违的盐道官。(www.chuimin.cn)

雍正帝接位后，杨名时继续鼓励农耕，安抚百姓，廉政节支，并不断向朝廷作出报告。雍正二年（1724）二月，雍正帝御书“清操夙著”匾额赐给杨名时。云南自战乱后田赋错杂，往往户绝田去而人丁册上并不注销，以致人死了照样要缴丁役银，有的一个男丁要承担祖上数十人的役银，名目“子孙丁”，官府逼紧了只得远走他乡。杨名时秉公清编并上奏《时宜疏》，向雍正帝陈述“子孙丁”的积弊和按实有田亩人丁摊派赋税的好处。经获准后按直隶例率先在云南全省实行旨在减少农民负担的“摊丁入地”政策，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雍正三年（1725），雍正皇帝擢升杨名时为兵部尚书衔云贵总督，从一品顶戴，仍管云南巡抚事，成为主管云南、贵州两省的最高长官。因云南洱海的尾流为沙石壅塞而水患成灾，他奏请获准疏泄，所有用工、用料、用粮费用都由官库开支，不向百姓摊派。雍正四年七月，杨名时由兵部尚书衔转为支部尚书衔，仍以云贵总督兼管云南巡抚，凡有利于百姓的事，他依次推行。雍正五年三月后，耿直的杨名时因在他的奏折中误引皇帝的批示，违反雍正关于密折的规定而获罪，先后被革去吏部尚书、云贵总督的职务。心怀忌恨的官员趁机诬陷杨名时“借欠藩库钱粮”，雍正六年正月，杨名时被革去云南巡抚的职务。其实，雍正帝原知杨名时“无亏空移用之罪”，只是因为他是科甲出身、直言敢谏的汉儒而暗生忌恨，将他削职为民“待罪云南”。杨名时在继任总督鄂尔泰的暗中保护下，留云南居行馆传讲理学，悉心著述。

就在这个时候，西南苗族聚居地区苗民在头目的带领下动乱不息，云贵总督鄂尔泰奏准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地以武力剿办为主要手段，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即废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世袭的土司制度，改为府、州、县衙门，由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派遣流官进行统治。出生满洲贵族的鄂尔泰重文才，严吏治，兵威凌厉。杨名时在待罪期间，虽认为“改土归流”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边境的巩固，但主张以安抚为主，面对血淋淋的事实也无可奈何。实践证明鄂尔泰历时五年声势浩大的开拓苗疆，因滥杀无辜，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众成了“改土归流”的牺牲品，伤害了民族感情。尽管雍正十年（1732）鄂尔泰应召回京因功升为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处事务，时隔三年，贵州又爆发了苗民包利、红银领导的大起义，清军损失惨重，鄂尔泰被解除了大学士之职。

乾隆元年（1736）二月，新登基的乾隆皇帝以杨名时为人诚朴、品行端方，下诏将他从云南召回。76岁的杨名时被授予礼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第三次入值南书房，兼值上书房授皇子教读，赐宅第并赐紫禁城骑马。杨名时身在京城，心系云贵边疆。他回顾自己在任云南巡抚时整顿“公件”的艰难过程和他被罢官后“公件”再次泛滥的情况，特向乾隆帝上疏《请定滇省文件札子》，说明“云南旧例，地方应办事，皆取诸民间，谓之‘公件’，胥役敛财，指一派十，重为民累”，请求皇上“敕谕地方大吏，议妥画一，将公件浮多之州县悉于宽减，严禁州县借端派扰，俾民永沾实惠”。乾隆帝照准，下圣旨责令督抚勘定，大力整顿、裁减公件，如再有额外摊派，予以严惩，云南的民生困境得以纾解。他看到苗疆用兵日久，而成效并不好，对战争给苗民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深感痛心，随即向皇上进呈《绥定苗疆方略札子》，他分析了生苗、熟苗与汉族相处的历史和现状，指出贵州境内多有苗疆相接，生苗在南，汉人在北，而熟苗隔在中间。熟苗一直受雇于汉人，相安已久；生苗本来居住在深山密林之中，又有熟苗为之限定界线，常听说内地兵力强而不敢妄动。自从朝廷规定开拓苗疆并实施以来，生苗的地界驻扎了官兵，战争一天比一天激烈，生苗就不能在原地安居了。至于熟苗就更加苦，不用兵时被汉人雇用，运粮做苦力，用兵时逼着做向导，被当作奴隶驱使。这样一来，生苗痛恨熟苗，官兵胜，生苗乘机杀熟苗来泄愤；官兵败，官兵就“浑水摸鱼”屠杀熟苗来冒功。朝廷开拓苗疆，本意是想让苗民像内地汉人一样，接受王化教育，现在反而造成官兵、汉人、生苗、熟苗之间势不两立的地步。他力谏不可杀戮苗民，为了今后的长治久安，惟有安抚，化导为主，放弃拓展进剿苗疆的行动，把重兵撤到远离苗疆的内地，让少数民族地区休养生息。与此同时，他也向有恩于己的鄂尔泰坦诚进言：“你统帅大军征讨苗人，我过去曾有多次劝说不可以，天道是很神明的，人民不可以屠杀，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相信君子会有过即改，请鄂公对此有所作为。”鄂尔泰深知杨名时的为人，认同这个主张。年轻的乾隆帝权衡利弊后采纳杨名时的方略，从民族和睦出发，实行从云贵苗疆撤兵，免除苗疆赋税，尊重苗民风俗等一系列措施。

杨名时因年老体衰，操劳过度，于乾隆二年（1737）九月逝世，享年77岁。乾隆特赐谥号文定，追赠太子太傅，入贤良祠。一年后，杨名时的灵柩由钦差大臣率领侍卫护送，用官船沿大运河运回江阴，江苏巡抚邵基、江苏学政张廷璐、常州知府、江阴知县等大小官员及士绅在县城外迎接，全城为之万人空巷，棺椁隆重安葬在朝阳关故里，树有御制碑文。云南昆明奉旨特建杨名时的纪念坊，“苗民青天”杨名时的故事一直在民间传颂。

江阴史事纵横：清代重臣杨名时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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