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引彭文云,清代江南三局织造使用的招募工匠,按其来源基本上有以下两种形式。领机机户的确定,从清初佥派机户的对象和同治时期恢复织造后的领机对象看来,主要是那些自有织机、熟悉丝织业务、家境较为优裕的丝织生产人户。在这宗“海保贪婪犯纵”案中,机户机匠同称,无法辨明其身份。但通观有清一代的江南织造,“领机给帖”的实行却是清代前期即有的。......
2023-10-16
元代江阴织染局
公元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元军灭南宋。元统一后,在地方推行“行省”制度,将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行省之下置路、府、州、县。江阴在宋代称军,入元后升为路。江阴路直属江浙行省,与当时行省北部的建康路、镇江路、常州路、平江路平级。路设总管府,长官为达鲁花赤和总管,其下有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等。按照忽必烈的诏令,“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人充同知”。达鲁花赤蒙古语意为“镇守者”,总管为管理行政事务的长官,两者虽同为正三品官,而由蒙古人充任的路达鲁花赤权力凌驾于由汉人总管之上,以掌印办事,把握实权。江阴路总管府衙署,仍设于君山之南、城西北隅的原军治所在地。
蒙古贵族是以武力征服而成为全国统治者的,在初入中原时曾将北方游牧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统治方法推行到中原地区,致使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经济造成重大的破坏。忽必烈即帝位开始时并不知农业的好处,但却知手工业的好处,因为手工业工匠能够提供优良的军器和各种消费品。在他攻取临安后,搜罗江南民户30万工匠,又在北方搜罗42万工匠,设立局院七十余所,用来从事于官手工业生产,这就造成了官手工业的繁荣。浙西以传统的丝织业和新兴的棉织业闻名于世,产品主要供宫殿、王府装饰和皇室、贵族、官僚穿着之用。忽必烈即命江浙行省在建康、镇江、常州、江阴、平江等路总管府及松江府设立织染局,置局使、副使等官员,依靠奴役有技艺的民间工匠从事丝织业为主的织染生产。工匠都在百户至千户以上,每岁规定造缎匹三四千匹。这些匠户手艺高超,所产丝绸精细光润。织染局所属的机房,产品质量高,品种繁多。虽然匠户们受到一些优待,如有田产可以免纳税粮,也不承当其他差役,并且由官府支给一定的口粮,但匠户们毫无自由,终年被拘集在官营手工作坊或工场中劳作,除去完成定额任务外又要替官吏做私活,并且还时刻受到监工的鞭笞和虐待,不能自由离开和改业,口粮也时常被克扣拖欠,所以匠户们多不乐于接受役使。至元二十八年(1291),江阴路降为江阴州,不久升为上州,仍直属江浙行省,官手工业依然存在。
元代江阴官手工业的织染局,是在前代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江阴民间以丝织业、棉织业为主的手工业依然活跃,并在其后得到了新的更大发展。(www.chuimin.cn)
江阴丝织业由来已久,是历代民间手工业中最普遍的行业,而且绝大多数为家庭手工业。早在两汉时期吴、楚等郡国的江阴之域,农村普遍栽种桑麻,养蚕缫丝织帛,种麻织布。东晋和南朝时,丝、麻、葛的纺织业在江阴继续发展,其中尤为发达的当数麻织业。中唐以后,南方的纺织业已超过北方,浙西(包括镇、常、苏等州)成为丝织业的中心之一。到了五代的钱吴和南唐时,丝织成了纺织业的主体,江阴丝织品的生产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前代。在宋代,江阴所产的绢细而薄,丝绸成为江阴港口对外贸易的重要产品,朝廷规定江阴开征的夏征赋额中以绢4090匹实物缴税。在元代,以丝织为主的江阴民间手工业已遍及城乡,开始出现了专门以丝织业为生的机户,其生产有家庭手工业的形式,也有小作坊的形式。著名学者、邑人陆文圭用“巷响缫车楝花落,满笼新丝白雪香”的诗句来形容缫丝育蚕之盛。至明代,江阴商品贸易发展的特色之一是丝织品贸易的兴盛,翰林编修、邑人张宣的《染丝行》中,有“吴蚕吐丝白如银,染丝上机颜色新。往来抛梭不停手,及时花样随他人”之句,写了村女织染丝讲求色泽和质量,不再是为了供自己穿着,而是作为商品满足市场的需要。到了清代,江苏成为我国丝织业生产的中心,江阴是产丝最多地区之一。东南乡是蚕桑事业发达的地区,在农村可谓“抬头一片桑,家家养蚕忙”。但因北滨长江,潮涨时江水倒灌,水质混浊,不宜缫丝。可供直接缫丝的清水河流不多,只能开设小的丝织业作坊和工场。虽周庄、马嘶等地曾办有丝厂,有缫丝机、丝织机多台,打算批量生产,但开业后不久,即因水质问题宣告停业或他迁。而毗邻的无锡缫丝工业日益发达,因江阴所产茧子质量上乘,故行市看好,纷纷来澄设行收茧,形成互补。光绪年间,江阴蚕行业应运而生,先在青阳、璜塘、长寿等地开设茧行。到宣统三年(1911)全县已办有茧行35家,共计烘灶1028具,每年有茧款收入一百余万两至二百余万两白银流入东南乡农村,养蚕产茧成为江阴农村的重要家庭副业。民国前期,江阴蚕桑业几占农业收入的四分之一。
江阴棉织业是传统手工业。江阴农村的种植棉花,起源于南宋的前期。据传绍兴十三年(1143)任江阴军知军的赵士鹏系天水赵氏宗室,他从宫廷后院带来棉种,起初作为观赏植物栽于盆中,而后教民种植棉花。他的儿子赵不违占籍东乡的章卿镇,植棉在这里得到推广,赵士鹏就成了江阴章卿赵氏的始迁祖,现在华士、周庄一带居住的赵姓,据说就是赵士鹏的后裔。因江阴北濒长江,东北部沿江有大片冲积而成的沙田,不能种稻而宜于植棉,就逐步成为江阴的产棉区。华墅原是清化乡的小市集,因成了棉花集散地,故称为“花市”。当时的农户用铁棒碾去棉籽,再用竹制的小弓弹棉花,用纺车纺纱,织成棉布,土纺土织随之而兴。到宋末,江阴农家就出现了自种、自清、自纺、自织的小土布生产,并已出现了土布的商品流通。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朝在江浙、江西、湖广行省设立木棉提举司(棉,是草棉和木棉的统称,这里的木棉其实是指草棉,下同),年征木棉10万匹,成宗元贞二年(1296)始定江南夏税折征木棉。江阴手工业以棉纺织业为主的家庭副业,已从主要产棉区的南沙、后塍、章卿等地,向毗邻的华墅、周庄、杨舍乃至沿东横河两岸的乡镇扩张。
明清时期,江阴农村的棉纺织手工副业已遍及东南乡。著名的“雷沟大布”最初发源于后塍至三甲里之间的一条小河雷沟沿岸的村落,据旧县志所载:“布,坚致细密,所谓雷沟大布是也。淮扬各郡商贩麇集,至秋庄尤盛。”此时已盛产于占文桥、三官殿、王家埭、仓廪桥、三甲里、后塍、泗港等东横河两岸。而长寿、云亭、南闸、青阳、峭岐、祝塘、璜塘等地的土布业均已较为发达。明正德县志载:棉布,以木棉为之,虽在处皆有,然举其最盛则概天下莫如松江与江阴,细密称松江,粗壮称江阴。举县之民,咸以织为多,而砂山尤盛。又载:“东南皆纺花为布,率三日成匹,抱售于市。”到万历年间,江阴地理学家徐霞客之母王氏,居南旸岐,好纺织,所织之布,质量上乘,细密光洁可比罗绢,市上人皆识得,称为“徐家布”,远销苏杭等地。到了清乾隆年间,织布地区一再扩大,织布收入成为江阴人民生活的一项重要来源,城乡已形成10镇16市的土布交易市场。据乾隆县志记载,乾隆五年(1740)华墅镇之北、砂山之南的小北街,共有土布牙行二十余家,土布买卖在半夜里进行,黎明时集市已散,被称为“夜市”。邑人陶孚尹的《澄江竹枝词》中描写织者赴夜市售布的情况“横河东去接雷沟,侵晓行人抱布稠”之句。雷沟大布月产约五万匹,行销范围,几乎遍及半个中国。在皇城北京大栅栏著名的瑞蚨祥绸布店门首悬有四块金字招牌,中有“雷沟大布”一块,可以说饮誉南北。在鸦片战争之前,全县有小布庄150余家,江阴成为苏南土布生产的中心地区,有“日产万匹,远销南洋”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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