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文庙与贡院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兴盛时期,也是历史上科举取士的兴盛时期。被誉为“衣冠文物之邦”的江阴,早在北宋前期已建有文庙,“即庙为学”早于其他郡县;到了南宋,江阴军设立贡院,是科举时代举行乡试取举人的场所。自此,江阴文庙相继设立军学、县学。清初,江阴人民抗清守城被屠,文庙多数建筑受到损坏。因整个古建筑群自然风化严重,虽对大成殿、明伦堂分别作抢险加固,然江阴文庙已非昔时面貌。......
2024-05-16
鸟窠禅师放螺池
唐高祖李渊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起兵太原,定都长安,创建大唐,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又一盛世,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唐初,武德三年(620)置暨州于江阴县,再分利城故地为利城县,梁丰故地为暨阳县,三县都属暨州。武德九年(626)废暨州,重又并暨阳、利城二县入江阴县,仍隶属常州。
在唐代,随着江淮地区经济的发展,佛教进入鼎盛时期,江阴多处兴建寺院、佛塔,较著名的有君山永宁寺、华士白龙寺、定山飞锡庵和普照塔等。而地处偏僻的秦望山西麓芦崎庵,因有著名高僧鸟窠道林禅师从杭州驻锡于此并留有放螺池异迹,被历代视为佛教胜地。
鸟窠禅师俗姓潘,浙江富阳人,九岁出家,二十一岁时,在湖北荆州的果愿寺正式剃度接受戒律,法名道林。后到长安西明寺随复礼法师学《华严经》、《起信论》、《真妄颂》等佛家经典,复礼法师要他修行“禅定”之法,通过静坐敛心,专注一境,久之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道林反问:“最初禅定时应怎样观察,如何用心?”一句话便问倒了复礼法师,于是郑重地行三礼向复礼法师辞别。适逢余杭径山寺道钦禅师奉唐代宗诏令赴京在宫中诵经说法,封为“国一禅师”,道林就去拜谒道钦禅师并随之南归,苦心修炼,终于开悟,参领禅法,成为南禅大师道钦“一山派”的传承人之一。
道林禅师学成之后云游四海,一次来到钱塘孤山的永福寺,寺中有一座辟支佛塔,僧侣和居士们正在庄严地举行法会,道林持着锡杖,故意振环作响。有灵隐寺韬光法师问道:“人家在作法会,你为何如此发声?”道林回答:“没有响声,谁能知道在作法会呢?”这被当时人视为绝妙的回答。后道林见西湖北面山中有一棵古老的松树,松枝繁茂,盘屈如盖,满心欢喜地像鸟儿一样筑巢栖身其上。看起来行为怪诞,但人们见他终日盘腿端坐,潜心修行,就亲切称他“鸟窠禅师”,因禅师所住的那棵树之侧还有一个喜鹊巢,喜鹊在他驯养下很显亲昵,于是又称他为“鹊巢和尚”。
中唐长庆元年(819),政治家、大诗人白居易在中书省担任中书舍人时,因经常上疏批评时政,对穆宗用人不当等多有抨击,得不到皇帝的重视,要求外放,出任杭州刺史。他精通佛教经典,是佛门信徒,当听到鸟窠禅师的名字后就去拜访。果见这位老禅师在树上打坐,便说:“禅师,你住的地方太危险了。”鸟窠禅师回答:“白太守比我更危险。”白居易心中奇怪,忙回:“弟子官位在身,为国镇守一方山河,有什么危险呢?”禅师说:“正因为你在官场,薪火相交,识性不停,怎么不危险呢?”白居易顿有所悟,知道禅师是在讲佛教的道理,接着又问:“如何是佛法大意?”禅师回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大笑道:“这是三岁小孩也懂得的道理。”禅师说:“三岁孩儿虽会说得,八十老翁却不会做得。”白居易一听深为叹服,就拜鸟窠道林禅师为师。这一佛门故事后被载入禅宗经典巨著《五灯会元》中。
不久,鸟窠禅师远离尘嚣,从杭州西湖边来到江阴南部的秦望山麓,栖真于芦崎庵,白居易后来也到苏州任刺史。这芦崎庵原是个简陋的茅庵,但环境至为幽美,旧时秦望山与观山(凤凰山)、白石山(狮子山)合称为“三山”,著名的芙蓉湖以湖水绕三山,故又称“三山湖”。芦崎庵位于秦望山支脉的芦崎山下,三面环山,从这里南眺,可以看到“武(进)阳(湖)诸峰环列左右,芙蓉湖三万六千顷若在几案,水中墟落隐现,烟树迷离”的景色。鸟窠禅师在此辟有放生池,因见人家剪了螺蛳的尾部准备煮食,就请求给以放生。说也奇怪,这些无尾螺倒入放生池中竟然存活,在被剪了“屁股”的内侧,又长出小螺蛳,也都是无尾的,被引以为异迹。在放生池北筑有一亭,悬有白居易手书的“化螺”两字匾额。据史书记载,鸟窠道林禅师在长庆四年(824)端坐而逝,朝廷特下诏赐给“圆修禅师”的称号。到了北宋天圣初年(约公元1025年左右),诏令将芦崎庵建为规制宏敞的鸟窠禅院。鸟窠禅师及螺池在唐宋间就成为江阴的佛门胜迹,被后人广泛传诵。
江阴晚唐诗人魏璞,为吴中名士,才高志旷。他生活的时代约在鸟窠禅师去世二十多年后,隐居在舜过山以北的魏家村,杜门苦学20余年不仕,人称“魏处士”,工诗文,与当时著名诗人皮日休、陆龟蒙交往甚密,每秋风时相偕乘舟载酒浮游烟水间,互有诗篇唱和。他是《全唐诗》中唯一收有诗篇的江阴人,其中两首是寻访鸟窠迹的,第一首五律《寻鸟窠迹》:(www.chuimin.cn)
为访名僧迹,言寻小曲阿。
松林春日静,石径晚云多。
道法传驯鹊,神机显化螺。
空潭山色印,谁与证维摩?
诗人首先言明,他是为寻访鸟窠禅师异迹来到秦望山的。因此山俗称小茅山,相对于汉时曲阿之地的大茅山,故将秦望山比作小曲阿。他对这位高僧栖松驯鹊、截尾螺放养之术早有所闻,但斯人已逝,而潭水峦影依旧,不禁发问有谁能提供禅师更多的史迹呢?
第二首七律《陪皮袭美陆鲁直重过鸟窠迹》。皮日休字袭美,襄阳人,进士,曾任太常博士,后寄情山水,不再为官;陆龟蒙字鲁直,吴县人,曾在苏、湖两郡任过小官,后隐居甫里,自号江湖散人。两人都是晚唐诗人中屈指可数的人物。魏璞的诗为:
重探灵迹到空山,山下茅庵几叩关。
不为白云招客屐,那教清境接人寰。
螺池水色经年静,仙岭松声镇日闲。
拟约高贤同结社,好移竹室住前湾。
诗人开宗明义指出,此行是陪同皮、陆两人到秦望山,为了重探鸟窠禅师的灵迹,写了曾为禅师所遗的茅庵现状,佛门清境的氛围,化螺池水、仙岭松风一如往年,写到三位诗人拟请高贤们来此结社联吟,筑室前湾。这也可算是一则文坛佳话吧!
时隔290年后的南宋年间,江阴籍探花、后官至枢密院同知的抗金重臣邱崇,为探访白居易与鸟窠禅师的交往所涉螺池异迹,特意到秦望山实地考察,写下《螺池记》一文。他以灵动之笔叙说道:“芦崎山之麓,有池一泓,水泠然,澈底以清,经冬不涸,中生螺皆无尾。池北有亭,额曰化螺。其西为佛院,询之其僧曰,昔唐鸟窠禅师见人家食螺,已截其尾,乞放是池,今其留迹,而院则大圣初敕建也。”并赞叹道:“制颇宏敞,其殿闼(门)虽旧,极清净,院旁环山皆植松柏,可千章(树之高)云影,遍地涛声布空,诚山僻一佳地也。”他对佛教界自晋梁以后侈谈什么“塔放五色光,池开千叶莲,天雨舍利”之类的说法,认为都是出于信徒们的附会之说,而对螺池之迹“显然有象可求者”,他表明“余雅(很)不喜闻浮屠(指佛教)灵幻之说,而独怪(惊异)池之实而见遗(忘)也”。邱崇的这篇《螺池记》被江阴旧志所收录。据光绪《江阴县志》载:鸟窠禅院毁于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占江阴时。民国初江阴学者沙曾达,自号江上散翁,在他的《澄江咏古录》中,写有《放生池》七绝一首:“一水莹然澈底清,池名不坠仗禅名。螺皆截尾知怀德,鱼亦无鳞乐放生。”佐证了鸟窠禅院虽毁而放生池犹存。
近百年来的世事沧桑,唐代鸟窠道林禅师在江阴留下的异迹,被视为荒诞不经的传闻而忘却在人们的记忆之外。鸟窠禅师的放生池是否还在?无尾螺究竟有没有?近年来引起了好事者的关注。2004年夏,江阴文史爱好者沙匡读了邱崇的《螺池记》,约友二三,寻迹来到南闸观西村,经村民指点,在芦崎山北麓的“仙人墩”(即魏璞诗中的仙岭)旁原花炮厂废址东南,找到了幸存的放生池,岸边瓦砾杂陈,水面蔓生杂草,已不足50平方米,与邱崇笔下的“螺池”难以相比,但值得庆幸的是无尾螺还在这里繁衍。一位大娘顺手在池边摸出了数粒螺蛳,个头、大小与普通螺蛳无异,只是尾端不尖反平,说:“这就是无屁股的螺蛳。”而她从北边池塘中摸出的则都是尖尾螺蛳。大家两相对照,啧啧称奇。沙匡特地带回几十粒无尾螺作标本,并在《江阴日报》撰文介绍他实地考察螺池与无尾螺的经过。无尾螺究竟如何演化而来,似值得研究生物的学者作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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