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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左讲述挑战面对及接受采访

【摘要】:采访老左,那当然不能让他轻易过关。美女,赏心悦目,但不应本末倒置。基本的素养,能力的展示,主持的技巧是第一位、头等重要的。若以此看,那么现大多数的美女主持恐都有待提升。杨澜虽然不是财经主持,但她已有了自己的公司且上市,因此也可算得一位成功“财经人士”,并依托于此而展开其他的传播发展。

43.接受采访 直面挑战

2010年5月初,本书已大体完稿,但还有一些疑问或问题,是必须老左本人回答的。采访老左,那当然不能让他轻易过关。

登上央视的不同

笔者:登上央视,与以往有什么不同?

老左:央视是国家级平台,是一个制高点,当然与以往都有不同。在宏观上我将更着重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观察和梳理,在微观上特别是对中小股民投资,我将更关注在“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上尽绵薄之力。央视的领导在找我谈话时曾坚持说“老左你一定要保持自己原来的风格”。我的风格当然是站在中小股民的角度直话直说,不回避矛盾,打破沙锅问到底。不过这样的风格能与国家级的平台完全嫁接吗?现在,我仍在探索之中。

笔者:有关部门是否会有什么“招呼”或“暗示”?

老左:央视的领导曾以鼓励和引导的口吻对我说,“我们完全相信你能站在党的立场上,正确地处理主持中的有关问题。我们不会横加干涉,譬如什么能讲,什么不能讲,而是全部放权给你。”应该说,在一段时间的运行确是如此。但是全球的经济现状正处在剧变之中,特别当形势处于某个微妙的时期,于是不见面的电话通过耳机直接进入主持现场,如“汇率不要讲、人民币升值不要讲、升息不要讲、房地产不要讲、地王不要讲”,说不要讲,我心里明白,是怕我把握不好,讲偏了,讲错了,反而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为什么不要讲,全国其他的媒体不正在讲吗?不讲是被动的,更是会使节目因没有新闻性而窒息!问题是怎么讲,怎样符合党的正确方针去讲。对此,不仅迫使我对这些“不要讲”的问题更深入地学习和了解,同时也与有关方面多多“沟通”,从而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平台。

资本逐利与“主持”

笔者:你自己说也炒股,是少量的。请问这“少量”是个什么概念?如果以万为单位,那是个位、十位、还是百位?

老左:我的炒股,是实验性的,当然资本还是在慢慢地多起来,不过也就几十万(元)而已。

笔者:虽然是几十万(元),但毕竟也是“资本”。而资本的本质总是逐利的并利益最大化。那么这一“本质”,难道不影响到您的主持?

老左:我的基本信仰是,“主持”就是我的第一生命!我对自己有严格规范:如坚决杜绝有利益相关方的合谋,也从不去打听所谓内部消息,更不会向有关人士询问个股;甚至,到了湖北卫视工作后连我的工作人员,也要求有某种约束。这样一来,虽也有“逐利”,但空间已不大了;如果偶尔再打开佛经,那么“逐利”已成为身外之物了。

笔者:您爱人金老师也是财经专家。若您俩在投资上有不同看法,如何处理?

老左:股市有起伏,许多家庭因此而引发危机。其实,夫妻俩最好也要分开账户,各做各的。我爱人主张买新股,收益较为稳定;而我自己则把股票当成“试验田”。(笔者追问:那么夫妻俩谁高出一筹?)当然是爱人做得比我好。在这方面她是真正的专家,而我只是个“科普工作者”。

笔者:网上有消息称“左安龙出场费是水皮价的十倍”?

老左: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也大吃一惊。后来在网上查到,原来是一家报社记者写的,通篇文章并不是写关于我的事,但其中独有一句“左安龙出场费是水皮价的十倍”,几乎所有转载这篇网文的都把它做成标题。有朋友来电问:“你不怕税务局查你吗?水皮的出场价是一万(元),那你就是十万(元)?!”我说如果税务局真的来查我倒好,我要协同税务局一起来查一查:这十万(元)到底在哪里?我是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不过这一下倒是炒出来了,给我的“出场费”做了广告……

笔者:有报道说:2007年6月您“吃了5个跌停板”。请问这对于一个已被中小股民视为“救世主”的主持人,此时有何感想?

老左:这个情况有点错综复杂。但首先说明我的“第一追求”不是放在炒股上。因为当时我已多次告诫股市有下跌的趋势,第一财经的一位老编辑后来还对我说“老左,幸亏听了您的话而没有使我受损”;但我自己却由于整天忙于节目而没能及时的撤出,“连吃5个跌停板”。当然,这也是基于我还有一个对股市的长远的判断:即“中国的股市好不到哪里去,但也坏不到哪里去!”果然,最终还是从“5个跌停板”回过来并略有赢利。

财经主持美女

笔者:现在的专业财经频道有增无减。但似乎有这样两个趋势:一是财经节目的娱乐化,再是财经主持的美女化。您对此如何看?

老左:财经节目相对比较枯燥,这就是“娱乐化”的来由。当然在财经的某个栏目搞点“娱乐化”未偿不可,但如果作为财经的方向,那是不可取的,有害的。因为投资是“真金白银”,而不应平白无故地消耗在所谓的“娱乐”中。财经节目更需要的是数据、统计、信息并各种有价值的分析。而“娱乐化”的根本症结是,不能真正有效地为“投资”服务。(www.chuimin.cn)

还有关于财经主持的美女化,这其实是电视人急功近利的做法。(参见附录《几位美女主持的尴尬》)在这方面,新闻或其他节目中也有所表现。美女,赏心悦目,但不应本末倒置。基本的素养,能力的展示,主持的技巧是第一位、头等重要的。若以此看,那么现大多数的美女主持恐都有待提升。当然,也有既是美女且专业素养非比寻常的——如杨澜!(参见附录《采访杨澜》)杨澜虽然不是财经主持,但她已有了自己的公司且上市,因此也可算得一位成功“财经人士”,并依托于此而展开其他的传播发展。还有凤凰卫视,也有既专业且美女的主持。

面对内部的批评

笔者:过去您曾经在内部经常受到批评,因为在节目中对吴敬琏、成思危等权威的一些观点提出讨论以至商榷。今后还会这么做吗?

老左:首先,我要说吴敬琏和成思危都是我至为敬仰、钦佩的经济学界的权威,他们在理论、思想上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贡献甚伟;但这不应该成为对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展开讨论乃至商榷的门槛。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正处在高速发展阶段,这种讨论乃至商榷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过去曾受过一些批评,这可以理解;今后,随着我国的经济的进一步壮大,那么这种“探讨与商榷”的环境将一定会更宽松!

不能碰的高压线

笔者:包括财经领域,还有禁区或不能碰的高压线。而这一切往往是公众最想了解或有强烈兴趣的。您对此如何处理?

老左:“禁区或不能碰的高压线”肯定是有的。就拿眼前的“人民币升值”来说,这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已演变成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了。我个人的处理手法是,你必须有强烈的前瞻性,也就是在“禁区或高压”来临前一刻你已畅所欲言了!回顾以往,譬如通货膨胀问题、房地产问题、地王问题……我都是这么做的。

笔者:也就是打“时间差”?

老左:可以这么说吧。

笔者: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如何才能有“强烈的前瞻性”?以您自己为例呢?

老左:这应该有较深的财经底蕴,较全面的信息渠道,还有非常重要的新闻敏感。如果以我个人说,从20多年前做财经记者开始,就已养成“前瞻性”地观察和思考新闻,还有广泛收集外电包括凤凰卫视的信息,特别注意权威的经济学家论点,同时还有餐桌上爱人给我的某种启迪……

笔者:您爱人金老师,为人十分低调,外界只知道她是博士生导师,还是社科院学科带头人。您既然已谈到金老师了,那么是否也可作点介绍?

老左:我爱人学的是经济专业,但她的爱好却是文艺。对于文学诗歌音乐、绘画都有兴趣,学生时代还是复旦诗社的成员。当时,她是以文科状元考取复旦的,但却被分配在培养高端人才的世界经济系。现在专门从事研究“世界跨国公司经济”。由于我爱人的研究范畴都是学术性强,信息和观点都是比较超前的,所以跟她多交谈我因此很受启发。

目前中国的现状

笔者:今天媒体发达的国家,一个记者或主持人采访权贵,都会提出很尖锐的问题,否则将难于立足新闻界;而对于权贵若不能应对这种挑战,则民意大失。我的问题是,就这些情况您如何评价目前的中国现状?

老左:应该看到,中国的情况已有了明显的变化。譬如现在国务院的许多记者招待会,都是直播而公开的,当然中国记者的提问与西方记者还是有明显的不同。我想这恐怕也与我国的文化传统有关,当然更是与我们现行的新闻体制有关。不过我还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中国的媒体人把中国管理者的水平看低了。这也是中国媒体人没有独立思想的表现。但这个现状会逐渐改变的,就像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渐进式的,需一步步发展。

现阶段我国对新闻媒体的管理,从功能上、定位上称之为“党的喉舌”,党纪、党纲、党章就是每一个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守则。但即便如此,在理解和执行上,估计还是有不少误区,如把一个地区、部门或单位的利益指向,即理解为“党的喉舌”,这就有问题了。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就很明显我们所说的“党的喉舌”应是党中央的喉舌,绝不是其他。我本人就是这样实践的。

笔者:最后一个问题。几年前,美国的传媒界曾对几位明星主持如华莱士、丹·拉瑟作这样的“两难”测试:即如果在前线采访时突然遇到本·拉登,那么是立马设法向美军报告,还是即时进行采访?现在,我是否请您也就此作出选择?

老左: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能过于绝对化。诚然,一名记者,遇上本·拉登当然是天大的新闻,首先应采访如“你从哪里来?现在去哪里?以前是怎么过来的?”这是独立媒体人的天赋职责,然后再由美军抓住也不迟。这一点也使我想起现在报刊上对那些所谓“记者”的批评:如“灾祸发生,记者还在现场拍摄却不赶快救人”。其实,现代社会是个分工非常明确的社会。一般说在特定的时刻,各司其职,首先必须守好本职岗位。记者的“本职岗位”当然是客观地记录而不是人为地加以“干预”。记者是纪录“历史”,对历史的客观真实纪录,不容有任何的“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