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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左对您说:金话筒奖涉险夺冠

【摘要】:普通话不及格金话筒奖始于1993年,每两年评选一次,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节目主持人委员会专设,是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最高荣誉。当时的“金话筒奖”,其享有的地位和声誉,远非今日的可比拟。再是,上海电台假《市民与社会》的崛起,志在“金话筒奖”必得!

9.金话筒奖 涉险夺冠

经过“95华东省市长热线”的成功展示,上海电台信心大增,进而秣马厉兵欲为《市民与社会》的主持争夺本年度全国“金话筒奖”!

普通话不及格

金话筒奖始于1993年,每两年评选一次,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节目主持人委员会专设,是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最高荣誉。当时的“金话筒奖”,其享有的地位和声誉,远非今日的可比拟。但要把老左推上“金话筒奖”,从本台直至评选的各个方面都颇有质疑声:

“连普通话都不及格,评什么奖?”

“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首先要学普通话!”

“这是金话筒,不是万金油!”

还有更难于入耳的。这确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隘,在当时包括老左本人都不抱乐观的态度。

一个新生事物

本书的宗旨,同时希望达到对主持人传播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因此就老左的能否评奖,将展开一些理论阐述。首先,要弄清楚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是主持人?其二,中国大陆什么时候开始有主持人?先说第二个问题。这里引述中国大陆最早、即1990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业务系列丛书《时代的明星——漫谈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有关章节——

节目主持人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一般认为,自1978年底至1980年底是我国节目主持人的酝酿阶段。十年动乱结束,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路线的重新确立,使广播电视领域加强了对外沟通,从而为我国的节目主持人的出现开创了条件。

1981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由徐曼主持的《空中之友》节目,堪称我国节目主持人的始作俑者。同年4月,广东台由李一萍主持的《大众信箱》开办。随之,四川、江苏、浙江、黑龙江、吉林市、太原市等地的电台以及海峡之声电台等也办起了主持人节目。1983年3月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会上充分肯定了主持人节目这种新形式,指出,“这对于把节目办得生动活泼,提高宣传质量,满足听众和观众广泛兴趣,都将起到很好的作用。”这次会议对我国主持人节目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1985年3月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召开了全国节目主持人播音理论探讨会。这是我国首次在理论上对“节目主持人”展开的研讨。同年9月,吉林市电台召开了全国部分省、市节目主持人专题研讨会。这一切对于我国节目主持人的成长和发展起了进一步的促进作用。如当时徐州电台假这两次会议“东风”一下竟推出了七个主持人节目,一时“洛阳纸贵”——收音机销路激增!

什么是主持人

既然直至1981年元旦的徐曼《空中之友》才是始作俑者,那之前我国的广播电视是由谁传播的?——回答是“播音员”。有关改革开放前的典型的“播音员”体制,这在今天青年一代已完全不了解,也没有感受。这就必须回到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主持人?要说清楚这一点,最好是与过去典型的播音员体制作一比较——

主持人与典型的“播音员”有如下几点根本不同:其一,也即最根本的是传播模式上的不同:“播音员”传播所体现的特征:A、以传播者为中心;B、居高临下;C、单向输出;而主持人的特征:A、传播在本质意义上应是服务于受众;B、传播与受众应是一种平起平坐的关系;C、传播是一个双向交流、沟通、契合的过程。依次还有其二,职能上的区别:一个节目一般有选、采、编、播四个流程,播音员与前三者是完全分离的,他(她)只承担播音;而主持人则须统揽全局。其三情境上的区别:凡播音的稿件,事实上都必须排斥“我”;而在主持人恰恰必须鲜明地树起“我”。其四心理上的区别:播音员本身是某种代表,所播的内容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其“心理”上的对象是非具体的、模糊的;而主持人是以“个性”形象出现,一般有固定的栏目和内容,相对而言“心理”上的对象应是具体的“老朋友”和“老相识”。 其五语言上的区别:对于播音员,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符合规范,这不仅重要,且是唯一的;而对于主持人,语言固然也重要,但已降格为只是其中一个要素,同时在语言指向上也有不同——更强调语言的个性色彩,譬如为世界公认的主持人楷模克朗凯特,其传播的语言就带有浓重的乡音。(www.chuimin.cn)

主持人的定义

“主持人”已成为今天时代的宠儿,但有关主持人的“定义”则众说纷纭,缺少一个公认的权威表述。就笔者的观点,定义“主持人”可遵循这样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不宜繁复,应简洁明了;再是可依照形式逻辑的定义规则,即“种概念+属差”。如是,可以给“主持人”试下这样的定义:“节目主持人在大众传播中具有人际传播的特征,是直接面向受众报道、交流或互动的传播者。”

以上定义仅38字,大概还算简洁;再是以“传播者”为种概念(或称上位概念),而“具有人际传播的特征,是直接面向受众报道、交流或互动”正是“属差”——也即可区别于其他一切的传播者(包括播音员、记者等)。

历史关键时刻

了解中国大陆主持人的历史,特别是了解“主持人”与过去“播音员”体制的传播模式的根本不同,这就可以从“理论”上厘清:老左的参选不但有资格,且对于初始阶段的“主持人”还具有标杆意义。因为以上有关主持人的五个必须“特征”,老左除了“语言”尚有欠缺,几乎涵盖了全部。但当时老左所处的形势极为不利,因为不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只要使出看似颇具合理性的“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符合规范”这一招,那么老左的武功顷刻间将完全被废。

历史在关键的时刻,走出了对老左、也对中国主持人发展的惊喜一步。经过多次涉险,最后从全国各电台选送的100多名“金话筒”候选中脱颖而出,并名列广播组的榜首!老左的“金话筒奖”成功了!电台的领导喜出望外,但老左本人却嗫嚅起来:“我没有想到,感到压力很大,其实有许多人比我优秀,是让我碰上了一次机会……”

成功两个原因

老左的成功,概括起来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选送的节目非同一般的出色。在众多的文艺性或综合性送评节目中,像“95华东省市长热线”这种层次较高的政论性节目独此一家,特别是老左在与市长的对话和听众的交流中,把握适度,提问恰当,从容对答,穿针引线,于严谨中不失热情,在活泼中显示庄严……这一切使全场的评委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惊喜!因为此前从没有听到政论性节目可以这样轻松活泼,其主持人可如此地自由穿梭,如魚得水!

再是,上海电台假《市民与社会》的崛起,志在“金话筒奖”必得!因此,先期已派出了有关人员与北京权威人士就主持人的“语言”问题进行了交流、沟通,并取得了基本认同的学术成果。由此,对参选时的语言要求已被淡化,而当评选的作品其感染力达到至高境界时,则“语言”问题也就自然消失了。

诚然,老左的“语言”问题,将指定困扰其一身;但越是“困扰”,却越是激发出他的勇气和力量!这也许正是他个人特有的人格魅力

电视学刊肯定

其后,老左的“主持”也为广播电视理论界肯定。1996年第6期《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发表了朱砚的文章《写在第二届金话筒奖评选之后》——

较有代表性的是名列“十佳”的上海电台主持人左安龙的参评代表作:其主持的“省市长访谈”系列节目中的一档——采访新上任的上海市长。主持人与市长的访谈在直播间进行,并开通热线请听众参与。……在节目推进过程中,主持人一方面为市长的谈话进行铺垫、补充,另一方面及时抓住市长、主持人、参与听众三方言谈“撞击”的闪光点加以发挥、引导,这样,不仅促进了访谈内容的一步步展开、深化,而且使新市长的学识、才干、风采自然而充分地展现在市民面前。这次节目在上海广大市民和新闻界引起轰动,人们由此对广播及主持人节目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