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百科知识老左对您说:世贸话题,独特的不期而遇!

老左对您说:世贸话题,独特的不期而遇!

【摘要】:应急临危受命但当栏目运行一月后,发生了一件意外情况,却使老左不期而遇。面对这样严峻的社会现象,《市民与社会》当仁不让地应承担起及时与广大民众沟通并澄清的重要使命和责任。但现实却碰到难题,可能是主持人不谙经济的原因而使这一重要“选题”无法践行。

7.世贸话题 不期而遇

新闻谈话节目

1992年10月26日,上海电台于全国率先推出了在当时电子媒体中堪称有惊人突破的新闻谈话类节目——《市民与社会》。其出台的背景是,上海的广播因改革而兵分“两家”,新成立了东方广播电台。在面对“东广”的新兴力量,传统的上海台因历史包袱沉重,必须破釜沉舟,在节目栏目上有全新的创意;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西方的谈话节目(Talking show),在当时的中国大陆特别是南方深圳等地广播界风靡起来。

那为什么说《市民与社会》堪称“有惊人突破”?因为当时风靡的“谈话节目”,都是娱乐或生活类,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新闻类”。稍为了解一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闻史的人都知道,新闻曾被命名为“党的喉舌”——这是一个何等严肃、严峻而又沉重的话题?!《市民与社会》的开设,特别是对主持人,应是充满了未知的风险和挑战!本来,新开设栏目与老左风马牛不相及,因为《市民与社会》有自己特定的主持人。

应急临危受命

但当栏目运行一月后,发生了一件意外情况,却使老左不期而遇。因为当时我国正面临有关“复关”的讨论。关于恢复中国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的议论,已经从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的高层圈子逐渐扩展成为全社会关心的热点。但由于受到某些持片面观点文章的影响,社会上出现了种种异常情况:人们误以为复关后,关税大幅度下调,进口电子产品必然要降价,因而国产电器产品尽管一再降价也无人问津;还担心人民币要贬值,美元黑市交易再度出现泛滥的现象;同时,又有人预言“复关”后某些行业无法与国外竞争,大批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我国争取复关的进程竟然被描绘得如此可怕,在今天回忆起来似乎很荒唐,可是当时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面对这样严峻的社会现象,《市民与社会》当仁不让地应承担起及时与广大民众沟通并澄清的重要使命和责任。但现实却碰到难题,可能是主持人不谙经济的原因而使这一重要“选题”无法践行。这可怎么办?一时间焦虑情绪弥漫。但冥冥之中也许真有定数,其时的老左在业余时间已被邀请至上视14频道的“金融市场漫谈”任客串主持(每周仅5分钟)。电台的策划者据此立即作出反应:“既可以在上视客串,那为什么不能在本台客串?”“左安龙本来就是跑财经的嘛!”于是,老左临危受命任客串主持——

意外获得成功(www.chuimin.cn)

意想不到的是,临危受命,一炮打响!

老左当时脑海里翻腾的是:关键是要请到一位既是这方面权威且又善于词令的嘉宾。终于有幸邀请到了上海外贸学院年轻的教授周汉民先生,周是对外贸易的法律专家并对“关贸”有很深的研究,同时还是上海市府决策咨询专家。当天《市民与社会》一开始,周教授就先纠正了一个说法,即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入关”而是“复关”,一字之别,差之千里……紧接,周教授顺势指出,复关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首先是“外争国格地位、内求发展”的政治问题。然后,又根据众多的听众电话,深入浅出地告诉大家复关并不可怕,全世界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参加了这个国际经贸组织,其中有不少国家的经济实力还远不如中国呢,但并没有出现可怕的景象。恰恰相反,这应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际接轨的一个良好的机遇。这也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走过的路……

“复关”的讨论热烈,因听众强烈要求而在第二天再继续,并赢得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如当时一位上海京剧院的同志向电台反映:“这个讨论组织得太及时了,嘉宾太棒了,那天我们把收音机放在当中,大家把收音机团团围住侧身把耳朵对准喇叭,生怕漏掉一句话。嘉宾丝丝入扣,条理清楚的讲话把人们心中的疑虑打消了。”

就此深深“套牢”

临危受命,取得成功,这时的电台领导突然发现了“人才”——为什么不能让左安龙来担任《市民与社会》的主持?!由于旗开得胜,这时的老左也不免喜形于色,但他根本不知“新闻谈话类节目”的水将有多险多深……

这里还应简略说一下“新闻谈话类节目”在大众传播中的特征和使命。谈话节目(Talking show)这种形式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有之。从信息论传播学的观点看,传播和接受应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的两个部分,受众(听众、观众)不再是我们过去所认为的处于客体的被动地位,而恰恰应是处于主体的而得到服务的地位。心理学也认为:在传播过程中影响人的心理定势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是面对面的平等的交流、沟通、探讨……

以上这一特征和使命,对于“新闻”来说,无疑是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全新挑战。它不但须有很强的政策性,同时还要求主持人对于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市场经济等无不有所了解,且还须善于提问、交流、沟通,此外还应有即时应变的能力……所有这一切,老左在事后回忆时仍不免感概地说:“作为《市民与社会》主持人兼监制的我,内心常常惶恐不安。因为我个人的综合素质和驾驭能力与节目应有的要求相去甚远。”他还说,“如果真要说一句心里话,当初若要知道有这么难,说什么也不会贸然答应,但现在已被深深地‘套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