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丹道之升替-道教内丹学溯源

2024-05-04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外丹服食以固形为目的，从而与这种理论趋势相背离，而内丹学实际上是迎合了这一道教理论发展的新趋势。以上对有关解释内外丹兴替原因的学术观点略作评论。

第四节　内外丹道之升替

前文的研究已经指出，在唐宋之际有一明显的内外丹兴替的现象，这是道教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业已为道教史家所注意、所重视。系统考察此一历史现象的缘起，为本章论内外丹关系的主题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对于了解内丹学的历史和道教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内外丹兴替现象的解释，前人的结论比较集中在“外丹中毒论”的解释上，认为有唐一代，上至帝王，下至文人士大夫，多有服食外丹而中毒死亡的事件发生，使人们认识到外丹的危害，从而导致对外丹信仰的怀疑和动摇，这样就使内丹乘势而起，取代了外丹的地位。

这一观点很流行也有说服力，但我的师兄杨立华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两宋内丹道教及其渊源研究》中却力排众议，认为服食外丹的中毒现象不是外丹学衰微的主要原因，外丹学相对于内丹学的衰落，主要由于外丹学本身对当时社会和思想潮流的背离，而不是归因于其理论的缺陷。他的主要观点是，人们对外丹服食中的中毒现象，在唐宋以前早已为人所知，而且丹家已对服丹中毒现象作出了种种解释，外丹自有一套精致的理论，可以自圆其说，中毒并没有造成不可解决的困难，并不足以动摇外丹理论，所以内丹学兴起以后，外丹仍有其影响。他认为，以下两点才是外丹学衰落的原因:其一，修仙观念自六朝至唐宋有一个明显的下渐的过程，身份地位较低的修仙者大量出现，使外丹学“事大费重”的缺点格外地暴露出来，从而与社会潮流形成背离，而内丹学因其简易方便的特点乘时而兴;其二，道教解脱观念经历了由追求“含形升举”到转而追求“无相真形”的变化，到唐宋时期，通常意义上的形体已不再是大多数道徒追求的目标。外丹服食以固形为目的，从而与这种理论趋势相背离，而内丹学实际上是迎合了这一道教理论发展的新趋势。^[114]

杨立华的观点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看到外丹中毒现象并不足以否定外丹理论本身;二是内外丹道兴替的现象当从社会时代潮流中去寻找解释。但杨立华的观点仍可讨论，其中亦有未尽之处。

首先，对外丹中毒说的合理性重视不够。虽然丹家对服食外丹中毒早有所知，且可给予种种解释，形成冒似“精致”的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理论解释都是正确的解释，都能合理地解释中毒的现象，事实上这些理论解释都有牵强附会之处，多有自欺欺人之妄谈而无从证实。正是因为外丹理论有一定的诱惑力，才使外丹不断发展，在唐代达到极盛;但外丹毕竟不是空谈理论而要付诸于实践，当外丹达于极盛之时，亦正是外丹全面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而充分暴露其缺陷的时期。由于外丹在根本上就存在着认识的误区和虚妄，致使在实践中不断遭受到失败的命运，大量的活生生的服食中毒乃至死亡的事实，不能不迫使人们认识外丹的危害，产生对外丹服食的怀疑。对外丹有毒的认识和对中毒现象的种种解释，固可使外丹信仰不致于彻底崩溃，从而使外丹仍可保持一定的影响力，但却足以使外丹由盛极一时走向衰微。不能因为丹家早就认识到外丹有毒且对中毒已有解释，就这样认为:既然外丹中毒不能影响外丹的盛行，自亦不能影响外丹的衰微。事物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其理论赢得信仰而实践未充分发展时，外丹中毒尚未能影响外丹臻于极盛，因可有种种外丹理论作为掩护;而实践中中毒现象的惨烈，却正足以使外丹对中毒的解释失效，而促进外丹的衰微。与外丹相比，内丹无疑是更加安全可靠的，如果不死之药能求之于身中，自然不必要冒中毒的危险去服外丹。《云笈七签》卷六十四《辨金石药并去毒诀》应为外丹经，已知外丹有毒并研究去毒之方，对各种流行的外丹服食予以批判:“并不悟金丹并药石各有本性，怀大毒在其中，道士服之，从羲轩以来，万不存一，未有不死者”，其所主之外丹则为“神符、白雪、九转等”三品神丹，然皆非通常丹药，而为混沌之气所凝结，已有某种内丹化的痕迹，此经同时指出不仅外丹有不死之药，而且人身中亦本有之:“非独至药有之，凡人身中亦皆自备。”^[115]外丹有毒导致对一般外丹服食的否定而寻求对外丹的新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向着宇宙混沌元气方向靠近，其结果必将走向内丹化，由此可见外丹中毒现象导致一种由外丹而内丹的转化趋势。用外丹中毒说来解释外丹衰微的原因，看似简单的常识，其实亦蕴有深刻的见解。(www.chuimin.cn)

其次，杨立华自己对内外丹兴替的解释也不尽然。外丹“事大费重”也早为丹家所认识，葛洪《抱朴子内篇》已指出:“合此金液九丹，既当用钱，又宜入名山，绝人事，故能为之者少，且亦千万人中，时当有一人得其经者。”^[116]而这也并不妨碍外丹的盛行，如果外丹真的能使人长生不死，羽化飞升，自然会使人不惜一切代价去炼金丹，更何况帝王将相们更具备这一条件。如果说自六朝至唐宋开始有身份较低的修仙者大量出现，那么至多可以说外丹缺乏普遍流行于下层的条件，但并不影响有条件的人继续炼外丹，因为外丹曾经盛极一时的时候，也并不以普及于下层为条件。所以下层修仙者大量出现，或许可以解释为内丹更易普及的原因，但非外丹衰微的直接原因，况且炼内丹亦非易事，其实也无法普及于下层，炼丹修仙大体上是有闲阶层有一定地位和知识的人的事，下层民众只有一般性的信仰。又解脱观念的变化，到底是外丹衰微的原因呢?还是外丹衰微的结果?前文论述内外丹交融时已可看出，隋唐时代内外双修者多，以外丹固形，以内丹修精气，正因为外丹主要是用于“化形”的，但形体不死是无法实现的，这是外丹神仙理论的重大漏洞，如果以无形的元神成仙不死，就成为更高层的解脱理论，这种理论的变迁与内外丹的兴替，属于同一层面的现象，彼此互为因果，很难说是先有如是一种理论趋势，然后影响内外丹之兴替。况且，外丹的解脱理论与此种解脱观念变迁的趋势不符，亦正反映出外丹理论的缺陷，此不只是外在的潮流之事，亦为内在的理论之事。

以上对有关解释内外丹兴替原因的学术观点略作评论。下面阐述我对此问题的看法。此一问题可分为两个大的方面来研究，一是从道教内外丹关系的这一内在的角度来研究内外丹兴替的原因，其中又可包括外丹理论、内丹理论和内外丹关系三个方面;二是从时代思潮和整体社会环境来考察导致内外丹兴替的外部因缘。只有通过整体的、综合的考察，我们才能较准确地理解这一历史现象。我们将依据本文已有的研究，对内外丹兴替的历史现象作综合的回答。

根据前一节对内外丹道交融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内外丹交融的过程贯穿着内外丹交替的历史趋势，一开始是内丹依附于外丹，内丹成为外丹成仙理论的补充，后来是内外双修，平等发展，再后来是内丹为主，外丹渐衰。由此种趋势可知，唐宋之际内外丹道之兴替，并不是一个突然的、偶然的现象，而是内外丹道长期交融的自然结果。外丹之衰微与内丹之兴起，同时互为因果，从外丹到内丹的演变，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类似于有机物的“新陈代谢”的过程，从外丹中孕育出内丹的种子，等到内丹已经成熟了，外丹也就自然老去，外丹正是通过内丹找到了新的生命。通过外丹到内丹这一新陈代谢的过程，道教的修炼成仙的理论和实践都逐步走向成熟，实现了道教宗教超越思想从幼稚虚妄走向系统成熟的发展过程。

具体分析起来，外丹成仙思想形成较早，是早期道教主要的致神仙的修炼方术，《参同契》的出现更使外丹有了系统的丹道学说，内丹的形成是由外丹的启发发展而来，其理论与方法都显受外丹的影响。但是外丹成仙思想确实有其理论与实践双重的困难，虽然对炼丹过程进行形上的思想建构可以形成脱离炼丹术本身的一套相对精致的丹道理论，但是在论证外丹服食可以成仙的思想过程中，还是有其明显的缺陷，如“假外物以自坚固”的理论是一种较机械的思维方式，外在无生命的物质的性能与人的生命的性能岂可混为一谈?又外丹追求的是人的有形肉体永存不死，这一目标是注定要失败的。再从实践上看，外丹服食在唐代盛行，但血淋淋的事实是，外丹非但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反而使人中毒早死，所以外丹盛极而衰，固有其外丹本身的原因，此其一。外丹的成仙理论含有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行不通的地方，但长生不死以成神仙又是道教立教的基础，道教决不可放弃神仙信仰本身，这就迫使道教发展更精致更圆满的理论和方法，以维持道教的神仙信仰，内丹的理论较外丹更为精致圆融，而较少副作用，内丹的兴起正好填补了外丹留下的成仙思想的空缺，所以内丹理论与方法本身的圆满，也是内丹兴起的内在原因，此其二。内外丹的交融过程，则为内外丹之代兴提供了的历史发展的机遇和条件，一方面内丹本从外丹发展而来，外丹的理论与术语都在内丹学中得到继承与新生，外丹学在内丹学中找到了新的理论生命;同时内丹学又克服了外丹学的缺陷，取药于内，不假外求，整合并升华了道教各种已有的修炼方术，以无形的阳神成就为成仙，解脱理论趋于高妙而无法被证伪，这样内丹学取代外丹学的主流地位乃成为历史必然，其此三。又内丹学虽由外丹演化而来，但又反客为主，以内丹学观点解释外丹经典，把内丹说成自古就有的传统，在外丹实践遭到失败的历史境况下，人们更愿意对自古流传的炼丹术采取新的内丹式的理解方式，从而无需否定炼丹术传统本身，就能使外丹学和平过渡到内丹学，使炼丹术这一传统信仰得到新生，仿佛外丹的失败只是由于对炼丹术本身作了错误的理解，于是炼丹成仙的道教思想仍可作为道教成仙理论的核心，此其四。总之，从道教本身的发展来看，内外丹道之兴替乃是道教综合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如果把内丹学看成是外丹学的有机发展，外丹学在内丹学中得到新生，从外丹学到内丹学的演变，是广义的“炼丹术”理论本身一种有机的发展与更新，这样理解就更能看到内外丹道的联系而不是过多地强调两者之间的对立，从而对内外丹兴替的历史现象，可了解其内在的发展逻辑。

从道教以外的时代思潮来看，隋唐时代兴起了“三教合一”思想潮流，儒释道三教在抗争中交融，上层知识分子大都兼通三教，而各教的大师则开始了融合三教发展新的理论，唐宋之际，三教都酝酿出新的思想理论发展的高峰，儒家理学的形成，佛教禅宗的盛行，道教内丹学的兴起，都是隋唐三教理论大交融、大发展的产物，同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大事因缘。隋唐时代佛教盛兴，形成了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佛道之争对道教理论的发展有强烈的刺激作用，道教迫切需要有自己特色又能与佛教相抗衡的系统理论与教派。佛学重心性觉悟和精神解脱，隋唐时代中国哲学的总体趋势是转向心性论，这种理论趋向有利于道教从外丹转向内丹，外丹求药于外，而内丹求药于内，显然内丹学与佛学更相通，较之于外丹学更有理论发挥的余地，更容易扮演与佛教相抗衡、相对话的角色，反之佛学的流行也会影响到道教中人对于内丹学的兴趣和对外丹学的疏离。另外道教理论开始更多地向老庄道家复归，也是促使内丹学兴起的重要原因。成玄英、李荣等受佛教般若、三论宗的影响，以“重玄”为宗重解老庄，形成道教重玄学派，道教一大批高道如吴筠、司马承祯等也开始融通佛理，形成一股重解老庄，以老庄修道思想为本发展系统的道教炼养理论的理论思潮，这一思潮以性命双修的内炼为主旨，而归趣于老庄道家之修道。《坐忘论》云:“虚无之道，力有浅深。深则兼被于形，浅则唯及于心”，“形”并一定要靠外丹才能转化，虚无之道至于极致，亦能变化“形”，“形”的问题渐转化为“气”的问题，“神形俱妙”转换为“神气合一”，形体不死转换为神气合一的元神不死。“修心”得到根本的重视，修道修仙关键在于修心，仅靠外丹的炼丹是无法得道成仙的，所谓“夫心者，丹之源也。心不契道，则虽得玄秘，吾未见其能成也。”^[117]在三教融合、佛道对话的历史格局中，内丹学当然更有对话的条件，更能与佛教相抗衡，而外丹在儒释两教中显然没有什么好印象，这种三教对话交融的时代思潮可以说是内外丹道兴替的时代背景与外部因缘。关此，我们将在下一章“内丹与佛学”中详论之。

内外丹道之升替-道教内丹学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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