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徐肇琼未作考查,甚或未见原书,就在《天津皇会考》中把它改题为《天津皇会歌》,这是有违作者本意的,因为诗中明白写的是“欢喜爱作迎神歌”,并无出现“皇会”一词。妈祖文化旅游节期间的演出“皇会”一词的最早出处,笔者所见为樊彬撰《津门小令》。这是目下所知最早把天后会称作皇会的记载。以致后来民间出现了真正以“皇会”为题的《皇会歌》。......
2024-04-17
“皇会”之称始于何年
高惠军
“皇会”作为北方妈祖崇拜的盛典,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一直被天津人津津乐道。然而有关“皇会”的称谓究竟始于何年,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今将有关信息列举如下,并阐一己之见。
同治九年(1870)《续天津县志·风俗志》载:“……至皇会之始,有谓因康熙三十年圣祖幸天津谒天妃宫时,民间作百戏以谢神,又借此娱圣祖,于是有‘皇会’之称”。
又,光绪十年的《津门杂记》中有文,曰:“三月二十三日俗传为天后诞辰……神诞之前,每日赛会,光怪陆离,百戏云集,谓之‘皇会’。”
成书于1936年,由徐肇琼撰写的《天津皇会考》一文中,引述了清乾隆戊申年(1788),天津举人杨无怪的《皇会论》,其中有“皇会重兴第二年”等言语。并推断“第一次之皇会,当在康熙年间”。
同期,由望云居士和津沽闲人撰写的《天津皇会考纪》,对天津皇会的缘起也有描述:“由娘娘会变为皇会,期间有一段光荣的历史。当前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下江南,途经天津,时逢会期,一时高兴,要看皇会……大会因得宠赐,从此以后,‘娘娘会’就名为‘皇会’了。”这便是说“皇会”之名源于乾隆年间。
当代天津民俗专家尚杰所著《皇会》,书中讲道:“皇会,原被称为‘娘娘会’或‘天后圣会’,民间口传它起源于清康熙四年。”
道光十九年(1839),郭师泰编辑的俗文学资料汇编《涤襟楼遣怀集》,其中有“轶名”作者的《皇会歌》一首(有学者认为当是郭师泰根据民间歌谣改编)。
来自海内外妈祖宫庙的代表参加第四届中国·天津妈祖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启动仪式
据此可得“皇会”之名起始年代有如下几说:
康熙四年(1665)——民间口传;
康熙三十年(1691)——同治九年(1870)《续天津县志·风俗志》;(www.chuimin.cn)
乾隆戊申年(1788)——杨无怪的《皇会论》;
乾隆年间(1736—1795)——《天津皇会考纪》;
道光十九年(1839)——《涤襟楼遣怀集——皇会歌》;
光绪十年(1884)——《津门杂记》。
此外还有学者张格在对《天津皇会考》一文的点校中提出的异议:“‘戊申为乾隆六年’非是,乾隆年间只有一个戊申年,即乾隆五十三年(1788)。因此下文(指徐肇琼《天津皇会考》)‘第一次之皇会,当在康熙年间’的推断也就缺乏根据了。从乾隆上溯,雍正六年为戊申年,康熙七年为戊申年。孰是,代考”。
也就是说,“皇会”之名始于清康乾时期的主要依据,一是口传,二是《皇会论》。然而“口说无凭”。于是焦点便集中在道光年间的《皇会歌》和乾隆年间的《皇会论》之间。有学者指出:《皇会论》始见载于光绪十年(1884)的《津门杂记》,而《皇会歌》却见载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涤襟楼遣怀集》(二者间隔45年)。经进一步比对指出:《皇会论》可能是后人假托杨无怪之名,将《皇会歌》加以改编而成。这里我们且不管“歌”与“论”的著作版权问题,而仅看“皇会”之名的出处——千年的文字会说话,也就是说“皇会”的称谓至迟在清道光年间已在天津民间广泛流传,并为文人所使用。这当是肯定的。
那么上溯时限何在?近日本人对天津皇会的另一“铁证”——珍藏于国家博物院的清代《天津皇会百图》进行了仔细的浏览,特别是对图中近十万言的文字进行了仔细阅读,发现有二:
一是全图中已经出现了“皇会”的名号。
其中第十四起“盐纲总署运署抬阁第一架”有言:“盐务纲总通商人家公议,运署二分半银两,皇上家的岁银客,乃为皇会称呼。年年出行八架抬阁,费用等项料理,年年的会规。”这里已经有了“皇会”的称呼,但该名不是因为皇上观看或赏赐过“娘娘会”,而是因为“娘娘会”花费了皇家的银两,故名“皇会”。
二是该图绘制年代必晚于嘉庆十三年。
根据是,图中“第六十一起侯家后永音法鼓”标文曰:“唯有天津卫小直沽娘娘庙神位赶上两次敕封。头一次首敕封是大元朝【建安】(泰定)皇爷敕封娘娘神位,天妃圣母修盖天妃宫庙。第二次是大清朝乾隆皇爷下天津卫,到小直沽天妃宫内拈香敕封天后圣母神位。高劸以背,一等封诰。到嘉庆十三年(1808)老主下天津,到天后宫拈香,嘉庆爷御笔钦赐‘垂佑瀛堧’牌匾悬挂……”
据此,结论有二,一是“皇会”之称于嘉庆十三年前后已经出现。但纵观所有文字,“皇会”二字仅在此处出现,其余各处仍沿用“娘娘会”称谓。二是上文中“老主下天津”的“老主”二字,似应是道光年间对嘉庆皇爷的尊称。加之前文中提到的,民间流传和刊发于道光十九年的《涤襟楼遣怀集》的《皇会歌》。足以证明“天津皇会”之名的称谓当在嘉庆十三年(1808)至道光十九年(1839)的三十年之间,开始在天津广为传播。此论当否敬候诸明公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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