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研读六经并以之教育弟子,就是为了发挥其“经世”精神。所以,儒经的核心价值概括地说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经世致用”的精神是一个重要方面。孔子的经世精神以六经为基本依据,推崇具有“盛德大业”古代圣王,追求内圣外王的统一。孔子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些都是求实精神的反映。......
2024-04-12
一、“经世致用”的概念及其内涵
所谓“经世致用”,简称“经世”,有时也写作“经济”、“经国济世”、“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等,意思都差不多。“经”者治理也,“经世”就是治理国家社会,“致用”就是对社会和民众有实功、实用和实效的价值。“经世”概念最早见之于《庄子·齐物论》: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春秋》作为历史典籍反映了过去历史的经验教训、兴衰成败、是非善恶,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经世之道。所以,《春秋》是“经世”之学,是“先王之治”。秦汉以后更常见经术(经世之术)、经实(经世之实用)、经济(经世济民)等用语。大体都是指一种与消极遁世相悖的价值取向,其精义在于引导人们经邦治国,建功立业。“经世”一词在历史上也有用为“入世”的同义词,以与佛教“出世”观念相区别。(www.chuimin.cn)
现在,一般解释“经世致用”是把“经世”与“致用”联系又区分地看的。“经世”的内涵是“经国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侧重“形而上”;“致用”的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侧重“形而下”。“经世”就是致力于国家,致力于社会;“致用”就是以我之所学,化我之所用。
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目标和道德理想的内在精神。什么是经世精神?简而言之,指经国治世的精神,具体言之,是以“入世”为前提,“致用”为旨趣,引导人们在此岸世界“立德、立功、立言”,治理世界的秩序,谋求民众的安宁,实现自己的价值,达到“三不朽”的人生境界。这种经世精神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注重现实人生的民族性格。这种经世精神主要表现为一般人生态度上的积极涉世精神,政治理想上的经世作风,以及民族信仰中的强烈的非宗教化倾向。[1]
“经世”的内涵至少包含有三层意义:(1)入世的人生价值取向。儒家与佛道的“出世”和俗儒(腐儒)的“逃世”的价值取向不同,坚持一种积极的“入世”的人生态度。如宋儒陆象山在批评佛教的出世观念时指出:“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2]明儒王畿指出:“儒者之学,务为经世。学不足以经世,非儒也。吾人置此身于天地之间,本不容以退托。其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固儒者经世事也。”“随其力所及,在家仁家,在国仁国,在天下仁天下,所谓格物致知,儒者有用之实学也。”[3]清儒万斯同亦指出:“至若经世之学,实儒者之要务,而不可不宿为讲求者。”[4]都是从“经世”与“出世”相区别的角度来阐述实学家的人生价值取向的。这是经世观念的出发点,也是经世思想的基石。这是经世观念的第一层意义。(2)“治体”(或“治道”),即经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实学家基于入世的人生态度,在如何经世问题上,既谈“治体”,也谈“治法”(或“治术”)。宋儒程颐指出:“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纲,分正百职,顺天时以制事,正于创制立度,尽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圣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5]所谓“治体”,涉及实学家关于治国平天下的各种基本理论和原则,诸如“尊义轻利”、“尊王贱霸”、“民为邦本”、“内修外攘”、“因时变法”等,大体上都属于“治体”范围。这是经世观念的第二层意义。(3)“治法”,即在某种“治道”思想的指导下,提出各种具体的经国治人之法。如清末魏源以贺长龄名义编成的《皇明经世文编》所收集的文章、奏议等,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对铨选、赋税、漕运、河工、边防、兵制等提出了各种改革方法。[6]“经世”思想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有时强调主体的道德修养;有时强调治国安邦平天下;有时强调实行实用;有时强调事功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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