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文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儒家的弘道崇德

春秋战国时代，“道德”两个字，是很少连篇来用的，那个时候，道是道，德是德;魏晋南北朝以后，到唐宋之间，才把这两个字连起来，变成一个名词为“道德”。现在一般人一提到道德，都觉得非常的空泛，年轻人甚至有一种很不愿意受束缚而有反感的倾向。

《论语》有许多谈道论德的文字，有道与德分言，有道与德联言，如:

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同上)

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子张》)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

以上说明道和德是孔子《论语》中十分重要的范畴，无论是分言还是合言，都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是其他道德条目的本原和归宿。在孔子心目中，“道”为专一向往的最高本体，“德”为分得“道”本体而合乎道的伦理道德境界，“仁”与“中庸”都处于“德”的最高层次，也都因分得“道”而处于伦理道德之理想境界。相对来讲，“艺”、“学”等就低一个层次了，可以说是应用层次。但即使在这个层次，也要超越而求道的本体。因儒家以仁义为道德的重要内容，故也以仁义道德并称。

新发现的帛书《易传·要》引孔子的话说:“《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易简之善配至德”。“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化”。显然，在祝卜尚流行的时代，孔子主导思想是“复其祝卜”以“观其德义”。在当时，他与史巫是“同途”的，但是他的最终目标则是“求其德而已”——是“殊归”的。这样，就把属于“术”层次的祝卜提升到得“道”本体的“德”层次。

应该强调，孔子头脑中的道和德并不是我们今天这样空泛的所谓“道德”概念，孔子谈到道和德时都是与具体的人生和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如他谈人格修养过程，认为作为一个人应该认识“道”、追求“道”、献身于“道”，而且他还断定:“道”是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不遵循的。他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即是说“这个道”就像人们进出的门户一样，是天下众人所共同经由、所共同遵守的。他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这“一以贯之”的“道”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忠恕之道，也即是孔子“仁”学的核心。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这段话显然是孔子考察了历史和现实而得出的结论。要复兴礼乐，他认为不能光讲礼乐本身，还要追溯礼乐背后的“道”——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规律、文化精神、社会理想、政治理念。孔子的“道”自然是承继春秋以来中国文化由天道转到人道的这一历史趋势而进一步探讨的，其传统资源主要是礼乐文化，其价值指向基本上是人文精神，其最后的归宿大体上是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这就使他的“道”具有了更为广泛、深刻的意蕴。

在对“道”把握的基础上，孔子赋予“士”一种使命感，认为“士”应当“济世以道”: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孔子希望弟子们能够“志于道”，要立志“弘道”，不要把“道”当做是弘扬个人名声的工具。孔子认为“道”的追求具有绝对的价值，是一件必须“生死与之”之事，他不仅要求弟子“笃信善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甚至说出“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的话。孔子认为“道”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世俗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与它相比，当然不能用世俗的东西来交换，假使“道”所体现的理想不能实现，也要坚守道而不能放弃理想，“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曾子更进一步地阐述儒家的这种理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士应当坚持“道”的理想，在“得志”的时候，“以道事君”，“与民由之”，“泽加于民”，甚至“兼善天下”。他施行仁泽的范围愈广，他的道德成就也愈高。这就是儒家所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反之，如果他“不得志”，也应该“穷不失义”，“独善其身”，“独行其道”。《汉书·艺文志》在论述了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而有的一系列特点以后，还特别强调儒家“于道最为高”，即把道看成是其思想的最高追求。总论孔子的“道”，其内涵可以包括道德品质、合理行为、正当方式、伦理规范、清明政治、学说主张、真理方法以及技艺、道路等等(动词用法不在论列)。

《论语》中的天道，是孔子“道”的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所志之道亦是天道，天道犹云天行之道，孔子有时称为天命，但仔细追究起来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就造成这方面历来就有误解，《公冶长》云:“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段著名的文字，曾被《史记·孔子世家》、《汉书·眭宏夏侯胜传赞》、《汉书·外戚传》师古注、《后汉书·桓谭传》等引用，后儒也进行了阐释，影响相当之大。所谓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当是孔门后学颇喜讨论性与天道，子贡乃追思孔子生平言论，发觉夫子罕有言及，故发此议论。孔子一生并没有坐在书斋里进行纯粹的思想体系的建构，他是在人生的、社会的实践经验中表达深化和完成其思想体系的。由于性与天道的形而上性，孔子一般不抽象地谈性与天道，这就是所谓不离事言道，所以他的弟子就很难听到了，这一致思倾向也成为日后中国思想的特点。由于“尽性知命”的“性与天道”之学的高深和需要悟证，孔子确实没有进行“普及”，而是与颜回这样有“中人以上”素质的学生进行过探讨，于是在庄子里面便出现了孔子的“心斋”和颜回的“坐忘”之说，其他“中人以下”素质的学生自然就“不可得而闻也”。这说明，孔子“性与天道”之说是子贡得未曾闻，并不是孔子得未曾言。至于子贡得未曾闻也许有许多原因，其中比较重要的应该是怕他的素养不高的学生会误解这方面的思想，损害了思想本身，更有可能使学生误入歧途。应该反思的是，在中国思想史上，由于在《论语》中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和曾子“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再加上后儒把儒学纳入治国之术(汉代)和心性学的发展(宋明理学)，遗落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形上基础，以至于后世人们认为孔子思想中缺乏形而上学的层面，像黑格尔就认为孔子《论语》只是一个哲学老人的生活智慧格言而已。这样就造成了对孔子思想体系的误解。(www.chuimin.cn)

另外，这样的说法是不尽符合事实的，孔子生前也曾提及性或天道。关于性，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实际上其他文献中有关性与天道的论述甚多，如《礼记·礼三本》云:“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礼记·祭义》云:“是故君子合诸天道。”《礼记·子张问入官》云:“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习，然后民特从命也。”《礼记·哀公问》载孔子在回答鲁哀公“君子何贵乎天道”之问时，孔子说:“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这是说，君子为什么要崇尚天道?孔子回答说，是崇尚它的运动不止。比如说，日月从东西相随而不止息，这是天道;不自行封闭而能保持长久，这是天道;无为而办成事情，这是天道;既成之后而加以彰明，这是天道。天笼照大地，哺育万物，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它昼夜交替，寒往暑来，具有不可逆转的力量。这些都反映了孔子的天道观。根据彭林先生的研究，大小戴《礼记》主体部分的撰作年代，与郭店楚简大致相当^[4]，而郭店楚简又主要是思孟学派的作品^[5]。这样，思孟学派有大量谈论性与天道的思想，到了宋明理学，其学术的主旨就是性与天道了，只不过宋儒把天道换成了天理而已。

“成德”和“成仁”是孔子一生做学问和做人所向往的理想境界。仁在春秋时代只不过是“德”之一目。管仲把“仁”德看做是具有最高道德价值的伦理规范，认为凡是掌握国家大权的人必须具有“仁”德，“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管子·立政》)。到了孔子手里，仁获得了大大提升。孔子的“仁”在政治倾向上受西周德治思想的启发，把“仁”作为实现德治的一个必要条件，把德治思想从天命的敬德落实到人本的仁治，更新了德治的含义。他是通过对“六经”的阐释，把古代“尚德”的传统提升、概括为“仁爱”的观念，“仁爱”在孔子这里不仅是政治的准则和目标，也是人类生活的根本准则和目标，因而“仁爱”就具有了本体论意义。王国维曾论仁与德关系说:

孔子之仁，为包容其他一切诸德之普遍之德，即对己之德，与对家族及社会国家等之德，皆存于此中。但先以家族间之德为根本，然后渐推及社会国家。故以孝弟为本，而综合忠信义礼智等诸德，即普遍之仁。故仁为德之全称，其他不过其一部分而已^[6]。

其实，在春秋以前“仁”就包含在“德”字之中，孔子对“仁”的创造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对“德”的继承和发展。今天有学人说:“孔子的德治思想来源于周公。周公在《康诰》里教导康叔治理殷民原则就是‘明德慎罚’四个大字。”又说:“德治的实质就是仁治。”^[7]然而仁治毕竟与西周的德治有区别，这区别就是:德治是把民当做臣民来恩惠，仁治则是把民当做人来爱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认为春秋时人们尽管对德多有议论，但“知德者鲜矣”(《论语·卫灵公》)。只有他，才从德治思想中升华出了仁作为新的德(道德之德)的基础，只有这样，把仁与德联系起来看，也才能真正认识德。

孔子的德治思想内容很丰富，仅《论语》中涉及“德”的范畴就有39次，基本上是在“为政以德”的总体治国原则下，继承和发展了西周“明德慎罚”的思想，重道(导)德齐礼，轻道(导)政齐刑，即重德轻刑的主张。《论语·为政》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说以“德”的原则为政，就会如同北极星一样，自在其所，而群星都拱卫于四周。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具体的包括“博施济众”、“宽厚”、“信”、“选贤用能”、“节用爱人”、“敬事”、“公平”，等等。如《学而》载:“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尧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悦。”还表现在对待异族上，据《论语·季氏》载，季氏要伐颛臾，孔子不以为然，说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与三代传统一样，孔子仍然把“德治”的关键放在统治者“身”上，也就是说，“德治”之“德”，主要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即当政治国者应以自己的道德表率和示范作用来教育和感化百姓，而不是把目光朝下去要求百姓。孔子说: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

孔子训“政”为“正”，说明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道德教化，即使君民俱“正”。统治者正己则能正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还要求当权者遵守恭、敬、惠、义等道德原则，即“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这里把恭、敬、惠、义等一般道德原则提高到君子之道的高度，强调身教重于言教，在思维上使道与德得以贯通。在孔子看来，所谓德政就是对社会、家庭、人民的关爱之政。有国有家者的“德”，应该体现在国政、家政和自己的言语举止中。

孔子所说的“德”在思想方法和原则上就是中庸之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原意是盛赞周公在治国上实行德政，而孔子的时代当时天下乱政很久了，所以说，人民很久没有体会到中庸了，并感叹这样的“至德”已经鲜为人知。在儒家创始人的心目中，中庸就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义;庸，有平常、常道、用等义。“中庸”并不是一般人理解的说话把握分寸，仅仅是说话把握分寸不得罪人属于“乡原”。而“乡原”正如孔孟所说是乱德、贼德的，它至今在惑乱人们对“中庸”的理解。“中庸”作为德就是充分了解各种情况、观点，然后对各种观点进行分析协调，据此作出判断、解决问题。中庸之德是孔子用以提倡宽容中正的理想道德、反对极端道德主义的理论主张，它反对乡愿的伪善，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发展起了极大的影响作用，使得我们民族养成宽宏博大的胸怀，善待他人、团结他人;也使得我们民族养成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论语》中还有一段关于“崇德”的记录: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

子张问如何可以算是崇德与辨惑，孔子说:“言行以忠诚信实为主，闻义即能改过迁善，可以算是崇德了。喜爱一个人的时候，希望他活得很好，讨厌的时候，希望他死，既要他生，又要他死，这就是迷惑!”“信”“义”均与人所受之正命相涉，故崇德应以此为标准。爱恶交织，不能决断，是因为没有以“信”“义”为标准，故感到困惑。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tè)，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颜渊》)樊迟陪孔子在舞雩台下游览，说:“请问怎样才能提高品德，消除错误，辨别迷惑?”孔子说:“问得好!先做事后收获，这不是提高品德了吗?多检查自己的过错，少怪罪别人，不就能够消除错误了吗?由于一时的愤怒而忘掉了自己的身家性命，甚至连累到父母，这不是迷惑吗?”人们不能修德是孔子最感到忧虑的事情:“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在孔子看来，古代的圣王已经从效法天地之道而总结出了合理而可行的“德”，因此，完全可以据此而为人处世、修身治国。但是，人所立的“德”毕竟是不可能完全揭示“道”的内涵，人的作为毕竟不可能完全符合“道”的原则，所以，在“据德”的同时，永远不能忘记时刻体认“道”、追求“道”的境界。因此，他特别强调“志于道，据于德”(《论语·述而》)。那么孔子在这里所说的道是什么?南怀瑾先生认为，根据原文“志于道”，可以解释为形而上道，就是立志要高远，要达到的境界。这个“道”就包括了天道与人道，形而上、形而下的都有。“据于德”，立志虽要高远，但必须从人道起步。所谓天人合一的天道和人道是要从道德的行为开始。换句话来说，“志于道”是搞哲学思想，“据于德”是为人处世的行为，古人解说德就是得，有成果即是德，所以很明显的，孔子告诉我们，思想是志于道，行为是依据德行^[8]。

《孔子家语·在厄》:“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这是孔子被困陈蔡之际，绝粮七日时他的学生子路发生了动摇，说我们这些人积德怀义，怎么会落得这个境地?孔子回答说，那些白芷、兰草生长在深林之中，不会因为那里没有人欣赏就不芬芳;君子修行大道，树立德性，不会因为贫穷困顿而改变节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