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文精神：男女性格的相互平衡

2024-04-12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男女性格的刚柔相济在婚姻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两个性格“内向”和两个性格“外向”的夫妻很难相处;相反，一个“内向”与另一个“外向”型性格的男女结成夫妻，二者往往“刚柔相济”，互相弥补，从而情深意笃。这就叫以柔克刚，女性以其温柔忍耐使男性的过分刚烈得到克服，使二人性格真正达到了刚柔相济。

九、男女性格的刚柔相济

传统上人们认为男人就是应该刚毅无比，女人就是应该温柔如水。但一个男人如果只有刚烈的气质，完全没有半点温柔，更不解风情，就会给人一种冷漠、古板、无情的感觉，让人无法接近。如果在这“刚”的基础上加入一些“柔”进去，那么这样就会对“刚”有一个调合作用，就像和面，太干，加点水，面就显得筋道。同样，一个女子如果过于柔顺，就会让人感到很娇气，很柔弱，爱使小性子，比如林黛玉，很多人怕是受不了她呀。

男子性格加入“柔”，女子性格加入“刚”是否就和谐了呢?是的，但也不能过度。近几年比较流行选秀节目，像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有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加油好男儿”选的选手偏柔，有人说他们是“男人中的女人”，而“超级女声”选的都偏刚，也有人说她们是“女人中的男人”。这就值得我们思考了，男子性格中的确加进了“柔”，女子性格中也的确加进了“刚”，可这怎么就变味了呢?我认为这是“度”的问题，什么都要适度。所以，刚柔相济说来说去是一个中道问题。男性的阳刚性格之中，最好带一点温柔，而女性在其柔弱的性格之中，又必须略带坚贞，这样才不至于物极必反，刚极必折，那人们的审美观念也不会出现这样极端的变化了。

男女性格的刚柔相济在婚姻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心理学家认为，个性的差异，会促成婚后的和谐。两个性格“内向”和两个性格“外向”的夫妻很难相处;相反，一个“内向”与另一个“外向”型性格的男女结成夫妻，二者往往“刚柔相济”，互相弥补，从而情深意笃。比如，一对性格都比较弱的夫妻，由于双方都缺乏竞争意识，不愿与外界交流和沟通，家庭生活缺乏生气。而如果夫妻双方都是个性较强的人，独立意识很强，在社会上有竞争能力，在家庭中也各不相让，谁也不愿为家庭作出牺牲，这种性格上的“互撞”往往造成家庭矛盾，影响夫妻感情，严重的还会导致家庭破裂。

有这样一对夫妻，他们志趣爱好比较一致，都是法律工作者，工作上的习惯使他们往往容易把法律运用到家庭生活中，如结婚时就考虑到婚前财产归属的问题，以及婚姻中的权利与义务、将来若是离婚如何分割财产、住房等，由于法律意识太强，冲淡了双方的感情色彩，其婚姻生活是可想而知的。还有一对夫妻，双方性格都很直率并且容易急躁，在一起经常吵架斗嘴，遇事不冷静，总是针尖对麦芒，为一点小事闹得周围邻居都不得安宁，这种性格上的“相撞”伤害了彼此间的感情，容易发生家庭危机。

相反，另一对夫妻，丈夫身体不好肝火旺，动不动就发脾气，而妻子却温柔沉静、性格平和，每当丈夫刚烈暴躁的脾气发作时，妻子就来个“冷处理”，当丈夫的怒火降温后，妻子耐心地劝告丈夫要改掉这种坏脾气，丈夫每次冷静下来后也感到很后悔，虽然认识到了这种不良性格带来的危害，但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最后，在妻子的耐心帮助下，这位丈夫终于改变了这种暴躁的脾气。这就叫以柔克刚，女性以其温柔忍耐使男性的过分刚烈得到克服，使二人性格真正达到了刚柔相济。

不过，汉唐以后，由于中国国力的衰弱，民族精神的萎靡，文化上也越来越呈现柔弱、内向、文静之象。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到了后来有学者就特别强调健动，如明清之际的王夫子，就力倡“健动”之说，认为“健”是生命的本性，“动”是生命的机能，“动”是道德行为的枢纽。因此，君子应“积刚以固其德，而不懈于动”^[6]。把健动看成人生的最高原则。近代以来，有不少学者说中国文化是主静的，西方文化是主动的，如杜亚泉就写过一篇《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的文章，认为西洋为动的社会，中国为静的社会，动的社会产生动的文明，静的社会产生静的文明。在他看来，西方文明之“短”在于倡导科学，而科学的发达便引起竞争和冲突;而东方文明之“长”就在于只讲道德，不讲科学，追求一种恬淡和平的境界。所以，东西方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7]。李大钊更详细地比过中西文化的差别: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东人讲卫生则在斗室静坐;西人讲体育则在旷野运动。东人之日常生活以静为本位、以动为例外;西人之日常生活以动为本位、以静为例外^[8]。这就把动和静割裂了开来，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没有从东西文化的整个历史发展来看。其实，东方文化是有其动静，西方文化也是有其动静的。季羡林对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化有精辟的意见。他说:“我个人觉得，探讨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只局限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几十年近百年，也不能局限于我们居住于其中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我们必须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目光远大，胸襟开阔，才能更清晰地看到问题的全貌，而不至于陷入井蛙的地步，不能自拔。总之，我们要从历史和地理上扩大我们的视野，才能探骊得珠。”^[9]这些意见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