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文精神与哲学王、上帝、教主的比较

2024-04-12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特别是圣人，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类似于西方哲学王和基督教的上帝。比孔子小四十四岁，据说他对儒家传经贡献很大。宋明理学家认为，圣贤人格尽管奠基在“内向”的精神支柱上，但又必然表现于“外在”的言行举止上，从而使接触的人感到一种气氛。这就是哲学王的理论基础。由此可见，成为哲学王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首先成为一个哲学家。

四、儒家圣贤与哲学王、上帝、教主的比较

圣贤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境界最高的理想人格。特别是圣人，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类似于西方哲学王和基督教的上帝。不理解哲学王和上帝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西方思想和文化，不理解“圣人”，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人格这方面最大的差异就是:中国文化崇拜圣贤，西方文化崇拜上帝;中国文化崇尚贤能，西方文化崇尚智能。

圣，原作聖，甲骨文未见，金文中有时省作“耳口”，是会意字，声入心通的意思。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畋游》:“古听、声、圣乃一字。其字即作耳口，从口耳会意。言口有所言，耳得之而为声，其得声动作则为听。圣、声、听均后起之字也。圣从耳口，壬声，仅于耳口之初文附以声符而已。”“聖”字不仅凸现圣人的听德，指能够容受逆耳之言(耳顺)，而且表示圣人与天地万物相感通的途径——通过耳闻，进入心灵。《说文》云:“圣，通也。从耳，呈声。”段玉裁注:“圣从耳者，谓其耳顺。”由此可知，“圣”原意是“通达”之意。“通”什么?应劭《风俗通》:“圣者，声也，通也。言其闻声知情，通于天地，条畅万物也。”说明圣人是听觉敏锐，能通过闻声而知情状，进而与天地沟通，和谐万物。也就是说，圣人是通过耳的听闻，气的感应，心的沟通，达到与天地万物的沟通。所以，最初的圣有一定神秘性。另外，圣有聪明睿智的意思，《尚书·洪范》说:“聪作谋，睿作圣。”传曰:“与事无不通曰圣。”说明聪明睿智才能通晓天地万物，能通晓天地万物的人也必然是聪明睿智的。

“贤”原本是多财的意思，《说文》云:“贤，货贝多于人也。”后引申出才德、德行均好。《尚书·大禹谟》云“野无遗贤，万邦咸宁”，是就才德而言的。春秋战国时代，贤人往往兼有财富与才德二意。《论语·子张》有:“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说明贤者能把握事物的根本，不贤者只能知其细末。《荀子·哀公》云:“所谓贤人者，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如此则可谓贤人矣。”这段话前两句是指德行而言，后两句是指财富而言的。

孔子门下有72贤人，简介其中重要的如下:颜回，是鲁国人，字子渊。比孔子小三十岁，最受孔子欣赏，德行为首。宰予，字子我。他口齿伶俐，擅长辞辩。卜商，字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据说他对儒家传经贡献很大。曾参，是南武城人，字了舆，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孔子认为他能通达孝道，所以传授他学业。他撰写了一部《孝经》。他死在鲁国。公冶长，是齐国人，字子长。孔子说:“公冶长，可以把女儿嫁给他，即使他在囚禁之中，并不是他的罪过。”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南宫括，字子容。公皙哀，字季次。孔子说:“天下的读书人没有善行，大多数做了卿大夫们的家臣，在都邑做官，只有季次不曾出来做官。”漆雕开，字子开。孔子叫子开去做官，子开回答说:“我对做官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很高兴。

汉代开始把圣和贤统一起来。贾谊在《新书·道术》中说:“知道者谓之明，行道者谓之贤，且贤且明，此谓之圣人。”这就以圣人统摄了贤人，开启了圣贤合一的提法。到宋明理学便常常用圣贤一词，如他们常说的“圣贤气象”等，既是这一词的沿用，又在不断赋予其新意，丰富其内涵。什么是“圣贤气象”?宋明理学家认为，圣贤人格尽管奠基在“内向”的精神支柱上，但又必然表现于“外在”的言行举止上，从而使接触的人感到一种气氛。这种气氛就叫做“气象”。学做圣贤的“作圣之功”首先得在“气象”上下工夫:

学者不学圣人则已，欲学之，须是熟玩圣人气象。不可止于名上理会。如是，只是讲论文字。(《程氏外传》卷十)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会语言，要识得圣贤气象。(《遗书》卷二十二上)(www.chuimin.cn)

这就是说，古代圣人因时间久远，今人已经无法面对面接触，获得直接而生动的感受。为了完整地把握古圣先贤的思想，领略他们的风采，就要善于在他们遗留下来的语言文字中感受他们的“气象”。他们从《论语》、《孟子》有关孔、颜、孟的记载中，得出了孔子如同“天地”，颜子如同“和风庆云”，而“孟子，泰山岩崖之气象。观其言皆可见之也矣”(《遗书》卷五)的不同感受来。依据“二程”的见解，如果仅仅是“讲论文字”、“理会语言”，那只是皮相之谈。“二程”门人对“二程”的“气象”也有不同的评议，以程颢为“一团和气”，视程颐为“直是谨严”。这样，“熟玩圣人气象”便成为理学家追求作圣之功的传统。

以下为中国文化中的圣贤与西方哲学中的哲学王、基督教中的上帝的比较。

圣王与哲学王。柏拉图的主要政治著作有《理想国》、《政治家篇》和《法律篇》。其中，《理想国》集中表达了他的哲学王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是柏拉图早期政治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贯穿柏拉图一生的政治理念。这是由于这一思想深深植根于他的哲学基础。柏拉图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把世界划分为两个:一个是真实存在的“相”的世界(理念世界)，是知识的对象;另一个是介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现象世界(现实世界)，它是意见的对象。理念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原型，而现实世界是以理念为范型铸造出来的。他认为，理想城邦的个人和城邦的关系、组织结构和社会分工等只能用理念论来解释说明。在他看来，只有哲学家依据他所掌握的理念论才能看出现实城邦的种种弊病，并找到相应的救治办法，所以，应该由哲学家来统治城邦。这就是哲学王的理论基础。由此可见，成为哲学王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首先成为一个哲学家。

圣王与上帝。西方的人格化的上帝，是创造这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主宰者、绝对权威，“天是上帝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人世一切合理的东西都本于上帝，譬如说讲世人要彼此相爱，是因为他们都是上帝恩爱下的弟兄，“爱是从上帝来的”，“上帝就是爱”。既然如此，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可以居于特殊等级，成为特别权威，能够高高在上地督导人们。而中国的圣贤不像与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孔子在中国被奉为“圣人”，而不是被奉为“神”，当然圣人达到了天地境界，有了神性，但毕竟不是神，是身处大众之中，以自己的道德人格力量感召大众向上，凝聚国民精神，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即凡而圣、超凡入圣的人物。西方基督教也讲“圣”，指的是“神”，不是指“人”，例如圣父(上帝)、圣子(耶稣)、圣灵、圣母。基督教也有“圣徒”之称，那是指灵修高洁、与上帝心灵相通、负有传播福音特殊使命的使者。孔子并不反对“神”，但也不相信“神”，而是与“神”保持距离。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他的弟子描述他:“子不语怪力乱神。”

近代以来，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把仿照西方的基督教，把孔子说成教主，把孔子思想说成教义，创立了所谓的“孔教”。这一做法有点偏离了儒家人文理性的本质，不符合原始儒家的基本精神。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曾经被统治者神话为类似于教主的角色，同时，孔子的人格形象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起了类似于其他民族宗教信仰的作用。后来，钱穆先生说:“孔子非一宗教主，然孔于实有一极高无上之终极信仰，此种信仰，似已高出世界各大宗教主之上。孔子由学生信，非先有信而后学。故孔子教人，亦重在学。于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盖孔于仅以所学教，不以所信教。孔子意，似乎非学至此境，则不易有此信，故不以信为教。此乃孔子与各宗教主相异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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