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文精神：历史发展与现代意义

2024-04-12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黄老思想与儒家的仁爱思想有相通之处，如“约法省禁”，废除苛法和肉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本是儒家礼治、德政、仁义王道思想体系中的应有之义。正是黄老之学在客观上架起了由法而儒的桥梁，成了儒家思想由低潮转向复兴的一个阀门。便是儒家伦理中的忠孝、仁爱、信义与和平。

四、儒家仁爱思想的历史发展及其现代意义

秦汉以后，孔、孟的仁爱思想不仅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还在后世的实践和阐发下继续得到了发展。秦由暴政而亡的教训，迫使汉初的政治家、思想家对秦的二世而亡进行反思，他们反思的共同结论就是秦不行仁义。陆贾因此撰成《新语》，认为秦“用刑太急”，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速灭的重要原因。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话更是切中了要害，这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对汉初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面对极度凋敝、百业俱废的严峻现实，汉初的统治者不得不取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黄老思想与儒家的仁爱思想有相通之处，如“约法省禁”，废除苛法和肉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本是儒家礼治、德政、仁义王道思想体系中的应有之义。正是黄老之学在客观上架起了由法而儒的桥梁，成了儒家思想由低潮转向复兴的一个阀门。通过汉初黄老政治这个阀门，思潮的流向不再是反归法家而是奔向了儒家。统治者明白了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特征，于是，当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儒家思想，以寻求长治久安之道。

汉统治者取用儒学却不是专用儒学，他们试图以儒学为基础吸收各家的一些主张。从汉初到汉武帝时代，以儒法思想为主的各家思想经过长期而曲折的“磨合”，初步确立了王霸道杂之的政治文化主体模式，这就是礼法并用、德刑兼备、王霸结合的基本构架。这其中王霸结合是整体的概括，礼法并用、德刑兼备是其不同侧面的展开和延伸。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王与霸、礼与法、德与刑是双双对应的，相反相成，结构为一体，而王霸是涵盖礼法、德刑的。言王霸可以指礼法，也可以指德刑，当然可以指代自己;言礼法或德刑，在特定情况下，也可指代王霸。从历史上看，这个政治文化模式是确实存在的。这就是汉武帝后的汉宣帝刘询提出的“霸王道杂之”的著名论断。史载元帝刘奭“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便提出建议“宣用儒生”。宣帝闻之遂斥之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宣帝上述一番话，是对秦汉政治文化整合的最精辟的总结和概括。如何理解?笔者认为，这里最主要说了两大意思:一是王霸结合，即代表儒法结合，由此延伸是礼法、德刑结合。这种结合可以表达为政治指导思想与法律制度的结合，道德伦理与法律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政治家与思想家的结合等等。二是在王霸结合为主的前提下或确立王霸结合这个多面体之后再对道、墨、名、阴阳等凡是符合巩固、完善封建大一统帝国政治秩序和长治久安的所有学术思想“杂”而采之，兼而用之。所以，汉代思想学术是综合性很强的，那时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儒、法杂糅，仁义与法刑并列。汉武帝便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虽然他们内里多欲，但为了江山的长治久安，仍然要压抑自己，行王道，主德治，施仁义。

东汉后期，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玄学产生，佛教、道教流行。玄学盛行之际，“名教”被批判，周公、孔子遭轻薄。例如，东汉末年的曹操曾因“后生者不见有仁义礼让之风”而伤神，但他却认为“承平尚德治，乱世赏功能”，故下《举贤勿拘品行令》，宣称可以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玄学家也有人认为儒家的伦常合乎人性自然而加以肯定，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这不是对儒家“名教”的调和，便是用道家的理论为儒家思想作论证。魏晋隋唐长期的儒、佛、道“三教”争斗时期，儒家的仁学甚至沦落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宋明时期，理学兴起，仁学终于走出了危机。孔孟道统取得了独尊地位，以仁为核心与实质的伦理本体建立起来。理学家集从前仁学之大成并有重大发展，他们以仁为理、为太极，将仁的实质归结为“天地生物之心”，提出了“万物一体”的思想，使仁的思想更加丰富，恢复了仁学的目的论精神，仁学也真正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宋儒对仁爱思想有更细致的发展和阐述，程朱都从体与用、形而上和形而下等纯哲学的角度对“仁”的含义作了新的诠释，认为“仁”是“爱之理”、“心之德”，但并不就是“爱”或者“爱人”。程颐认为仁与爱有体用之别、性情之分:仁是体、是用，爱是性、是情。朱熹除了从体用、性情，还从未发、已发角度对仁与爱进行了区分，他指出:仁不是爱，而是爱之理、心之德，仁是体、是用，而爱是性、是情，他举例说:“仁之爱，如糖之甜，醋之酸，爱是那滋味”。“仁是根，爱是苗，不可便唤苗做根。然而这个苗，却定是从那根上来”。“仁是未发，爱是已发”(《朱子语类》卷二十)。

仁爱思想在近代以来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与融合，西方各种文化思潮汹涌而入的情况下，也不断地获得新的诠释，获得新的发展。孙中山先生提倡“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试图以此代替封建纲常这一套伦理思想体系的尝试。他还指出:“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3]这些固有的旧道德是什么呢?便是儒家伦理中的忠孝、仁爱、信义与和平。足见他对我国传统道德的重要性有十分清醒、十分明确的认识。同时，他也重视吸收其他民族的精华，主张“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上之文化而光大之”^[4]。并认为，在继承传统道德时要加以扬弃，但是，只有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孙中山指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髄，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博爱也者，然皆狭义之溥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所以得博爱之精神也。”^[5]孙中山还强调说:“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古代在政治这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6]毛泽东在谈论到孔子的智仁勇思想时曾指出:“仁象现在说的‘亲爱团结’。”^[7]他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也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中华民族这种道德传统和深厚博大的“爱”正是今天互帮互助、助人为乐和为维护社会利益、人民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利益的精神源泉。用我们万里人的话来说，就是要创造一种关心他人，接纳他人，对周围的一切心存感恩的心态。“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以这样的心态做人做事，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儒家仁爱思想在今天是否已经过时?回答是否定的。美国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导徐小跃教授在对大学生进行《儒家仁爱思想》的精彩演讲后，针对有人有儒家仁爱思想在当下已过时的疑惑，徐教授掷地有声地回应:古人的思想精华具有一种超越时间、空间的永恒价值。徐教授说，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达在给当今人类带来许多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如现代人的彷徨、郁闷，人的精神家园的丧失……已是全球性的问题。徐教授认为，当今大学生由于多是独生子女，从小被娇惯，常常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个性强、个人主义。徐教授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现在的学生给父母手写家书的越来越少，甚至有的父母直接给学生寄来“表格”，只要孩子在“好不好”、“要不要钱、要多少钱”的空白处直接打钩就行，对于这种严重缺乏“仁爱”精神的行为，徐教授认为，要从给父母手写家书做起，通过修养与历练，培育学生们的仁爱思想，在“快乐着他人，最终才能快乐着自己”的理念中完善自我^[8]。

当今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极大提高，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贪婪地向大自然索取，移山填海，上天入地，乱砍滥伐树木，乱捕滥杀饕餮野生动物，无所不用其极。其结果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森林变成了荒川，绿洲变成了沙漠，气候异常，沙尘暴、飓风、赤潮接踵而至，许多珍奇动物灭绝，生物链条遭到严重破坏，人类已经受到大自然严厉的惩罚。2003年的非典疫情就是残酷的警告，可惜很多人仍然不能明白这个道理。当然，也有许多人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开始挖掘儒家“仁爱”思想中“万物一体”、“爱物”思想，这些观念越来越显现出它的智慧和它的现代价值，值得我们重视和弘扬光大。

【注释】
(www.chuimin.cn)

[1]《我成长的故事》2007－12－2219:31rqmzl的博客。

[2]张岂之:《儒学·理学·实学·新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页。

[3]《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242—243页。

[4]《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60页。

[5]《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510页。

[6]《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244页。

[7]《致张闻天》，《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7—148页。

[8]《扬子晚报》2006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