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之学本天”,这是张履祥理学伦理思想体系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可谓是传统人伦道德天启论的再版。张履祥虽然未直接论及人伦道德缘起于“天”,但他说“儒者之学本天”,实际上是天启论的主张者。如果将此二者分割,分出先后,这就意味着对“天理之性”即“仁、义、礼、智”总和的伦理纲常的否定。......
2023-10-31
二、仁者爱人本质上是一种人道思想
在西周礼乐文化传统中,等级制度把不同的人限定在严密的范围之内,是不可能来探讨人的价值、人的完善、人的理想、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属于人本主义范畴的思想观念的。但是,到了孔子,春秋人文主义思潮兴起,孔子站在人道立场上开始深入地思考礼乐文化的精神实质问题。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一方面试图在原始人道主义基础上,用道德上的自我更新,即通过树立人格理想,施惠于人,克制己欲,来达到社会的共荣与安宁;另一方面,则希望用周代分封制,重新明确上下之等级秩序,使社会成为有森然分层系统的组织,来阻止战争与掠夺,反对动乱与陵替。值得注意的是,用周代分封制稳定社会秩序,只是孔子在新的社会分层系统尚未明朗时对周代社会等级的认同。如果这种认同的内容是将庶民百姓作为“人”来对待,给人民以一定地位,那么认同本身就有了质的变化,不再是历史上真正实行过的周礼,而是孔子将原始人道混合而造就的另一个理想化的周礼。孔子还超越当时社会的一般思潮,把学术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人”的研究上,提出了“仁”这个概念,以“仁”作为理论探讨的中心,把人从天命神学中解放出来,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系统地形成了一套人学思想体系,为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奠定了基础。
孔子从对西周政治文化模式的核心——礼乐的思考入手,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乎云哉?”(《论语·阳货》)强调指出礼绝不只是人们表面上看到的那些玉帛钟鼓之类,而是有其内在精神的。又“林放问礼之本”,得到了孔子的赞扬,“大哉问”(《论语·八佾》),这里礼的本质就是指的礼精神实质,也就是以“仁”为支柱的道德体系。孔子又将礼与刑、德与刑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调整,在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上重建全新的政治文化模式,这样开启了儒家人本理性的思维路向:即站在“人之为人”的高度来反思春秋社会礼乐崩坏过程中人与人(包括君臣、诸侯卿大夫、父子等方面)的关系变化。正如有学者所论:“《论语》中多处为‘仁’规定界说,其特点是:‘仁’不是以祖先神的崇拜为出发点,而是以人的理性为基点;不是以氏族群体为出发点,而是以个人修身为基点;不是以维护一方而牺牲另一方为出发点,而是力求照顾到人际双方的利益为基点。孔子将‘仁’解释为‘爱人’就显示了这样一些特点。”[2]孔子不仅反对暴政、苛税,反对战争对人民生命财产的破坏,而且主张“使民如承大祭”、“使民以时”的仁义政治。孔子到卫国,冉有御车。孔子说:“庶矣哉!”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答:“富之。”冉有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教之。”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多了之后,该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说:“富了以后再做什么呢?”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这表明他对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样关心。“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是孔子激烈批评他的学生依附于季氏在经济上盘剥人民,表达对民众的声援。
孔子的人文主义思想。孔子反对人殉,并反对用俑殉葬。春秋以前统治者往往用人(主要是奴隶殉葬),春秋时期用人殉葬遭到了一些人反对,于是就出现了仿人的泥、木做的替代物——俑,但用俑殉葬这种观念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人殉制度的延续。所以孔子仍然反对。《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在孔子看来,用俑殉葬仍然近乎用人,也是不人道的,所以孔子表示反对。根据孔子“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句话,后人将“始作俑者”引为成语,比喻第一个做某项坏事的人或某种恶劣风气的创始人。但孔子又强调孝道是为人的根本,告诉学生对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即父母活着时,要以礼相待,父母去世后,要按照规矩为他们安葬和进行祭祀活动。丧葬与祭祀是对已故的先人一些物质和精神的奉献,不是要死者像活人一样享受一切,而是作为一种礼,作为一种训化手段,使“民德归厚”,使人人具有仁爱之心。在孔子看来,人死之后,不能当做死人看待,给他们提供一些无用的东西,这样缺乏亲爱之心。但又不能当活人看待,提供一些很实用的东西,这样做又太愚蠢。最好的办法是给死人提供“神明之器”,简称“明器”。当时人们在埋葬死人时还用明器。明器是指随葬的器物,所以古人说是“藏器”,后世又称为“冥器”,就是指专为死人加工,形象上相似,功用上不可利用的器物,因而做工一般都比较粗恶,《礼记·檀弓》说这种明器“竹不成用,而瓦不成膝,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簴(sǔnjù)”,竹器、瓦器都无法使用,琴瑟和竽笙没有宫商之音,钟磬无法悬挂。之所以如此,并非欺死者无知,而是为着节省人力、物力。《礼记·檀弓》继续说:“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备物而不可用也”就是指专为死人加工,形象上相似,功用上不可利用的器物。但是,有的人却用活人使用的器物来殉葬,这不就是近于用活人来殉葬一样可悲吗?显然孔子是反对用活人使用的器物来殉葬的。我们很多农村地区流行给死人烧纸钱,现在更有新的花样,有的地方人们做成许多时髦的玩意,收录机、电视机、电脑、手机、高楼大厦,甚至别墅洋房,汽车火车,更有甚者还有漂亮的女人,这是什么意思?当然这些都是纸制的,花了不少的钱,到坟头几分钟就化为灰烬。《孔子家语·曲礼公西赤问》子游问于孔子曰:“葬者涂车刍灵,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偶亦人也是无益于丧。”孔子曰:“为刍灵者善矣,为偶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子游问孔子说,送葬的人用泥车和草人草马殉葬,这是自古就有了。但是,如今有人制作偶像殉葬,这是无益于丧事的办理的。孔子说,用泥车和草人草马比较好,制作偶像的人是没有仁爱的表现,这不是接近用人来殉葬吗?可见孔子对待人明显的是严厉多了,他赞成用泥车和草人草马,反对用偶像。泥车和草人草马合乎“明器”的标准。(www.chuimin.cn)
孔子以后的儒家思想大抵都有这一思路。他们首先是有感于社会现实中的诸多社会政治问题、人生的问题;然后对人的本质、人性等问题作出认真思考,以此确立一套价值系统,再以这一价值系统来反观现实社会和政治,在批判现实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进一步完善、充实由孔子开始重构的政治文化模式。
《礼记·中庸》有“仁者,人也”;《礼记·表记》说“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上》载“仁也者,人也”。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和特征,也就是说,具有了仁才能称其为人。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在于,他不是满足、停留于自然、本能的生活,也不仅仅是在消极地适应环境中求得自身的生存,人之为人就在于他在满足了生命的基本需求之后,更进一步对生命的意义发生追问:到底什么是人?如何才能真正成为人?《孟子·离娄下》说:“恻隐之心,仁也。”“恻隐之心”即是同情心、怜爱心。孟子还把仁爱之心称之为“不忍人之心”,指出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并举例说,古代的先王由于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惊惧同情的心理——这不是因为与这孩子的父母有什么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落得一个好名声,也不是因为听不得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同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宋儒真德秀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后命之曰人,不然则非人矣。”(《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儒家多以“人”释“仁”,以仁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其根本意义在于肯定人的价值,承认人的独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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