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文精神：仁爱与层次

一、儒家的“仁爱”含义及其践行的层次

我们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是“仁”，从孔孟到程朱的历代大儒，都把仁作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准则，成为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宗旨和根本，是人们立身处世、为政治国的指南和规范，是中华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仁”的内涵非常丰富，“仁”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统摄着一切美好的德性。谢无量《中国哲学史》列举了47个德目，重要的如诚、敬、恕、忠、孝、爱、知、勇、恭、宽、信、惠、慈、亲、善、温、良、俭、让、中、庸、恒、和、友、顺、礼、齐、庄、肃、悌、刚、毅、贞、谅、质、正、义等，认为这些德目都体现了仁。“仁”字在孔子的《论语》出现109次，孔子对“仁”从不同方面和角度作了全面深入的阐释。“仁”这个字简单地从字面意思来讲，就是指“二人”，即是说处理人际关系是从两个人开始的，或者说仁就是两个以上的人与人相处之道。因此从字形上看，“仁”字便由人字旁加上“二”字组成。也有人形象化地解释为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伸出两只手，这也可以解释得通。儒家强调人与人之间要有爱，要用爱心与别人相处，所以仁的基本内涵就是“爱人”。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

儒家的“仁爱”在践行上可以分成五个层次:

首先是要具备仁爱之心。也就是说你首先应该是个“仁者”，有仁爱之心，能够爱别人。儒家认为这是根于人天生的性善而内在地形成的品质，是人的道德行为的发端。孟子是彻底的性善论者，他不仅指出仁爱是人天生的本性，而且强调恶是人性的丧失。把是否有良善之心，看成是人与禽兽最本质的区别。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共有同情心、羞耻心、礼让心、是非心“四心”，即“良心”。按照孟子所言，有了“四心”也只是良心的开端，还要扩而充之，推而广之，才会拥有完全的良心。

其次，自爱。自爱包含了对自己身体的爱惜，强调仁爱是要从自爱开始，以自爱为起点(但不是以自爱为中心)不断扩展的。代表性的观点如孔子说“仁者寿”(《论语·雍也》)，汉代的扬雄在《法言·君子》中说:“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未有不自爱敬而人爱敬之者也。”意思是人一定要自爱，而后才能被他人所爱;人一定要自尊，而后才能被他人尊敬。这句话强调了人要自尊自爱。自尊自爱是关爱他人的必要前提。一个自暴自弃的人，不会对他人产生友好行为。丧失了自信心和责任感的人，也常常对别人采取损害的行为。北宋王安石还说:“爱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王安石《荀卿》)是说自爱是仁的开始，由此可以推广到对别人的爱。明代吕坤的《呻吟语》还提出了“自爱自全之道”。自爱不是自恋，是自律、自尊、自强。一方面，依推己及人的原则，一个人如果不知自爱，没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如何能够爱人呢?自爱与爱人是相通的。另一方面，自爱不仅是自己对自己的事情，它也要在人—我关系中实现，即有被他人尊重的要求。一个人如不自爱又何来他人爱己的需求呢?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强调爱人，没有注意到自爱。没有自爱作为基础，爱人也是悬空的。

第三，爱亲人，即血缘亲情之爱。孔子非常重视孝悌，主张处理一切人伦关系，都要从孝悌做起。什么是“孝”和“悌”呢?《说文·老部》:“孝，善事奉父母者。”贾谊的《新书·道术》篇说:“敬爱兄长之谓悌。”善于侍奉父母为孝，尊敬兄长为悌。孝悌是实现“仁”的根本。《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表明“爱人”要从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开始。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他还有什么仁爱之心呢?所以，“孝道”乃为道德伦理的根本与基础。惟有能行孝悌者，才能去爱他人，因此，孝悌为仁爱之根本。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他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这里的亲亲，包括爱自己的父母，也包括爱其他的亲属，仁爱当从侍奉双亲开始。儒家孝道思想以《孝经》为代表，将对亲人的孝看成是沟通天地万物的基本人伦道德，是贯穿于人生的全过程的，“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这一点在汉代以后发展为以孝治天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孝经·圣治章》有云:“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假如有人不爱自己的父母，而去爱别人，那就叫悖德;不敬自己的父母而去敬别人，那就叫悖礼。这话是符合道德逻辑的，怎么能够相信一个人连生他养他的父母都不肯亲爱，能真心实意地热爱他人?仁爱思想是从家庭血缘亲情引申出来的，一个人只有首先爱自己的亲人，才会去爱他人。离开了亲情之爱，仁者之爱就成为无根之萍，无本之木。即使有这样的爱，要么是虚伪的，要么是由功利需要引起的索取式的爱。正如盖楼房一样，不先盖第一层怎么能够盖第二、第三……层呢?所以，儒家认为，爱人要从自己的亲人开始，然后推而广之去爱别人。

第四，“泛爱众”，即爱一切人。孔子又将亲情之爱推广开来，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充满爱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对人要温、良、恭、俭、让。孔子讲求仁爱，强调宽容。孔子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喜爱一个人的时候，希望他活得很好，讨厌的时候，希望他死，既要他生，又要他死，这就是迷惑啊!这说明宽容是仁爱的应有之义。孔子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国君节用而爱养人民，不要无穷无尽地使用民力，使老百姓有休养生息的时间。他还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过去在对孔子的革命性大批判中，说孔子所谓的爱人只爱统治阶级、贵族，其实并非如此，他提出的“泛爱众”之“众”就是广大的劳动群众。例如，在《论语·乡党》中记载，孔子的马棚失火，孔子只问是否伤人，而没问马。这里的人应该是养马的奴隶。孔子关心养马人的安危，说明他的“爱人”具有广泛性，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朦胧的博爱意识，具有一种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彰显出孔子宽厚伟大的人文品格。

孟子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心中有仁，就能爱人，能爱人，别人也能爱戴你;心中有了礼，能尊敬别人，别人也就能尊敬你。爱戴和尊敬都是相互的啊!这教导人们要对他人友爱、尊重，要能够与他人和谐相处。孟子还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敬爱自己的父母，也要敬爱别人的父母;爱护自己的孩子，也要爱护别人家的孩子。人不要把自己的爱局限在狭隘的天地，不要太自私。《礼记·礼运篇》以孔子的话表达了大道推行的大同社会的理想状况，说那个时候“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们不只是亲爱自己的亲人，爱护自己的孩子，而是使老年人都有人尊敬奉养，成年人发挥自己的作用，小孩子有人抚养，矜寡孤独废疾的人都有人供养。宋代张载说:“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正蒙·中正》)(www.chuimin.cn)

儒家的“泛爱众”是有等级亲疏之别的。儒家标榜“仁爱”，仁爱思想是按照“爱有差等”的原则，先亲爱自己亲人，再层层由内向外、由近及远有等差地扩展到他人。这是因为儒家以这种伦理的根源出自人本身心性。孔子崇尚周礼，极力主张按照周礼的要求恢复君臣父子的秩序，他反对当时的各种僭越行为，要求人们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不同的人伦关系要体现不同的仁爱。如父对子要严爱，子对父要孝敬;君对臣要讲义，臣对君要尽忠;朋友之间要讲求诚信，等等。

第五，万物一体。儒家还把仁爱之心推向天地万物，达到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尚书·武成》反对“暴殄天物”，孔子虽然没有把“仁爱”推及物的明确论述，但他对自然界的生命充满了怜悯之情。《论语·述而》载:“子钓而不纲，弋(yì)不射宿。”意思是说:孔子钓鱼用竿而不用网捕，射鸟不射巢中的鸟，这就充分体现了孔子爱物及取物有节的思想。《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孔子之守狗死，谓子贡曰:“路马死，路马常所乘马则藏之以帷，狗则藏之以盖，汝往埋之。吾闻弊帏不弃，为埋马也，弊盖不弃，为埋狗也。今吾贫无盖，于其封也与之席，无使其首陷于土焉。”《孔子家语·礼运》引用了孔子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思想，“故圣人耐(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是说古代的圣人能够把天下当成一家，把中国境内的人都看成像自己一样的人。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认为对待别人，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推人及于万物，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道德观，主张推人及物，在爱人的基础上，将爱心进一步向外推展，将仁爱精神和情感贯注于无限广大的自然万物，用爱心将人与自然联结为一体。爱人的同时爱万物，珍惜每一个生命的存在，儒家的生态意识、环保意识是在人伦道德的基础上扩展的结果，就是今天所谓的生态伦理学。孟子提出“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追求人与宇宙冥合为一的境界。孟子还说:“恩足以及野兽，君子远庖厨。”(《孟子·梁惠王上》)这是这么回事，据《孟子》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齐宣王看见被赶去祭祀的牛可怜兮兮之样子就动了恻隐之心，命令用一只羊去代替它;对此，孟子认为齐宣王不让那头牛被送去做祭祀之用，是出于一种仁爱之心，但是齐宣王这样做是“见牛未见羊”，不知道以羊代替牛去做“牺牲”时羊也是极其痛苦的。所以，孟子说:“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认为，从礼仪的需要讲，宰杀牛羊作为祭品是必需的，但是真正的君子对有生命的东西，看到它们活着，便会不忍心再看到它们死去;而听到它们的悲鸣或哀叫，便更不会忍心再去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远离残害生命的厨房，正是源于“仁爱生命”这一善良而美好的心肠。孟子又将仁爱精神推而及于政治，从而产生了他的仁政学说。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便是孟子的仁政论。在他看来，仁与不仁应当作为施政的根本。行仁政者得天下，失仁政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的。不仁者而得邦国尚有可能，“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要统一天下，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不施仁政是绝对做不到的。

汉代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又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仁者，爱人之名也。”(《春秋繁露·仁义法》)

北宋张载则进一步说:“民吾同胞，物吾与(朋友)也。”人是我们的同胞，万物是我们的朋友。爱人能够使社会生态得到平衡，爱物则造成自然生态的平衡，把先秦儒家的仁爱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此后，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对“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之说加以进一步详化深化，陆九渊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陆九渊集》卷三十六)，“二程”说:“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属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朱子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说仁者是把天地万物都看成是有生命力的统一的整体。王阳明认为:“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王阳明:《传习录》中)“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阐述了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及人对天地万物的责任，要求统治者“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这里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思想显然是来源于孔子的。

古代儒者们的仁爱生态观对于我们今天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事业也有积极意义。传统的家教伦理在强调“爱人”的同时，也教育家人子弟“爱惜物命”。明万历时期兵部职方主事袁黄在《训子言》中说:“何谓爱惜物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恻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他甚至认为“求丝煮蚕”，“锄地杀虫”都是不对的，这就有些迂腐了。明代东林党学派著名学者高攀龙在《高子家训》中认为:“少杀生命最可养心，最可惜福。”清代郑板桥有一封家书，对这个问题作了很深刻的论述。他说:“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至于发系蜻蜓，线缚螃蟹，为小儿玩具，不过一时片刻，便折拉而死。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劳，一虫一蚁，皆本阴阳五行之气氤氲而出，上帝亦心心爱念，而万物之性人为贵，吾辈竟不能体天地之心以为心，万物将何所托命乎?”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不能为了自己一时的享受和乐趣，破坏了万物的自然本性。其中隐含了古人的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郑板桥还说“养鸟不如多种树”，让几百棵树成为鸟的国、鸟的家，让它们自由地生活在树林中，而人也因此得到极大的美感和快乐。这就是古人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

今天怎么教育孩子爱惜物命?网络上有一个家长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他这样教育小孩:我们家的地板上经常有小蚂蚁爬动，我对小予说:“蚂蚁这些小动物和我们一样，也有爸爸妈妈，如果你打死了蚂蚁孩子，它的爸爸妈妈多伤心啊!如果你打死了蚂蚁爸爸或妈妈，那蚂蚁孩子多可怜啊!”于是，小予从来不杀蚂蚁等小虫子。夏天，家里的大盆里常晒满了水，时常有一些小飞虫掉进里面，只要看到有小虫掉进盆里，小予就赶快用手把它小心翼翼地捞出来，还高兴地对我说:“妈妈，我又救了一只小虫子!”难怪孟夫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一个深爱自己亲人的人，自然会将爱心扩展，怜爱万物。可是，我们现在从西方和日本进口许多的电视电影和游戏软件当中，到处都充满了血腥和暴力，打打杀杀，杀死一个人跟掐死一只蚂蚁一样，更别说对待动物了，报纸上、网络上不是常常有报道大学生、甚至研究生硫酸泼狗熊、当众用残忍的手段杀死小猫等等事件，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教育失误、不得力、不得法，更重要的是外来所谓“娱乐文化”对我们青少年的毒害。这些应该引起我们全社会警觉，想办法进行抵制，特别是文化管理部门应该切实地负起责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