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社会伦理：以道德为主，以智能为辅

2024-04-12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二)在社会伦理方面，中国人强调以道德为主，以智能为辅中国文化有十分鲜明的家族宗法伦理特色。相应地，中国文化把智能放在次要的地位，不希望智能超过道德，失去驾的，造成政治上的阴谋诡计，官场的尔虞我诈，学问上的唯智识主义。儒家在这方面是相对比较走中道的，是基本兼顾的，不过有明显的德主智辅思想。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国文化被认为是伦理本位的文化。

(二)在社会伦理方面，中国人强调以道德为主，以智能为辅

中国文化有十分鲜明的家族宗法伦理特色。在以人——社会为轴心的中国文化中，伦理道德问题备受各家学者重视，道家是柔性的自然道德观，法家是刚性的法治道德观，墨家是利他的宗教道德观，农家是小农经济的道德观，兵家对将士也有很高的道德要求，阴阳家也是以道德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儒家是中国伦理型政治文化的缔造者，集大成者和维护者，强调德政合一，以德抗政，师儒君相。相应地，中国文化把智能放在次要的地位，不希望智能超过道德，失去驾的，造成政治上的阴谋诡计，官场的尔虞我诈，学问上的唯智识主义。唐君毅曾发挥云:

中国则仁义礼智中，智为末德，周礼大司徒六德中，亦先仁义圣而后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数亦居末位。《国语·周语》谓“言智必及事”，《左传》谓“智，文之舆也”。即谓智不离实际之事而言，智盖之所以知礼文之义而载运之，使行于天下者，故曰文之舆也。《易经》之元、亨、利、贞，自《易传》言之，元即仁，亨礼，利即义，贞即智。贞，定也，智亦定也，是中国古所谓智慧之用，唯在自觉人之仁义礼之德，而贞定之，确立之^[10]。

但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不完全是这样，这其中当然有诸多复杂的原因，但不能不说是智能失去道德制约而发生畸变的结果。

道家有轻视智能乃至贬损智能的情况，如《老子》一书中“道”字共72处，“德”字共35处，而“智”字只有7处，并有明确的贬损智能、否定机巧的倾向。如“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人，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第六十二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知者不敢为，则无不治”(第三章)。

儒家在这方面是相对比较走中道的，是基本兼顾的，不过有明显的德主智辅思想。孔子认为，德是做人的关键与核心，智应该从属于德。《论语》云: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宪问》)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www.chuimin.cn)

知者利仁。(《里仁》)

可见孔子所说的智、学、问等是以知仁、爱人、利仁为前提和目的的，不提倡单纯的爱智能。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仁、礼、中庸是主要的德行，而“智”是次要的德行。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儒家自先秦形成时就有德性与知性的二元张力，相应的还有诸如“博学”与“一贯”、博与约、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居敬与穷理等，儒家就是以中道思维来化解这种张力的。

秦汉以后，儒学取得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无论魏晋玄学的兴起，还是道教的成立，乃至后来佛教的输入，都没有动摇这一点，以至于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国文化被认为是伦理本位的文化。于是，近代以来有人以中国为道德文明的楷模，而西方是物质文明的典型。中国的伦理道德与西方的科学智能形成了显著差别:中国文化是伦理型的，西方文化是智能型的。冯友兰曾经这样进行过有趣的比较:“中国人所谓三不朽，西洋人亦是承认的，而且他们亦不能于此三者之外，再说有别种的不朽。不过对于这三种不朽的评价，西洋人与中国人，不尽相同。照中国人的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西洋人的说法，大概要是:太上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德。”^[11]

西方文化是很明确地追求智能，古希腊哲学就是爱智之学，智者派代表了古希腊哲学的总体风格，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科学以及以知识为主体的学术文化体系。从社会伦理角度看，古希腊对善的追求是以个体理性为目标的。苏格拉底就认为“美德就是知识”，他是用具有普遍的和一般的知识来规定道德的，因而德性之知不是本而是末;道德行为必须基于知识，知识先于道德而高于道德;一个人没有知识，也就不懂得善的概念，也就不可能为善;善出于知，恶则出于无知。柏拉图也认为“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这样对善的发现，前提则是在于对真的发现，理性既是基础，又是价值评价的标准。

中国文化是追求道德为主，“哲学”即是以尊德性之学为主，在这个前提下也并不排斥知性，儒家的达善并不绝对排斥求真。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而是具有浓重伦理色彩所谓“哲学”，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对中国古代科学文化颇有研究的李约瑟博士说:“在中国，哲学一词的含义亦同欧洲不尽相同，因其着重于伦理的与社会的较之形而上的远为多。”^[12]韦政通在分析中国古代智能时也说:“传统中国有‘哲人’之名无‘哲学’之词。目前通行的哲学一词，是由日本人翻译西文philosophy一词而来。‘哲’字《尔雅》释为‘智’，伪古文《尚书·皋陶谟》说:‘知人曰哲’，单从哲字的字义，还显现不出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如以西方哲学的特性和中国对比，可以说西方哲学家所从事的主要是属于纯智的活动，而中国哲人则要求既得之于己，又能用之于世。”^[13]徐复观先生提出了中西文化在“仁”与“智”方面的互补发展:西方文化，因其成就了知性，并且保持了知性，所以西方文化今日的转进，是要“摄智归仁”，以仁来衡断智的成就。今后中国的文化，是在一面恢复仁性，同时即“转仁成智”，使知性在道德主体含蓄之中，但不受道德格局的束缚。在人之大本下，以成就人文科学、自然科学。^[14]

这里就要说到中国传统上如何处理德性文化与知性文化的关系，也就是研究人文社会为中心的伦理文化与研究自然领域为中心的科学文化的关系问题，在当代学者的讨论中，用过许多大同小异的词汇，如“科学理性与伦理价值”、“科学与道德”、“自然与人文”、“自然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真与善”、“事实与价值”、“理性与道德”、“专业知识学习与人文素质教育”，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现代中西文化在特定时空交流融汇时所必然产生的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对19世纪以来中西文化冲突，西学东渐，西风压倒东风，乃至全盘西化所逐渐形成的以西方的思路、学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误读进行正本清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同情的了解，深刻的理解，正确的破解。

中国人的社会伦理：以道德为主，以智能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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