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文精神：治人为主，治物为辅

2024-04-12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一)社会政治方面，以治人为主，以治物为辅中国古代的“治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政治和社会管理，被儒家认为是君子所做的事。法家更是在直接的变法运动中进行理论探索，又以急功近利的理论推动其政治实践，成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周秦诸子的政治精神，为后来中国知识分子以“求治”为目标的思想范式奠定了基础，在其后两千年的历史上形成了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作用的政治文化传统。

(一)社会政治方面，以治人为主，以治物为辅

中国古代的“治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政治和社会管理，被儒家认为是君子所做的事。“治物”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工农生产和商业、科技等方面的管理，被儒家认为是普通人的事。

古代中国政教不分，政治倾向于社会性的教化，“教”则与今天的教育大不一样，倾向于学习参政、议政。从历史上说，春秋以前学在官府，六经六艺则是一种贵族化的政治文化，学习诗、书、礼、乐、射、御都是为了更好地从政。如儒家向往的西周，“教”自天子始，然后是太子、公卿、大夫的子弟，所“学”都是为了政治。《大戴礼记·保傅》载:“《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如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如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匮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端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此五义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学成治就，此殷周之所以长有道也。”太子也一样，《易传·太初》:“太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夕入北学。”

到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竞起争鸣，提出了各种学说，但其理论目标，都在论证“治道”。不仅如此，诸子还热衷于政治实践，他们都热切地企盼其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付诸实施。对此，司马迁说得明白:“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案:“六家同归于正，然所从之道殊途。”这就是说，六家理论虽然各成一派，纷争不已，但都是经世治国之说。近人也论述道:“周秦之际，士之治方术者多矣。百家之学，众持异说，各有所出，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阴阳、儒、法、刑名、兵、农之于治道，辟犹橑之于盖，辐之于轮也。”^[6]张舜徽说:“周秦诸子之言，起于救时之急，百家异趣，皆务为治。”^[7]诸子百家见解各异，但其立论的归宿都在论证“治道”，其人生理想、学术归旨，都指向了政治实践。儒家始祖孔子声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有弟子问何谓儒家的理想人格——“君子”，孔子回答:(www.chuimin.cn)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君子的“修己”是要“安人”和“安百姓”，“修己”只是起点，“安人”、“安百姓”才是终极目的。儒家所追求的最理想的道德境界“仁”，其充分的体现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由此可见，儒家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一己的安乐，而是其亲友、以至天下百姓的安乐。孔子周游列国，虽四处碰壁，却仍矢志不移，并不在乎一己荣辱，而是为实现其“安人”、“安百姓”的社会理想汲汲以求。孟子游说诸侯实行王政仁道，为的也是天下万民的安乐。孟子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表达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荀子批评注重理论逻辑的名家“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荀子·非十二子》)，在他看来，名家的概念论没有直接的政治实践效用，“言而无功”，“辨而无用”，是不可取的。《大学》开宗明义便道破了其全部宗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大学》的三纲领，只有“明德”、“亲民”，才能达致“至善”之境，这实际是重申并发挥了孔子“修己”以“安人”的基本观念。墨家主张兼爱非攻的政治学说，其弟子直接参加宋国的反侵略战争。法家更是在直接的变法运动中进行理论探索，又以急功近利的理论推动其政治实践，成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即使“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道家，也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老子的归隐，只不过是看透了现实政治的无奈，以更高远的“道”来为现实政治提供依据，试图从根本上改变政治的方向。庄子追求“逍遥游”的境界，有我与蝶不分的“梦境”，但也还有“应帝王”的种种设计。周秦诸子的政治精神，为后来中国知识分子以“求治”为目标的思想范式奠定了基础，在其后两千年的历史上形成了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作用的政治文化传统。龚自珍将此概括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也……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8]政教不分、治教不分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穷则寓治于教，达则于教于治”，“夫古人为学者以自治其身心而以应天下国家之事，故处则为大儒，出则为大臣，未有剖事与心为二，剖学与行为二者也”^[9]。这从积极一面看，使中国知识分子有“经世”的社会观念，有“以天下为己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从消极一面看，就是使文化活动、学术研究始终被强烈的政治目的所诱导、误导，缺乏思想的独立性、超越性，容易被政治利用和玷污，更有甚者，那些入仕的士大夫往往借政治力量来左右学术思想，使思想自由受到制约。中国古代思想、学术、教育的强烈的政治倾向，使纯粹的学术文化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特别是自然科学受到压抑，导致了中国文化在后来的偏向和近代的落伍。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是从修身开始，中经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这种思想以个人道德实践为基础，以实行德治为核心，它从小到大，由近及远，与广大人民的生活相贴近，与中国人传统的伦理文化心理相合拍，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易于在社会实践中推广实施。因此，这种“入世”精神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和中期，对于巩固封建生产关系，稳定封建社会秩序，加强中央集权制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这种以修身、齐家为基础的思想，促进了个人道德品质的完善，也促进了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敬老爱幼、团结和睦的家庭伦理关系。

儒家人文精神：治人为主，治物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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