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传承：以服务人民为荣

第三节　以服务人民为荣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针对根据地的现状,毛泽东非常重视做群众工作,他鲜明地阐明了人民群众与战争的关系:“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提出了“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问题,指出只有“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广大群众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红军要坚持下来,生存下去,根本的办法是扎根于群众之中,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红军把人民群众看作“重生亲父母”,处处爱护群众的利益。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在游击区,红军游击队和群众一起打土豪,抓反动派,把没收的财物分给群众；不准地主收租收债,条件允许时,帮助群众劳动生产；在赤白交界区,领导群众抗租、抗粮、抗债、抗税、抗丁,得到群众拥护；红军游击队发现反动派抓的壮丁关在一起时,就突然袭击,营救壮丁；反动派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红军就拿打土豪来的钱给修；反动派打死了老百姓,红军就派人送钱去慰问。红军与群众结成了生死同盟,群众则想尽一切办法来支援红军,使红军得以生存。吃饭问题,是敌人经济封锁给红军造成的最大困难。但是,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群众支援红军游击队的办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不管敌人怎样封锁,群众一有机会就带粮食、油盐、日用品进山来。他们把东西放在竹篓里,压在担子下,送到指定地点。遇到反动军队搜山时,群众把竹竿打空,在里面装满粮食、油、盐、咸鱼、腊肉和情报,丢在深山里,等红军游击队晚上去拾。每到播种季节,群众要回来耕田,也会带些粮食进来,宁可自己少吃,也要留给红军游击队⁽⁶⁾。

正如《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所说:“没有广大群众对于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真切的认识和需要,没有广大群众起来拥护这一全国临时政权建立的运动,全国苏维埃政权决不会突然建立起来的。”中央苏区红军游击队的行动要有准确的情报,是靠群众传送；游击队的活动要有隐蔽的地点,靠群众来掩护；游击队的转移,也是由群众协助进行的；游击队的伤员,更是由群众来安置和藏匿的。如果发现国民党军进山,群众即高减“东边牛吃禾了”,“西边猪吃菜了”等暗语,示意红军游击队转移隐蔽。游击队采取战斗行动时,群众先侦察敌情,后充当向导,有的还和红军游击队一道投入战斗。游击区的妇女特别精明勇敢,她们为支援和保护红军游击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大余县的里山是游击根据地,距离大余城不远。里山的妇女常常挑着柴火进大余城,把柴卖掉以后,就去买布鞋、水鞋、电池等物品,然后又买些辣椒、青菜盖在上面,做一担挑回来。国民党军队和警察认为她们是挑担的农村妇女,不予注意,她们就顺利地回到里山了。1935年夏,信丰县上乐村妇女朱叶妹发现敌人进村来了,为了通知游击队员迅速转移,便大声喊叫:“白狗子来啦,快走。”朱叶妹保护了游击队员,而自己却壮烈牺牲在敌人的枪弹之下。1936年6月,陈毅腿部伤口复发,安置在大余县周蓝家里。周蓝不但在生活上给他精心照料,而且从田里和田埂上采集草药制成药饼,每天给他清洗包扎,最后治好了伤口。有一天,周蓝突然发现几十名国民党士兵快要到家门口了,去通知陈毅转移已经来不及,便急中生智地对门前一头猪骂起来:“瘟猪子,还不快回去,士兵老爷来了,不走就一枪打死你。”陈毅一听,知道敌人来了,赶紧从屋背上山,钻进了树林子里。当晚,陈毅翘着大拇指夸奖周蓝:“大嫂,你真有法子,当得一个诸葛亮哟。”在那样艰苦残酷的长期斗争中,没有人民的积极支持,没有与人民生死与共的团结,要想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项英、陈毅几次脱险,都是由于群众的帮助。有一次,敌人来搜山,来到了项英、陈毅住的草棚前,陈毅已外出,项英来不及躲,一位妇女把项英隐藏在附近几米处的草堆里,敌人抓住这位妇女用枪托毒打,要她交出大头子来,她一句话不说,敌人无法就把地抓去坐牢,她在路上高喊:白狗子来了,白狗子来了。陈毅正好外出归来,闻声绕道而走,项英也化险为夷。陈毅深情地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由于红军游击队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终于战胜了敌人的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带来的一切困难⁽⁷⁾。

从根本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随着游击战争的胜利,根据地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土地革命运动逐步全面展开,县、区、乡都普遍设立了土地革命委员会,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分田运动,以乡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运动的经验基础上,毛泽东指出在当前阶段,重要的是要争取群众,以争取群众为主,而不是以发展生产为主,因为假如失掉了群众,纵然发展了生产也是空的。反之,我们争取了群众,建立了政权,那时要发展生产是很容易的。1933年春夏,根据地出现了经济生活恶化的局面,毛泽东批评了片面认识“一切服从战争”的思想,指出:“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们的红军毫无顾虑地在将来顺利的条件下去打南昌,打九江,使我们的红军减少自己找给养的这一部分工作,专心一意去打敌人；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必须这样干才叫做服从战争。”毛泽东认为:“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毛泽东对于城镇工商业在苏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有了充分的认识,指出它“是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所需要的”。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提出了“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问题。他指出,只有“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广大群众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苏区的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牢记党的这个执政宗旨,努力为最广大的群众谋利益,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1930年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说:“没有广大群众对于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真切的认识和需要,没有广大群众起来拥护这一全国临时政权建立的运动,全国苏维埃政权决不会突然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向工农革命军提出了“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红军的三大任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做群众工作,是红军最根本的政治任务。毛泽东、张子清、朱云卿率领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大坑击溃肖家璧反动武装后,乘胜进占遂川城,接着,兵分三路到于田、草林、大坑等地游击,开展打土豪筹款子的活动。开始群众有点害怕,常跟在红军后面问:“埃先生(指苏维埃)来了没有?”部队由于缺乏经验,包办代替,把谷子发给群众,把土豪的东西分给贫苦农民,可是群众都不敢要。毛泽东发现后说,这种包办式、恩赐式的办法不行。后来就打开土豪粮仓让群众自己去挑,一个仓库挑半天。群众经过自己的手,分享斗争果实,个个都心明胆壮,喜气洋洋,放声歌唱:

过新年,过新年,

你挑谷子我担粮,

打倒肖家璧,

活捉罗普泉。⁽⁸⁾

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中的决定力量。毛泽东特别要求苏维埃代表关心群众生活,要求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苏维埃干部形成了“十带头”、“四模范”的优良作风。“十带头”就是带头学习政治、军事；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带头参军参战；带头生产劳动；带头执行勤务；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约粮食支援红军；带头优待红军家属；带头慰劳捐献；带头集股办合作社。“四模范”就是做扩大红军的模范、干部作风的模范、土地革命的模范、经济建设的模范。道德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社会主义道德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人民当家做主为深厚基础的,为人民服务体现着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性质,规定着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价值方向。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历史的主体,也是道德的伦理的主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全国各族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全体劳动人民。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正确的东西,从根本上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毛泽东把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作为苏维埃重要任务,指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一切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必须“进行各项必要的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路的地方去……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1928年12月9日,遂川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颁发的《共产主义者须知》中写道:“为团体努力,作群众导师。到群众中去,到反动荆棘中去。不畏难,不怕死,不爱钱,为主义而献身。”“为团体努力,为主义而牺牲”,为“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而奋斗。1928年1月10日毛泽东在遂川县城的工作局面打开后,向群众进行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筹款子。1月14日,他亲自带领一支武装一面作调查研究,一面以班排为小队进行宣传教育,发动群众。

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宣传鼓动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提出了“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重要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中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的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⁹⁾曾志回忆说:有一次,毛委员毛泽东到我们团里开会,给连营以上干部讲解“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他讲得绘声绘色,从实际到意义,再从意义到实际。我们到会的同志聆听了毛委员的讲话后,个个深受启发,开会的地点记不起来了。当时,毛委员还提出红军部队要完成三大任务,即人人要会打仗,人人要会做宣传群众工作,人人要会做组织群众工作。每个红军战士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我们第三十二团留下两个连和一个独立营做地方工作,与我们机关干部合在一起,二至五人编成一个小组,一人分工一片,分散活动:白天到群众家里访贫问苦,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建立农会、赤卫队和苏维埃政权；晚上到敌人驻地偷袭敌人,这里放几枪,那里投上几个手榴弹,或者在铁桶里放鞭炮,搅得他们夜不能寐。

毛泽东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秋收起义,从一开始就注意对群众的宣传鼓动,通过标语、传单和歌谣等形式,揭露土豪劣绅的罪行,宣传秋收起义的意义,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对鼓舞人民革命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贫苦农民热情拥护和欢迎起义部队,主动给起义军送水送饭。浏阳县一个贫农把自己家里仅有的一点米全部煮成稀饭用水缸装着抬到路边,让起义军喝。人民群众的拥军行动,使起义军深受鼓舞。毛泽东指出:“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中指出:“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地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¹⁰⁾

1933年8月25日,毛泽东发布《中央政府关于整顿财政工作的训令》,指出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原则应该是把负担加在剥削阶级身上,在不损害苏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向商人作适当的征税,努力进行经济建设,从发展国民经济、节制商人剥削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依靠劳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热忱充裕国家的财政。《红军大本营井冈山根据地宁冈革命斗争史略》中记载:“行军途中,毛主席要求所有的团、营、连队的干部都要做群众工作。毛主席说,每个红军都是组织员、宣传员、战斗员。我们所到之处,都是新区,群众不了解我们,因此要特别重视群众工作。我们工农运动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做群众工作,一到宿营地,我们就到老百姓家去访贫问苦,宣传红军的宗旨,宣传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贫雇农们看到我们确实和国民党的部队不一样,看到我们对他们的老人、小孩都很热情,看到我们称他们为‘老表’、‘老板娘’‘老弟’,都是很尊重他们的,他们很感动,就和我们有说有笑起来,老人、小孩也围拢了过来,就收到了宣传的效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记载:秋收起义后,毛委员带领我们向萍乡、莲花、永新一带转移。在永新三湾从组织上进行了改编,建立党的组织,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同时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那就是部队要担负武装宣传队的任务,向群众宣传我们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

1930年4月,红四军政治部发布贯彻古田会议精神的《宣传员工作纲要》。这个纲要特别规定:“每一宣传员出发工作时,要注意当地的社会调查”,“每一宣传员要随时注意调查土豪及一切反动分子的情况,迅速报告保卫部设法处置”。在苏区,党规定:“宣传工作必须成为每个党员乃至每个赤色工会会员的工作。”并指出:“要使党的宣传能扩大深入群众,必须每个党员,乃至每个赤色工会会员,都能切实负宣传工作责任,反对党内流行的以为宣传工作是擅长文字与理论的一部分干部分子的专责之错误见解。”⁽¹¹⁾在工农红军系统中组建了宣传队,其主要任务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强调“群众组织的宣传工作,一定要站在群众的立场,更要注重群众本身实际问题,引导群众认识党的主张”。这些宣传组织,为保证宣传群众工作的深入、持久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民满意不满意成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只有“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人生才能有价值。为人民服务表现越突出,人生的价值体现得越鲜明,越能受到大家的尊重。

毛泽东同志在“二苏”大会上指出:“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毛泽东在做兴国调查的时候,就和群众打成一片,可以说,和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是毛泽东与生俱来的。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从上到下,无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非常重视宣传群众,利用各种宣传媒体,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启发群众觉悟,提高群众思想素质,切实把宣传群众工作落到实处。“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这是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军长朱德亲自签发的著名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的宣言。毛泽东确定的“红军宗旨”,其根本内容就是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这不仅是革命的宗旨,而且是道德的核心。这个核心是社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道德核心之源。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大力做到给人民以东西,就是组织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红军忠实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心为老百姓办事,时刻将群众的冷暖疾苦挂在心上,所以,农民衷心拥护共产党,全力支持工农红军。(www.chuimin.cn)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总结经验时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苏区干部掌握着苏维埃国家各方面的权力。但是,他们“甘为公仆耻为宫”,不是高居于人民群众之上作威作福,滥用职权谋私利,而是与群众艰苦与共,患难相依,“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没有一点特殊,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陈毅在养伤期间,事务长杨久庆要给他买点牛肉增加营养。陈毅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事务长一通。1935年2月,毛泽覃从中央苏区往福建突围前夕,房东为他炒了一碗辣椒。毛泽覃坚持付给房东5角钱后,才将辣椒美滋滋地吃起来。这样的事例,真是多得不胜枚举⁽¹²⁾。共产党是源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脱离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就会一事无成。

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表现。邓小平同志提出“人民满不满意、人民高不高兴、人民赞不赞成应当成为衡量我们一切工作与言行的标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创造性事业。江泽民同志说:“推进改革和建设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不少,好办法从哪里来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我们头脑中固有的,归根到底来自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富多彩的实践……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集体主义原则的利益和根本要求是为人民服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规范从根本上体现着对人民的热爱,渗透着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精神,因而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体现。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力量,离开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任何发展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又必须依靠人民,这是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共同要求。中华民族是具有服务人民光荣传统的民族。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这篇著作中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胡锦涛同志提出“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崭新观点,更是把“为人民服务”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以服务人民为荣,就是要提倡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提倡尊重人民、热爱人民,为人民多做事,做实事,也就是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把一切工作的立足点、出发点和着眼点都放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页。

(2)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湘鄂赣苏区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

(3)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湘鄂赣苏区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0页。

(4)柏柳:《苏区英风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90页。

(5)柏柳:《苏区英风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77页。

(6)刘勉玉:《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5页。

(7)刘勉玉:《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8)柏柳:《苏区英风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9)《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10)《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11)曾庆圭:《历史的足迹》,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页。

(12)凌步机、孙家犹:《让苏区干部好作风重放异彩》,见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央苏区史研究文集(赣南党史资料第12辑)》,1989年8月,第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