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红色文化与传承

2024-04-07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中国共产党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实践中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革命和党的生死存亡之际,惨痛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革命道路的选择迫在眉睫,苏联的道路不适合中国,需要新道路和新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

第一节　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改选产生了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尽管批判了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存在着把马列主义、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武装斗争的重点仍然是城市。“城市中心论”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给革命带来一次又一次严重的损失。中国共产党曾试图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模式,在城市组织工人武装起义和革命暴动,其中最著名的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以期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革命胜利,但是,由于照搬俄国革命模式,将工作中心放到大城市,不符合中国国情,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确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在敌强我弱、敌人重兵据守大城市的情况下,再采取“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的经验硬拼,必然是以卵击石。但敌人的力量在农村则很薄弱,这就决定了革命力量要有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必须走首先在农村取得胜利、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道路。套用苏联内战的经验,企图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毕其功于一役”,通过和强大的敌人决一死战的硬拼方法很快取得胜利是不现实的,其结果必然使革命力量遭受损失,甚至断送革命前途。中国共产党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实践中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早在1927年“马日事变”以后,毛泽东就曾经提出过“上山”的思想,坚决主张在党领导下“武装上山”,认为这样“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否则,如果“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于10月下旬到达井冈山地区,对原先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派何长工去做思想政治工作,对其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将袁、王部队改造为革命军队。把地方“绿林军”改造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这是毛泽东的首创⁽¹⁾。随着革命实践的不断发展,毛泽东对根据地作用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深刻地阐明了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使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平衡,使革命有可能而且必须在农村首先取得胜利,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在农村长期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秋收起义失败后,担任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命令各路部队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退兵浏阳文家市。毛泽东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经验,率先在党内明确提出了“上山”的思想,指出“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把秋收起义军的余部带上了井冈山,从而开始了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在革命和党的生死存亡之际,惨痛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革命道路的选择迫在眉睫,苏联的道路不适合中国,需要新道路和新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讲到:“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

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革命的形势:“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大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在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根据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革命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毛泽东引兵井冈、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武装割据的伟大决策,是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南进的过程中,几经曲折,不断了解情况,经过反复比较和深思熟虑作出的。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包括江西的宁冈、永新、遂川、莲花和湖南的茶陵等县。这里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共产党的组织的农民运动的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宁冈、永新、莲花等县的农民武装,在党的领导下联合举行武装暴动,攻占永新县城,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井冈山的袁文才和王佐各保存了一支拥有60支枪的地方武装,据山为营,坚持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这里山高林密,物产丰富,有便利于武装斗争的地形和充足的给养；特别是这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酸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²⁾。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方去。”毛泽东正确估计了敌我力量悬殊的客观形势,把进攻和退却有机地结合起来,向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农村进军,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www.chuimin.cn)

1928年末至1929年初,由于“八月失败”,边界形势十分严峻,红军和根据地损失惨重。这时在党内和红军内部弥漫着消极悲观情绪,思想上犹豫彷徨,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连同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于1928年11月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系统回答了中国红军和根据地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创立了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撰写和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1930年1月,毛泽东又写下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论述了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与革命高潮的关系,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而且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不同的道路,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形成。1930年5月,毛泽东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从思想路线的高度,为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指明了方向。毛泽东依靠湘赣边界军民,开办了第一个红军干部学校,成立了边界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抓住敌人忙于军阀混战之机,攻克了茶陵县城,建立了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在斗争中摸索并总结出“十六字诀”；针对“八月失败”中党组织暴露出的缺点,开展了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整党；在大力开展土地革命的基础上,提出我党最早的《土地法》。实践证明,向井冈山进军,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敢创新路的革命实践的结晶。

1928年,由井冈山前委颁布的《党代表工作大纲》,对党代表的职责、任务、工作方法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可以说,这是我军的第一个政治工作条令。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曾仿效苏联红军的组织机构,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我党曾派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林伯渠等一些共产党员去担任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这对于巩固革命统一战线,执行三大政策,开展政治工作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对此举曾予以肯定,他后来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面目一新。”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率部向井冈山进军的途中,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创造性地把设立党代表同建立各级党组织结合在一起。经前委任命,在连、营、团三级都委派了党代表,并由党代表担任同级的支部书记或党委书记,负责领导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并且规定部队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织讨论决定,从而改变了北伐军中同级干部的监督被监督关系,建立了军事指挥员和党代表均在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新型关系。这是对北伐时期党代表制度的重大发展。朱毛两军会师后,红四军又进一步完善了党代表制度,并从湘南农军中抽调了一批地方干部充实党代表队伍,对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巩固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毛泽东曾先后四次纠“左”。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到达宁冈,批评井冈山根据地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1928年6月底,正当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酝酿对井冈山根据地举行联合“会剿”时,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的中共湖南省委派代表到达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酿成“八月失败”,使红军主力遭受重大损失,边界各县城及平原地带都被国民党军队占领。9月,毛泽东率领主力收复大部分失地,巩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根据地。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复信,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强调说:“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他说:“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毛泽东提出的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在当时就已经得到了证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但由于没有及时转入农村,起义遭到了挫折。秋收起义原定计划是进攻长沙,由于计划受挫,改向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井冈山进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不但保存了革命火种,而且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发展,揭开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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