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红色文化与传承的革命忠臣

第三节　革命忠臣曾山

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暴发后,吉安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也陷入极度的白色恐怖之中,吉安的许多革命群众与共产党人惨遭杀害。1927年10月,共产党员曾山被迫离开家乡,奔赴广州。在友人的介绍下,曾山在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当了一名通讯下士,12月随同教导团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曾山又不得不离开广州。此时的他虽然已历经几次革命的失败,但从未放弃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追求,1928年初回到家乡不久的曾山便开始积极酝酿著名的“四·九”暴动。

1928年农历四月初九,中共吉安官田永福区委书记曾山与周冕、萧仕梅、萧志铎等率领官田的贫苦农民700余人,举行了“四·九”暴动,缴获了敌人4支步枪和一些弹药,这极大地振奋了吉安西区人民群众的革命激情,揭开了吉安西区农民土地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6月,曾山调任中共吉水县委书记。通过曾山的积极努力和他富于创造性的工作,吉水县的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全县党员由20余人一下发展到200多人。1929年2月,曾山奉调中共赣西特委工作,成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9年5月,中共赣西特委在东固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冯任被选为特委书记,曾山被选为特委委员。为了适应隐蔽斗争形式的需要,曾山接受冯任的建议,将原名曾如柏改为曾山。“曾山”一名由此而来。10月,赣西革命委员会成立,曾山任主席。11月,赣西南代表大会选举了以曾山为主席的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在赣西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维埃区域得到迅速发展并建立了拥有1000多支枪的赤卫队。10月25日,赣西特委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确定以“攻取吉安”为中心斗争口号。曾山被指派兼任中共延福区委书记,具体负责领导和组织东固、延福一带的农民群众配合红军、游击队肃清吉安外围之敌,以形成对吉安的包围之势,从此掀开了吉安工农群众在长达一年的时间中连续九次攻打吉安的战幕。其中,曾山直接指挥和参与指挥的就有6次。1930年10月,十万工农群众配合红一方面军终于一举攻占吉安城。

1930年2月,曾山以中共赣西特委代表身份,在吉安县陂头村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会上,在土地分配方式上,曾山和中共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等人产生分歧,曾山极力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而刘士奇则主张按劳动力平均分配,最终,曾山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等多数人的赞同。2月中旬,赣西苏维埃联席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以曾山任主席的赣西苏维埃政府。“二七”会议后,深受毛泽东赏识的曾山被毛泽东指定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常委,随红四军行动。6月,曾山代表赣西南苏区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0月7日,在吉安城,江西省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才能卓著、工作成绩突出的曾山众望所归地当选为江西省第一位苏维埃主席。自1930年10月至1933年12月,曾山一直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在主持工作期间,曾山以最大的激情和全部精力投入党的革命事业,领导苏区人民克服重重困难搞好苏区的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以及政府的廉政建设等,全力支援红军,为中央苏区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李立三的“左”倾路线盛行的时候,曾山灵活地抵制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坚决支持毛泽东“经营江西”的正确主张以及“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到:在江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然而,“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曾山的家人却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曾山的弟弟曾炳生、哥哥曾延生、大嫂蒋竞英、父亲曾采芹为了革命却先后英勇牺牲”⁽⁹⁾。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曾山任苏区中央局委员。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宣告成立。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原本内定张国焘与曾山同志担任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但由于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从当时的需要出发,经与临时中央商议,将曾山的任职改为项英担任,而曾山只担任“一苏大”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并继续留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同志对此从未有过任何怨言,也从未计较过个人名誉得失,相反他总是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为百姓办事。由于中央苏区绝大部分区域主要集中在江西境内,作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曾山成为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名副其实的后勤保障部长。兵员不足,曾山就想方设法开展扩红运动；物质供给不够,曾山则千方百计实行经济动员。

1933年初,原驻上海的临时中央被迫迁至瑞金。到达苏区后,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以所谓“反右倾”、“反机会主义”为口号,对苏区党政军中持不同主张的同志尤其对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与打击。曾山自结识毛泽东以来就非常赞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正确主张,作为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坚定支持者,曾山自然而然成为“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打击对象。他们迫使曾山同志反对毛泽东,但敢于坚持真理的曾山不顾个人安危,硬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央苏区的发展,红军的壮大是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指挥分不开的。曾山因此一度被降职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但他并没有动摇过革命的理想信念,而是尽心尽力地协助新的省苏维埃主席刘启耀的工作。1934年1月24日至2月1日,曾山出席了在瑞金举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任内务部部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曾山接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留守江西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0月26日,曾山与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省苏维埃主席刘启耀率省属各个机关干部及部分地方武装,分两路突出敌人的包围圈,撤退到宁都安福乡西甲村。曾山在此主持召开了干部大会,商讨今后部队的行动问题,决定撤销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分区,成立江西省军政委员会,曾山任主席。同时将江西的地方武装组编为江西红军独立一、二、四团。会议确定了江西红军的主要任务是先全力配合留守红军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然后突围北上,向东固集结,开展游击战争。由于对红军主力的真实战略意图并不知晓,曾山和部队的许多领导人接受了中央分局对当时本已十分险恶的政治军事形势的较乐观的估计,未能及时调整部署,就地分散组织突围,却力图将分散的武装集中以对抗强大的敌人。1935年4月,为了寻找红一团,曾山带领红二、四团辗转至新干活动,不料被敌人3个师包围在狭小区域。红军英勇顽强,坚持奋战几昼夜,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敌打散,随曾山冲出重围的只有20余人,其余大部壮烈牺牲。曾山将剩下的同志分成3个小组分散活动。曾山小组最后只剩3人。5月,曾山在群众的帮助下,闯过敌人重重关卡,辗转千里,只身潜行至上海,8月在法租界和地下党接上关系,9月下旬,随同陈云、陈潭秋等人赴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

1937年11月,曾山随同王明、康生、陈云等人到达延安。在随后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项英与曾山分别被任命为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和副书记。东南分局是领导新四军和东南地方党工作的中央派出机构,由于项英身兼新四军副军长和军分会主席等职,中央在政治局会议上特意提出:“党的工作由曾山管理,项英负指导责任。”同时曾山还担任新四军常务委员,与项英、陈毅、张鼎丞、黄道共同负责新四军的编组工作。1938年1月初,曾山与项英等率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一行经武汉到达南昌,随即开始了紧张而又繁重的新四军编组和东南分局的筹建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然而对于那些在深山老林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员来说,他们不清楚中国形势的变化,更不知道以前水火不容的国共两党关系已发生重大改善。在新四军筹建初期,一些留守红军及游击队的领导还以为这是国民党的阴谋诡计,对于前往解释和传达中央精神的同志持怀疑甚至敌对的态度。陈毅就因此一度被湘赣边游击区领导人谭余保下令捆绑起来,险些被杀；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因前往磨盘山劝说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而不幸被错杀。为了能顺利完成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减少不必要的误会与损失,项英和曾山决定亲自前往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精神与决定。他们克服交通不畅、地处偏远、通讯落后以及各游击区高度分散的重重困难,终于在1938年4月4日全面完成了新四军的整编和开赴皖南的重大任务。曾山作为东南分局的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参与了新四军组建的全部过程。

在筹建新四军的同时,曾山还亲自抓了东南各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巩固工作。曾山在深入了解分局所辖范围内各地方党组织的现状后,按照东南分局的统一部署,“经常调各地负责人来讨论工作”,以便商榷出适合各地党组织发展的更好办法,“利用一切可能去开展统一战线”,“利用一切方法加紧干部教育”,“调一部分比较强的同志来分局当巡视员”,以此来迅速开拓工作的新局面。1938年8月,在曾山的直接领导下,中共江西省委秘密重建,曾山亲任书记。此外,曾山在积极筹建党的各种秘密抗日救亡团体的同时,还充分利用国民党的各种灰色团体开展群众工作。9月,曾山奉命回到延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决定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这一年的12月,曾山与邓六金在西安喜结良缘。

1939年3月,南昌被日军攻陷,曾山不得不率东南局及江西省委所有人员撤至皖南。在皖南期间,曾山除了积极参与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外,还承担了东南局大量的日常工作。1940年12月中旬,曾山按中央指示率领东南局机关及党校一批干部撤往苏南。1941年5月,曾山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组织部长。1943年4月,曾山兼管华中局的财经工作。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曾山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7年1月,曾山调任中共华东局委员兼财办主任。1948年11月,周恩来在代表党中央发给饶漱石、康生、张云逸的电报中,对曾山的工作给了高度评价:“曾山同志对统一华中及统一华东两地的财政均有很大的功绩,值得赞许。他积极拥护与坚决执行统一集中的方针也为中央深悉,并予以信任。”⁽¹⁰⁾1948年7月,为接管济南,华东局决定由曾山兼任济南市委书记。对于曾山在接受济南过程中所作的贡献,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也深得党内同志的好评。1948年11月,周恩来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接管济南的经验报告转发各局参考》一文中指出:“曾山同志并告各位,戊戌桂关于接受济南经验的报告已收阅,甚好。当转发各局供他们参考。”若干年后,薄一波同志回忆说:“1948年下半年,我们陆续接管若干较大的城市。其中,济南和沈阳的接管工作创造了许多新经验,对我们做好平津的接管工作大有裨益。接管济南,是曾山同志主持的。”⁽¹¹⁾

1949年5月28日,上海人民政府成立,陈毅为市长,曾山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山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曾山被任命为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1950年6月,曾山出席了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10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治淮委员会,曾山兼任治淮委员会主任。1952年10日,曾山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商业部部长。1956年9月,曾山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1月,调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1960年11月,调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党组书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山受到冲击,被造反派诬蔑为内务部“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批判攻击。1969年4月,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毛泽东的保护,曾山又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72年4月16日,曾山因病在北京去世,周恩来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与朱德等在京的国家重要领导人一道参加了曾山的追悼会。毛泽东送了花圈,叶剑英代表中央致悼词:“曾山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努力工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附录:赣鄱将星谱

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锻造了许多共和国将领。自1955年9月27日至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授将军1543名,而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赣鄱大地就诞生了327位,其中上将3人,中将38人,少将286人,将军数量所占比例达21%,位居全国第一。兴国、吉安、永新三县由于为共和国奉献的将军数量较多而被誉为“将军县”。

开国上将

开国中将

续:(www.chuimin.cn)

开国少将

续:

续:

续:

续:

【注释】

(1)沙健孙:《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页。

(2)方志纯:《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0页。

(3)《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167页。

(4)《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页。

(5)《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

(6)参考张民《毛泽东家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7)文夫、张乃胜:《毛泽东与贺子珍》,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8)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9)参考江西省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编《江西新四军人物传》(上),江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2页。

(10)苏多寿、刘勉玉:《曾山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