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传承：浴血坚持新四军

第三节　浴血坚持新四军

1934年10月下旬,中央红军顺利撤离江西,留守部队的阻击、掩护任务胜利完成,这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正确的决策应该是及时调整留守部队的战略方针,组织红军突围,实行游击战争以图新的发展。因为此时的国民党部队虽已发现红军主力已撤出中央苏区,但由于蒋介石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内部的矛盾斗争并不知晓,他还一直以为红军依然是由毛泽东和朱德领导,因此对于红军的真实战略意图并不知晓。心有余悸的蒋介石还是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在抽调少数兵力前去追击红军主力的同时,命令“围剿”的主力部队约20个师趁机加紧进攻中央苏区,迅速进占苏区各个战略交通要道。而此时留守的红军二十四师和地方游击队却只有1.6万余人,而且还有约2.5万名伤病员需要妥善安置,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留守的领导人项英却未能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明智的抉择。

中央红军主力撤离瑞金后,留守中央苏区的最高机关有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随后还组织了中央军区。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五人组成,后又增加了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等八人,项英为书记,陈潭秋为组织部长,瞿秋白为宣传部长；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中央军区原拟陈毅为司令员,但由于他重伤未愈,改由项英兼任司令员和政委,贺昌为政治部主任,龚楚为参谋长；此外还成立了以李才莲为书记的少共中央分局。同时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重要领导人还有:何叔衡、阮啸仙、胡海、刘伯坚、周建屏、谭余保、周月林、钟循仁、周以栗、曾山、李赐凡、黄道等人。1934年10月14日,兴国失陷,26日宁都失陷,11月1日长汀失陷,10日红都瑞金失陷,17日于都失陷。由于中央苏区的重要县城和基本乡镇已完全丧失,留守的红军和游击队所面临的形势变得日益严峻。

而此时,作为苏区最高领导人项英,却对未来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认为随着红军主力的转移,国民党“围剿”部队主力也将随之撤离中央苏区,到时苏区军民来个胜利大反攻,中央苏区的基本区域必将恢复。因此,部队后来虽然放弃了过去的阵地防御战,转为运动战,由正规战逐渐向游击战转变,在战术上采用游击队的动作,但基本上没有认识到当时整个斗争的实质,未能转变为纯粹的游击战争,部队还保留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项英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使得红二十四师及其他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1934年12月,留守部队已被敌人12个师压缩在以于都宽田为中心的狭小“三角地区”。12月中旬,通过电报得悉中央红军已放弃了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正向贵州遵义地区前进后,项英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终于接受陈毅的建议,在于都宽田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十二月会议。会议决定:转变战略思想,转变斗争方式,实行战略转移,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同时采取一切办法妥善安置红军伤病员；抽调得力干部到地方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等。

1935年2月5日、13日和2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先后三次电令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要求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中央分局遂决定留一部分人就地坚持,其余分九路突围。然而由于敌人对红军余部已实现了有效合围,红军已丧失了突围的有利时机。九路突围,红军损失惨重。1万多人的留守红军突围后只剩1000余人,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之为“死亡军团”。在1935年3月前后的突围中,牺牲的重要领导人有:何叔衡、瞿秋白、李才莲、毛泽覃、刘伯坚、梁柏台、阮啸仙、贺昌、古柏、李天柱、徐洪等人。对此,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曾这样评述:“死者的名单就是革命运动的名人录。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他斗争时期都要多。”⁽⁷⁾在与党中央及红军主力完全失去联系后,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在原中共代英县委书记曾纪才带领下,几经周折才抵达赣粤边游击区的中心油山,与先期到达这里的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等及随后到达这里的蔡会文、陈丕显所率余部会合。

国民党部队攻占苏区后,为了彻底铲除红军,不使红军“死灰复燃”,他们与豪绅恶霸相互勾结,组织了“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等恐怖武装团体,在苏区实行“三光政策”,对苏区的军民进行疯狂屠杀与迫害。他们甚至叫嚣:“挖地三尺,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红都瑞金沦陷后共产党使用过的建筑统统被付诸一炬。有共产党嫌疑的人都要受到折磨,遭到处决。惨遭杀害的人难以计数。据不完全统计,仅宁都被杀的有4800人,于都被杀的有3000多人,寻乌被杀的有4500人；1934年瑞金全县人口为30万,1949年瑞金的人口没有增加反而降至20万,减少的人并非都参加了红军。有资料甚至认为蒋介石对整个中央苏区的大屠杀并不亚于希特勒在欧洲的大屠杀。面对敌人的血腥大屠杀,英勇的红军并没有屈服,他们在苏区人民的支持下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圈,转入山地丛林,突出重围的红军在赣、湘、粤、闽、皖、浙、鄂、豫八省开辟了15个游击区,其中以江西山地丛林为据点的就有五大游击区。它们分别是:赣粤边、闽赣边、皖浙赣边、湘鄂赣边、湘赣边地区。这些地区的游击健儿在项英、陈毅和各级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当地人民,灵活机动地穿插山地丛林,坚持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为了彻底消灭红军在南方尤其是在原中央苏区遗留下来的革命火种,国民党实行了白色恐怖统治。蒋介石清楚,人民群众是游击队生存发展的根本条件。如果说共产党是树干,游击队是枝叶,那么人民群众则是树根。欲剪除枝叶,掏空树干,必先斩断树根,因此敌人实行了最残酷、最疯狂、最无人性的办法切断或者破坏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首先,蒋介石将在鄂豫皖根据地实行试点的保甲连坐制度在各地进一步推广。城乡居民主要以户为基本单位,实行户口登记制度,户有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一户通“匪”,十家同罪。保长之下一般还配备武装保丁,此外保长还被赋以生杀予夺之权,平时可以借口清查“共匪”,随意进入老百姓家里盘查翻检,随意抓捕关押辖境的百姓,也可以借口“通匪”将人送进大牢。保甲制度被蒋介石看成是县长“剿匪”之工具。第二,对游击区域进行封山、封坑。把山区和邻近山区的老百姓集中迁至山外,配备密集的碉堡进行封锁。在经济上,对于主要的生活用品,如粮食、盐等,实行定量分配,以断绝游击队的物质供应。第三,对挨近山区的村子,除了进行不定期户口检查外,国民党还经常派人化装成游击队员或红军的伤兵半夜拍门,老百姓答了话,立即抓起来,以此离间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第四,军事上采取“清剿”、“堵剿”、“驻剿”、“追剿”等各种方式围攻山区,有时甚至连探照灯也搬到山里来了。搜山搜不到,便纵火烧山。此外国民党还利用一切手段进行欺骗性的政治宣传与策反,利用叛徒配合“清剿”。

敌人狠毒的“清剿”、“搜剿”手段使得游击队员的斗争生活变得异常艰难。游击队几乎失去了一切正常的生活条件。他们只能夜间行军打仗,白天隐藏于深山密林中。他们几乎成了被追捕的野兽,稍有不慎,剥过的树皮,割过的茅草,砍树发出的声音,甚至一个脚印、一缕炊烟都可能招来敌人。“我们像野兽一样地生活。”这是1944年陈毅在延安向美国观察组外交官谢韦思介绍南方游击战争时说的话:“想搭个竹棚,怕砍竹子发出响声。割杉树皮搭棚,可用得多了敌人也会发现剥了皮的树。”赣粤边特委少共书记刘建华回忆:“去森林边割草又太危险,所以,多数情况下游击队员们只好露宿过夜。”有时候敌人搜剿严密,他们则很少在一处过夜,有时一晚上就要转移好几个地方。天长日久游击队员们也逐渐练就出一种只有野兽才有的警觉。战士们甚至能像野兽那样嗅出陌生人的气味,即使像从落叶上走过发出的沙沙声和小树枝被折断这样细小的声音,他们也能听出来。他们还能一眼看出草地上是否有人走过。

敌人的严密封锁也使得游击队员的粮食、药品供应变得异常短缺。有时候,由于游击队员未能进入有人居住的村庄或城镇,他们只能吃野杨梅、竹笋、芭蕉、石鸡和蛇生活。蛇被看做一种美味,夜间打着灯抓起来很容易；还有一种美味是油炸蜜蜂,又脆又香。山里有许多山羊、野猪,还有豹和老虎,都是极佳的野味。然而,任何灯光和响声却可能招致敌人的搜剿,因此树根、野果和野菜成为他们的主要食品。正如陈毅在《赣南三年游击词》中所写的:“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重伤在身的陈毅,由于未能买到治病的药品,最终只得命令警卫员使劲将自己伤口里面的脓硬挤出来。陈毅痛苦的样子让警卫员无法下手；陈毅又让警卫员将自己受伤的那条腿绑住,然后命令他继续挤直至把脓挤干净并挤出了一片碎骨头才停下,最后用盐水冲洗伤口,用涂过万金油的干净布包扎好。

敌人无休止的“清剿”,叛徒一次次告密,使得游击队员的处境十分艰难。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每一天每一夜,游击队员几乎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1935年10月13日,叛徒龚楚带领粤军30余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深入赣粤边游击队后方驻地北山龙西石,诱迫后方主任何长林叛变,并以集中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一部包围,胁迫游击队员投降,游击队员们奋起反抗,除小队长刘矮古等八九人突出重围外, 30余名红军游击队员全部壮烈牺牲。1936年冬,打入敌人内部的陈海叛变,谎称中央来人联络,企图诱捕陈毅、项英等人。陈毅急于得到红军主力的消息,不顾项英的劝阻毅然下山,当他距离交通站只有三四十米远时发现了危险。返回途中,遇到陈海带领敌人搜山,陈毅设法脱身撤回梅岭。敌人为了捕捉游击队的领导人,调集了4个营的兵力搜山,围困梅山20多日,因搜捕不到,恼羞成怒放火烧山。因担心不能脱险,陈毅危急时刻写下豪气冲天的《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www.chuimin.cn)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敌人千方百计企图割断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意图困死、饿死、冻死深山丛林中的游击队员们；而苏区的人民群众却千方百计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为红军游击队照顾伤员,甚至不顾自身安危为游击队送情报、送粮食、送药品,许多群众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正是由于人民群众无私无畏的援助,游击队才能在深山丛林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对此陈毅同志曾深情地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⁸⁾各个游击区的游击健儿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靠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乐观的革命情怀,在深山丛林不仅顽强地生存着,而且还灵活机动地穿插于城乡之间,铲除叛徒,打击敌人,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使得革命的旗帜始终在各个游击区飘扬。艰苦的游击战争不仅有力地牵制和消耗了敌人的大量兵力,有效地策应和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及尔后的行动。此外,南方的游击战争还保存了革命火种,锻炼和培养了大量革命干部,保存了共产党在南方的主要战略支点。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全国人民和抗日形势的压迫下,蒋介石被迫与中国共产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南方的游击队在项英、陈毅和各游击区党组织的领导下,也积极开展了与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9月24日,南方8省游击区最高领导人项英与国民党在南昌初步达成合作抗日和接受改编的协议,并第一次与党中央重新取得联系。10月初,项英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派出得力干部奔赴各游击区,传达中央指示,通知各游击队下山实行改编。

10月1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并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但由于接受改编的红军游击队大部均在江西周围,因此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移至南昌,新四军的主要编制在南昌被正式确定。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共辖4个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共1万余人。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辖由湘鄂赣边游击队编成的第一团和由湘赣边、赣粤边、赣东北游击队编成的第二团,共计2300余人；原活动在闽西、闽粤边、闽赣边和浙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下辖第三、第四团,共1800余人；原活动在闽北、闽东等地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支队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下辖第五、第六团,共2100余人；活跃在鄂东广大地区的原红军二十八军所属部队和一些地方武装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下辖第七、第八、第九团和手枪团,共有3000多人,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1938年4月,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群经历过千难万险的丛林勇士终于跃出巍巍深山,奔赴抗日前线,成为长江南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支劲旅。

【注释】

(1)张福兴、王绍军:《红军长征全景实录》,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2)张福兴、王绍军:《红军长征全景实录》,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40—42页。

(3)徐占权、徐婧:《长征中重大战略抉择》,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4)张福兴、王绍军:《红军长征全景实录》,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5)《史沫特莱文集》(3),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390页。

(6)刘喜发:《红军长征全史》第一卷,东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1页。

(7)[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电子版),天涯在线书库制作。

(8)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