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转兵二万五：红色文化与传承

第二节　战略转兵二万五

中央红军虽然在短短的二十几天就连续突破了敌人精心布置的三道防线,但却过早地暴露了红军主力转移的战略意图,使得随后的行动变得十分艰难凶险。蒋介石在判明红军主力的战略意图之后,决定利用湘江构成坚固的第四道封锁线,派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原“围剿”中央苏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薛岳、周浑元两部共计16个师77个团的兵力,分五路追击红军；同时令陈济棠的粤军北进粤桂边进行截击；令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控制灌阳、全州至黄沙河一线；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出主力部队到湘黔边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中央红军的决策者博古、李德等人面对严重敌情,依然采取消极避战、一味西进的方针,不仅未能采纳彭德怀、毛泽东“变被动为主动,跳出敌人口袋阵”的正确建议,而且未能充分利用各路军阀的内部矛盾,抓住战机下决心轻装突过湘江。“抬着轿子”的红军终于陷入了一场红军有史以来最为惨烈、最为悲壮的一仗:湘江战役。装备单一的红军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英勇的献身精神,在湘江两岸与优势的敌军血战5天5夜,硬是在敌人坚固的封锁线上撕开了一条缝,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然而红军付出的代价却是惨重的:湘江一战红军损失30500余人!其中,新组建的红八军团随后被迫取消编制,被称为“红军后卫的后卫”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受伤被俘后,自己绞断肠子,壮烈牺牲。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面对惨烈的失败和数万将士的伤亡,一向固执高傲的博古差点开枪自尽。

蒋介石力图在湘江以东地区消灭红军的计划破产后,再次重新调兵遣将。为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在红军北出湘西北的道路上修筑了四道碉堡线,集结了十几万兵力严阵以待,同时命令黔军王家烈部、桂军一部进行防堵和追剿。然而湘江的惨败未能使博古、李德头脑清醒,他们依然固执地命令红军按原计划西进,准备攻占通道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此危难关头,深受排挤的毛泽东挺身而出,同博古、李德等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力主放弃原计划,改向敌人防守较薄弱的贵州前进。在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人的鼎力支持下,中共中央负责人在1934年12月12日召开的通道会议上终于初步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建议,调整北上进军路线,改道贵州。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正式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放弃原计划,实行战略大转兵,兵发黔北,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会议上再次否定了“左”倾领导人的错误主张,重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通道、黎平、猴场会议的召开,为毛泽东的正式复出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1935年初,红军根据中央新的决定和指示强渡乌江天险,智取黔北重镇遵义,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城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纠正了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消了博古、李德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此外会议还作出了以下重大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常委。

二、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到此结束,预示着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核心领导地位开始逐步确立。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是中国革命史上和红军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2月5日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一个被称为“鸡鸣三省”的村子进行了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正式代替博古负总责,确定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实际帮助者。

红军进占遵义后,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不得不重新部署,调集近150个团的兵力在红军四周布防,企图将红军压迫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地区,一举而聚歼之。遵义休整期间,中革军委虽然对红军进行了重新整编,精简了机关,充实了连队,并且丢掉了笨重的坛坛罐罐和不必要的物资,增强了部队的灵活性,但全军此时的总兵力仅剩16个团。敌我双方10比1的差距和敌情的变化使得毛泽东原先提出的“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难以实现。审时度势的毛泽东采纳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1935年1月19日,红军兵分三路,决定“在赤水土城及其附近渡过赤水,夺取渡口,迅速渡江”。1月28日,由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指挥的第一场战役在土城打响。由于侦查不实,料敌不足,尽管由陈赓、宋任穷率领的干部团在紧要关头对敌发起了反冲锋,一度击溃了敌人的进攻,却未能实现“给予川军以迎头痛击”的计划。关键时刻,毛泽东毅然决定撤出战斗,摆脱与敌人的胶着状态,中止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改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寻机从宜宾以西北渡金沙江,变被动为主动。1月29日,红军按照毛泽东的计划轻装渡过赤水河,从此拉开了四渡赤水河的序幕。(www.chuimin.cn)

当国民党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之机,军委决定避实就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8日—21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向敌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挺进。24日—28日,红军发动遵义会战,攻占桐梓,夺取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击溃、歼灭了向遵义增援的敌军吴奇伟的两个师5000余人。遵义会战是红军自长征以来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经过娄山关时,被山势的雄浑和红军将士的英勇所感动,赋词述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3月16日,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三渡赤水,二入川南,向古蔺方向前进,敌为防止我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前堵后追。就在敌再次扑向川南将要对我形成包围之际,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又突然掉头向东,于3月21日在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跨过乌江,威逼贵阳。就在蒋介石手忙脚乱调兵保驾之际,红军已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四度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惊心动魄、最为精彩的军事行动,是红军采取机动灵活战略战术的光辉典范,也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了一股小小的风潮。长时间的避敌不战与长途跋涉使得一些红军将士难以理解和接受,他们甚至怀疑毛泽东的指挥才能,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他给彭德怀直接建议:“德怀同志,现在的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这一要求被彭德怀拒绝后,林彪又直接向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央“三人小组”写信,要求朱德、毛泽东下台。林彪的用意主要是想让“三人小组”中的重要成员毛泽东下台⁽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了扩大会议,批评了林彪的错误思想,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这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红军绕过西昌,向大渡河兼程急进。与此同时,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面令川军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一面令薛岳部和会理刘元瑭部迅速尾追红军,同时令杨森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蒋介石为大渡河会战共调集了十余万人,妄图利用大渡河的险要,使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红一师一团在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后兼程赶至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夺得了一条宝贵的渡船。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水流湍急,两岸峭壁林立。当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率数万将士进抵大渡河南岸,就是在安顺场渡口陷入重围,最后全军覆没。如今,中国工农红军又来到这里,能否迅速渡过大渡河,将直接关系到数万将士的存亡。安顺场渡口宽百米,恶浪翻腾,河对岸有川军一个营严密防守,而红军只有一条小船,一次只能渡9人。军情紧急,别无选择。红一团精心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了渡河突击队。红军先遣队司令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亲临一线指挥。5月25日晨,开路先锋红一团在团长杨得志的指挥下强渡大渡河。红军十八勇士克服重重阻力终于控制了渡口。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终于被红军撕开了一个缺口。但由于安顺场水流太急,无法架桥,一整天时间里连红一团都未能全部渡过,而此时敌军正向大渡河昼夜急进。26日,军委决定在两岸的红军同时改向西北前进,争取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27日,红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以顽强的意志强行军320余里,于29日晨抢在敌援兵到达之前赶到了泸定桥。泸定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是一座著名的铁索桥,桥长100多米,宽2.67米,由13根碗口粗的铁索组成,桥身有铁链9根,上铺木板以作桥面,其余4根在两侧作为扶手。而此刻,红四团将士面对的只有9根光溜溜的铁索,桥面的木板早被敌人抽去,桥下30米就是汹涌咆哮的恶浪,对岸的泸定城,敌军2个团早已筑好工事封锁着泸定桥。但英勇的红军总能创造惊人的奇迹。在红军火力的掩护下,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攀上铁索,冒着枪林弹雨,穿过熊熊烈火,在后续部队的支援下硬是攻占了泸定城。飞夺泸定桥的成功又一次使红军转危为安,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至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经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

6月8日,红军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翻越了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夹金山又叫神仙山,海拔4500多米,白雪皑皑,寒冷无比,据说鸟儿都难以飞过,只有神仙才能登越。然而衣着单薄、无米下肚的红军硬是凭着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征服了它。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过大雪山,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两大主力懋功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声势大振,这也正式宣告了国民党力图阻止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并逐一加以消灭的狂妄计划的破产。

6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和陈昌浩等人:今后我红一、四方面总的方针应是着手建立川陕甘苏区,两河口会议后进一步确定了这一方针。张国焘口头上虽同意北上,但自恃兵强马壮,野心膨胀,暗中却酝酿南下四川、西康,因此以种种借口拖延着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为维护红军的团结,争取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于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沙窝会议后,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北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原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编入右路军,五、九军团编入左路军。8月21日,右路军进入茫茫的毛儿盖大草原,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挑战。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伟大的道路》中是这样描述这一可怕的地带的:“大草地位于康藏交界地区的高地上,一望无垠,广袤达数百英里,全是没有路的沼泽地带。走了一天又一天,极目四顾,红军所看到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没有别的东西,而野草下面则是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死草堆上又长出了大片野草,谁也说不上是不是几百年来就如此。大树小树一概没有,看不到鸟类飞翔,听不到虫声唧唧,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找不到。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夏天任凭狂风暴雨冲打,冬天任凭大雪覆盖。天空永远密布乌云,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⁵⁾但英勇的红军将士以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历尽艰辛,还是在8月27日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刚走出草地的红军,衣着褴褛、瘦骨嶙峋,许多人连气都喘不过来,可是就是这样的部队,它的战斗力却是敌人无法意料的。在松潘北部的包座地区,英勇的红军一举歼灭了守敌及胡宗南的四十九师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

9月9日,以种种借口不愿北上的张国焘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以武力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幸运的是,这份密电落在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手中,叶剑英果断地将这一密电告知了毛泽东。为了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毛泽东立即召集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等人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维护了红军的团结。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会议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支队共7000余人,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副司令员林彪,参谋长叶剑英。会议决定陕甘支队先行北上。

9月17日,陕甘支队一举突破天险腊子口,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胜利地翻越了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雪山——岷山。毛泽东在他的著名诗词《七律·长征》中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在哈达铺,毛泽东从一张废旧的报纸上得知一个意外的好消息:在陕北不仅有一个苏区,还有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相当数量的红军⁽⁶⁾。9月22日,党中央在哈达铺会议上正式决定红军北上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合,到抗日前线去。10月7日,陕甘支队翻越了到达陕北的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终于胜利到达陕北苏区的保安县吴起镇,这意味着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这也预示着由江西那块红土地上延伸出来的红色大飘带沿着数万将士用鲜血铺就的道路终于艰难地延伸到陕北这片黄土地上。

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人的艰苦努力下,红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在南下碰壁、分裂活动又不得人心的情况下,被迫取消其非法另立的“中央”,同意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二方面军一同北上。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全部结束。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转战14个省,共计冲破国民党军300多万重兵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艰难险阻,忍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终于完成了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为开展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