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传承：决策失误大搬家

第一节　决策失误大搬家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一反常态,不仅没有责备各路“进剿”的官兵,反而尽力给予安抚,同时激励部下着力研究“今后剿匪的战术和战略”。对于即将展开的第五次军事“围剿”,蒋介石进行了精心筹划。首先,蒋介石重新调整“围剿”的策略方针,采纳了被他称为“卧龙先生”的杨永泰的建议,大力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一新的“围剿”方针。所谓七分政治是指加强对苏区民众管理与宣传,同时“澄清吏治,消除横行乡里的土豪恶霸,对贫穷困苦无孤者,给予救济”,对苏区民众日常生活给予指导和帮助,以使苏区民众日益脱离共产党；所谓三分军事是指在下大力于上述诸务的同时,派重兵对苏区红军“实行严厉的围剿,对投诚者,要给予宽大和出路,实行剿抚兼施”。为了贯彻这一新政策,南昌行营还颁布了《整理保甲方案》,实行“连坐法”；同时蒋介石采用了陈诚提出的“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筑碉堡、逐步推出”的战略战术。其次,通过亲自召开军事会议和对军官训练团的频繁训话,蒋介石进一步统一了部队“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灌输反共思想。蒋介石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对即将参加军事“围剿”的排长以上军官进行分批训练,在不到50天的培训期间他竟亲自向全体学员作了25场训话,极力鼓吹“新精神”,灌输“剿匪”要诀。另外为展开更大规模的“围剿”,蒋介石还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买武器,并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制定“围剿”计划,共调集了100万军队(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50万人),并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决定采取持久战和碉堡政策的新战略,逐步推进以彻底歼灭红一方面军并摧毁中央苏区。

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军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各项反“围剿”的准备工作:一是人民积极响应中央“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参加红军,至1933年9月,红军总兵力已增加到12万人,10月,红七军团和红九军团组建成立；二是广泛深入地进行了战前政治总动员,号召人民积极参与革命战争支援红军,保卫中央苏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三是自前线至后方共建立三条后勤运输线,以确保军用物资和伤病员的运送。然而此时的中央苏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以及红军的作战方针政策却变得十分复杂。1933年1月底,年仅26岁的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抵达瑞金,这意味着临时中央已正式从上海迁至江西瑞金,同时这也意味着毛泽东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领导地位已完全动摇,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的统治地位已完全确立。福建、江西、闽赣、湘赣反“罗明路线”的全面开展,实际就是反对毛泽东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确立博古等人在中央苏区的领导权威,从而为最终推行王明的“左”倾进攻路线扫清道路。博古等人到达瑞京后,完全否定了毛泽东、朱德等人在历次反“围剿”中已成功运用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大力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和“分离作战”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在苏区外战胜国民党军。1933年9月底,由博古聘请的“共产国际派任中共军事顾问”李德到达瑞京,这使得错误的战略方针得以进一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被贯彻,从而加剧了苏区被动局势的恶化。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利用红一方面军在福建、江西分离作战中央苏区北线空虚的有利时机,命令国民党北路军第八纵队3个师分别由南城、硝石向闽赣省委驻地黎川县城发动进攻,这标志着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正式开始。由于兵力薄弱,黎川很快失守,中央苏区的北部防线被敌人撕破,中央苏区与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也由此被切断。自1933年9月25日至11月中旬,博古、李德、项英不听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的正确建议,强令红军在敌人的碉堡之间来回冲突,与强敌争一城一池之得失,在硝石、资溪、浒湾等战斗中,虽然红军浴血奋战但却遭受了重大伤亡,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且使苏区完全陷入被动。

正在这时,出现了一个本可打破敌人“围剿”的有利时机。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于11月20日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同蒋介石决裂,并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由江西向第十九路军进攻。在这个情况下,毛泽东提出,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国民党之根本重地,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以便粉碎国民党军对江西的“围剿”,并援助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¹⁾。但是,中共临时中央拒不采纳这一正确建议,却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去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最有利时机。

1933年1月15日至18日,1月21日至2月1日,正逢第五次反“围剿”处于关键时期,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全苏“二大”却紧锣密鼓地在瑞金沙洲坝如期召开。然而会议未能抓住群英荟萃的有利时机对第五次反“围剿”前段时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正确的总结,从而就当前最急迫的反“围剿”问题商榷出更好的可行方案。两次重要会议的召开,除了使得博古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之外,未能取得其他有实质性或建设性的成果。两大会议召开后,毛泽东在中央政府的行政实权进一步被剥夺,毛泽东原先担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张闻天代替,这预示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进一步打压排斥,而王明的“左”倾错误则发展到极点。在此情况下,中央苏区别无办法,只得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指引下,将博古、李德的错误进行到底。

在镇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第十九路军后,蒋介石随即将其入闽的部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其北路军、南路军,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对此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改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博古、李德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企图以碉堡对碉堡,以短促突击战法顶住敌人,以阵地防御制止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在这种消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导下,至5月下旬,广昌、筠门岭、建宁、龙冈等相继失守。广昌决战历时18天,虽毙伤敌2626人,但自身却伤亡5093人,占参战人数的四分之一。在建宁保卫战中,李德、博古等人再次拒绝林彪提出的“实行运动战、依托有利地形消灭敌人”的正确建议,依然固执地命令以红一、九、五、七军团组成东方集团,继续采用“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法。然而根据李德命令修筑的碉堡群在国民党飞机大炮的轰击下却被轻易地夷为平地,部队在短促突击中损失惨重。红军在苏区内线已完全丧失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一向傲慢专横的李德不得不向束手无策的博古建议:“红军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www.chuimin.cn)

战略转移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是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5月,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中央书记处决定将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这一决定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但就是这样事关整个苏区全局的大事却仅有极少数领导人知晓,即使在红军《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中也只字未提。6月,具体负责组织战略大转移的最高“三人团”成立,博古、李德负责计划的具体制定,周恩来负责计划的具体实施。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中虽初步提及战略转移,但新计划的基本原则却同当时应采取的战略方针相反,除了三人团,即使是中央上层人士起初也难以知晓其中的真实战略意图。面对蒋介石的六路进攻,苏区军民依然在党中央“保卫苏维埃”的号召下,按照李德的计划,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继续捍卫苏区每一寸土地。高虎垴一战,红军三天就伤亡达1600余人,驿前以北的阵地战,红军伤亡达1900多人。不管是普通士兵还是中央领导都始终未能觉察和意料到中央红军会撤出中央苏区。就在前线红军将士为保卫苏区每一寸土地而浴血奋战的时候,中央苏区却在秘密地加紧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准备工作,如扩大红军,筹集物质,侦查探路等。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主力实现战略大转移,1934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先后命令: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由寻淮洲、乐少华和曾洪易率领向闽浙赣边区出击,北上抗日；红六军团由任弼时、萧克和王震率领西征。对于两支军团行动的真实意图用周恩来后来的话来说,“一路是调敌,一路是探路”,而两军团的官兵却并不知情,即使是作为红七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也并不知晓⁽²⁾。由于红军在战场上接连失利,苏区面积也在日益缩小,李德、博古不得不下决心转移。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社论提到:“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不得不暂时放弃某些苏区和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得决战的胜利。”这个社论是中央红军准备实行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三人团”原定红军主力于10月底、11月初开始突围转移。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名为“铁桶计划”的军事方案,以瑞金为最终目标,调集百万军队,形成半径为150公里的巨大包围圈,配以30道铁丝网、30道碉堡构成的火力封锁线,计划以一个月为限,前锋部队推进到瑞金城下。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一绝密计划竟被同情共产党的赣北第四行政区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交到共产党员项与年手中。“三人团”在得知这一绝密情报后,博古、李德不敢再犹豫,由于此时何长工、潘汉年按照中央精神已同南线的陈济棠部达成了秘密停战协议,中革军委遂决定红军主力从于都出发向西转移。

自10月6日始,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下令地方部队接替各线防务,主力红军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则先后撤至于都地区集中待命,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然而“对于这个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却只限于上层少数人了解,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进行讨论”；“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始终秘而不宣”；⁽³⁾中央上层指示、命令“多以‘绝对秘密’为由,严禁向干部和部队传达”。对于红军这次重大的战略转移,苏区的人们更是一直被蒙在鼓中,直到转移前夕,人民凭着多年的战争经验才敏感地觉察到。善良而又通理的苏区人民不但没有闹情绪、拖后腿,反而倾其全力支援红军。他们积极响应“扩红”的号召踊跃参加红军,至转移前夕,中央苏区共扩红达8万多人；此外苏区人民还为红军筹集了大量物质以供军用；为了支援红军顺利渡过于都河,于都县城的人民几乎捐献了家中所有的木板帮助红军架设浮桥。

1934年10月16日傍晚,秋风瑟瑟,参加转移的红军及机关人员87059人告别江西父老乡亲,先后渡过于都河。突围转移的行进队形以中央纵队为核心,红一军团为其左前锋红九军团跟进,红三军团为右前锋红八军团跟进,红五军团为全军后卫。由于最初的战略转移只是准备到湘西去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并没有打算走得像后来那么久远,于是除各种轻重武器外,中央机关大量的图书档案、印刷厂的各种设备、兵工厂的笨重器械、造币厂的石印机、医院的坛坛罐罐,还有一些破铜烂铁甚至擦拭机器的破布,都被捆扎成包,一起带着突围转移。当时的中央机关被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第二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第二纵队的东西最多,光挑子就有3000多副。近万人的队伍中,大约三分之二的人都手提肩扛着笨重的器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了名副其实的“马背上的共和国”。

由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的英勇阻击,使得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被死死拖住而未能轻易推进,从而解除了红军集结、休整以及初期转移的后顾之忧；由于何长工、潘汉年在南线已同广东军阀陈济棠部达成友好协议,使得转移的红军仅在某些地区遭受了敌人的顽强阻击,1934年11月15日,中央红军还是比较顺利地杀出了一条血路,突破了敌人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与此同时,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完成了突围西征的任务。博古和李德由此过高地估计了红军的军事力量,决定按红六军团西征路线前进,而这一决定却使得中央红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