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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都瑞京:红色文化与共产党培养基地

【摘要】:红都瑞京,这一革命圣地,不仅是共和国的摇篮,更是中国共产党培养、造就大批“会治党、会治国、会治军”的骨干人才的实验基地。

第三节 红都瑞京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各地革命星火已成燎原之势,这使得中国革命在客观上已需要建立一个能就近统一领导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全国性指挥机关。至1930年5月,全国大大小小的苏区已遍布赣、湘、闽、鄂、粤、皖、豫、桂八省,各地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政权也已初步建立,能影响的群众达2000万,全国红军武装将近10万人,但由于区域分散,彼此信息不通,使得各苏区及其红军客观上难以形成“更一致的联合行动”,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又远在中外反动势力的中心——上海,这也使得中央在客观上难以“联系各苏区以统一中国革命的领导与行动”。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1930年5月20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作出了一项重要决议:“1930年11月7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集中革命的指挥力量,统一各苏区的政权和法令”,为此还成立了以林育南为秘书长的中国工农兵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具体负责“一苏大会”的筹备工作。然而由于蒋介石连续三次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以及林育南的牺牲,“一苏大会”一再推迟。对此共产国际认为“继续推迟成立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文职政府是极其危险的”,要求中共“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在赣南组织有较高威信的中央局”以“举行苏维埃代表大会”和“选举中央人民委员会”。在共产国际的催促下,“一苏大会”虽被迫四次延期,但终于确立于1931年11月7日召开。大会的日期虽确定,但“在哪里开”即“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设在哪”却没有确定。根据当时有关资料显示,福建的长汀为“一苏大会”的首选地。然而江西瑞金深厚的革命基础与苏区中心这一紧要的地理位置促使中央决定将共和国的首都选在瑞金,被人民誉为“包公在世”的邓小平在瑞金的出色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中央作出这一决定。

1931年11月7日,瑞金人民迎来了历史上最为荣耀的一天,筹划了整整一年半时间的“一苏大会”终于如期在瑞金叶坪召开,“到会代表(共计)六百一十人”,大会历时14天。项英致开幕词,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大会制定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瞿秋白等63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这也标志着世界上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在古老的东方正式诞生了。大会结束后,瑞金改名为“瑞京”,划为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直辖县,瑞金由此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

根据第一次全苏大会的决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11月25日在瑞京成立了“以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等一十五人组成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为该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11月27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选举项英和张国焘同志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会议还选举产生了中央政府九部一局的领导人,时称人民委员,他们分别是:

外交人民委员:王稼祥

军事人民委员:朱德

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

劳动人民委员;项英

土地人民委员:张鼎丞

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

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

司法人民委员:张国焘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何叔衡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由于条件艰苦,除了教育人民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另选地方办公外,其余8个部则全设在叶坪谢氏宗祠内,小小宗祠竟然成为共和国的首脑机关,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虽有不少学者包括一些党内同志均认为这是“左”倾路线以及共产国际路线的“早产儿”,但更多的人持积极的观点,认为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次大“预演”,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学习治国安邦艺术的一次大尝试。对此,张爱萍将军曾深有感慨地说:“中华苏维埃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步奠基,初步基础,初步尝试,没有江西那一段,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哪里出来?”(www.chuimin.cn)

红都瑞京,这一革命圣地,不仅是共和国的摇篮,更是中国共产党培养、造就大批“会治党、会治国、会治军”的骨干人才的实验基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员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杨尚昆等,他们都曾在红都瑞京留下过光辉的足迹,都是在这片红土地逐渐成熟起来的;此外,据不完全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担任国家主席、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院委员,政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各省市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兵团、各大军区、省军区副职以上职务,新中国成立初期首任驻外大使职务的同志,总计在140人以上,这些共和国的治国精英也都曾在这里生活、工作、战斗过;还有,“全国1955年被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中有9位(朱德、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罗荣桓陈毅贺龙、林彪),10位大将中有7位(陈赓粟裕、张云逸、萧劲光、罗瑞卿、黄克诚、谭政);在1966年以前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61.4%的上将,59. 3%的中将,32.3%的少将”,这些共和国的将帅们都曾在以红都瑞京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担任过重要的军政职务,也都曾在这片红土地上率领英勇的红军出生入死、驰骋疆场。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中央苏区“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7)

中华苏维埃定都瑞金不久,便迎来了她的第一份贺礼:宁都起义的成功为共和国净增一个军团。参加起义的部队原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受蒋介石压迫,开到江西“剿共”,抗日战争爆发后,将士们“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遭受蒋的无理拒绝,人们逐渐看穿了蒋介石企图借红军之手“铲除异己”的险恶用心。在共产党员袁汉澄、刘振亚等人积极努力下,1931年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的领导人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毅然率部17000余人“扯毁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高举着苏维埃的红旗,加入工农红军,编为中华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这次起义是国民党整军整师成建制的部队第一次加入红军,它不仅给予了蒋介石政府以沉重一击,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的军心与民心,而且这支起义队伍在毛泽东等人直接关怀下,经过教育、整顿,很快成长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红色劲旅。宁都起义后红军由原来的3万余人骤增到5万人,迅速壮大了红军的力量,鼓舞了军心与民心,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令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寝食难安。为贯彻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治国方针,1933年1月底,蒋介石亲赴南昌,自任江西“剿匪总司令,对已聚集于中央苏区周围的40万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重新部署,命令朱绍良、孙连仲、余汉谋、蔡廷锴等部“扼守支点,以小部进扰”配以包围阵势对苏区进行封锁,以阻止红军向外发展;此外为确保实现他的第四次“围剿”计划,蒋介石特调自己的得意门生陈诚的中路军(10个师)为主攻部队,采取“分兵合击”的战术分三路向苏区同时推进,企图一举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扼杀于摇篮之中。

为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保卫红都瑞京,共和国上下进行了政治总动员、总部署。首先,中革军委对红军进行了整编,将在赣南、闽西活动的红二十一军、红十二军以及赣东北的红十军统一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使其发展壮大到7万人,为红军开展大兵团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苏区地方武装在中革军委统一指挥下,实行了坚壁清野、封锁消息、肃清敌奸,袭扰“围剿”之敌,不仅确保了后方的安全,而且为主力红军隐蔽休整、伏击敌人创造了有利的战争环境;另外,苏区人民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也积极行动起来,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倾其所有支援红军,“围剿”之敌再次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大敌当前,中央苏区却出现了一种非常不和谐的音符。毛泽东,红一方面军的主创者、中央苏区的开辟者、三次反“围剿”的指挥者,由于与王明所谓的“国际进攻路线”格格不入,竟然被以博古为总负责的王明机会主义集团排挤出红一方面军,剥夺了对中央苏区红军的指挥权,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难度。

幸运的是红一方面军新的指挥者——周恩来同志坚决顶住了“进攻路线”的推行者对前方的胡乱干涉,与朱德、彭德怀默契合作,红军内的“行政管理、党委领导、政治工作制度等”,“大体还是照旧”,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红军依然采用了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与作战方针。红军以红十一军伪装主力,由新丰和里塔圩之间东渡抚河,将敌人中路军之第二、第三纵队向黎川方向吸引,方面军主力则秘密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隐蔽待机。2月27日至3月1日,红军主力先后在蛟湖、登仙桥和黄陂、霍源之间,向敌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发动攻击,歼其大部并俘获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第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3月中旬至3月21日,红军在林彪的指挥下又在草台岗地区获得巨大胜利并消灭了陈诚的精锐部队。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黄陂、草台岗地区两次大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近3个师,共计约28000人,其中俘敌1万余名,缴获各种枪1万余支,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空前光荣伟大的胜利”,给了蒋介石“以最致命的打击”。

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不仅极大地巩固了中央苏区,而且打通了与方志敏领导创建的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为苏维埃共和国平添了一个由16个县组成的闽赣省。1933年夏,整个苏区已设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个省和瑞京直辖县,共有60个行政县,人口约500万,面积约为8.4万平方公里,苏区的经济、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均取得重大成就,以红都瑞京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周恩来曾感慨地说,南京、北京不如瑞京,英国、美国不如兴国。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2)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

(3)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4)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0页。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

(6)《中共中央文献选集》(七)(1931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文件资料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37/4489726.html

(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