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战略行动：苏区基石与东固之战

2024-04-07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苏区基石为了实现“离开井冈巩固井冈”的战略意图,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顶寒风、踏积雪向赣南艰难挺进。但在大余遭强敌袭击受挫,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受伤牺牲。12月12日,他们调集力量向东固进攻,企图一举消灭东固革命武装。在东固,红四军得到了长达一个星期的休整,伤病员也得以妥善安置,东固由此成为红四军继续前进的基础。

第一节　苏区基石

为了实现“离开井冈巩固井冈”的战略意图,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顶寒风、踏积雪向赣南艰难挺进。部队先后突破遂川、大汾敌人封锁线,经上犹、崇义不战而占大余县城。但在大余遭强敌袭击受挫,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受伤牺牲。25日红军在乌迳再次被围。红军原本奔袭赣南以解井冈之围的计划不仅落空而且自身陷入困境。沿途不仅有反动民团不断虚张声势地袭击红军,而且还有敌人5个团紧追不舍。2月2日,红军前委和军部在寻乌圳下遭敌人突袭,部队溃不成军,朱德夫人伍若兰受伤被俘后英勇牺牲。这一时期被认为是“我军最困苦的时候”。部队好不容易退至项山罗福嶂,又接到寻乌县委书记古柏报告:红军正面临被敌四面包围之危险。红军遂决定向东固进发以求得短暂休整。

2月9日部队到达瑞金大柏地。为扭转红军一路败退的局面,毛泽东、朱德决定迎合第三十一团第三营战士们“誓与追敌决一死战”的请战要求,在大柏地设伏。10日,红军全体将士怀着近三个月的仇恨与怒火向进入伏击圈的敌人发动了猛烈攻击。“是役,我军以累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际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陈毅认为“是役为红军建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²⁾。大柏地首战告捷,全军士气大震。1929年2月18日,红四军终于在东固螺坑与红二、四团胜利会师。

东固位于吉安县南部,与泰和、兴国、吉水、永丰四县交界,四面环山,地势险峻。大革命失败后,赖经邦、曾炳春等共产党人潜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在东固秘密恢复地下党组织,1927年9月,成立了以赖经邦为书记的中共东龙支部并组织了农民武装——东龙游击队。11月12日,中共赣西特委东龙支部在兴国、泰和、永丰、吉水、吉安五县边界的东固地区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东固起义的初步胜利使赣西南各县的反动分子大为震惊。12月12日,他们调集力量向东固进攻,企图一举消灭东固革命武装。为保存力量,东固工农革命军转移到永丰、吉水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东固工农革命军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28年2月与永(丰)吉(水)游击队合编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赖经邦任党代表兼参谋长,吴江任队长,段月泉任副队长。七纵队成立后,以养军山为中心,在东起南龙、西到仰龙坑、南起罗坑、北到三彩纵横15公里的地区,建立了东固革命根据地。

1928年5月,赣西特委调中共延福区委领导的九纵队东渡赣江到东固与七纵队配合作战,6月30日赖经邦在突围中英勇牺牲。1928年7月,国民党军队兵分四路向东固红色区域发动“五县会剿”,东固东龙区委和纵队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采取敌进我退的战术,组织革命群众和七纵队隐蔽在养军山,然后伺机歼敌,最后不仅粉碎了敌人的“会剿”还向外扩展了割据区域。1928年9月,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奉命将七、九纵队合编,正式成立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林任团长兼政治委员,段起凤任副团长,全团300余人、160支枪。1929年2月初,红二团在兴国莲塘与赣南于都桥头、兴国的红十五、十六纵队会师。根据赣南特委指示,十五、十六两纵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以及部分红二团官兵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段月泉为团长,金万邦为团党委书记。红二、四团的成立,标志着赣西革命武装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东固红色区域割据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红二、四团成为赣西南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主力,被毛泽东誉为“钢军”。1929年2月,陈毅为庆祝“钢军”和“铁军”的胜利会师即兴赋诗一首:

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

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对于东固根据地独特的发展模式,毛泽东十分欣赏,用他的话说,在东固,“反动势力已被驱逐,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³⁾。虽然东固革命根据地采取的是隐蔽与公开相结合的方式,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却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党的建设方面,1928年2月,中共东龙区委成立,8月改为中共东固区委并建立了20多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300多名。在政权建设上虽未正式建立公开的苏维埃政府,但成立了24个村农民协会和东固区农协,农协代替了旧有的政权组织。在东固,经济文化建设表现得更有特色。东固不但建有自己的各种小型工厂如兵工厂、工具厂和油墨蜡纸厂等,还创办了东固平民银行,先后发行过一元、五角、一百文、二百文4种面值的纸币。东固消费合作社、东固赤色邮政分局以及红军医院都办得有声有色。此外,东固根据地还创办了平民小学以招收适龄儿童上学,并组织开展农民学文化、扫文盲活动。1930年,毛泽东同志将东固红色割据的斗争模式称为“李文林式”,并将其与“朱毛式”、“方志敏”式、“贺龙式”相提并论。

在东固,红四军得到了长达一个星期的休整,伤病员也得以妥善安置,东固由此成为红四军继续前进的基础。休整期间,毛泽东在得知井冈山已失守且有国民党的大股追敌已向东固迫近的消息,为避免东固这一秘密割据根据地暴露在敌人面前,遂决定将红四军撤出东固,采取红二、四团“打圈子”的办法向闽赣边界转移以寻找新的落脚点。(www.chuimin.cn)

3月中旬,红四军在消灭闽西军阀郭风鸣主力后在闽西建立了第一个红色政权——长汀革命委员会。由于蒋桂大战在即,前委会在长汀还作出了“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建立新的割据区域”的决定,并认为“这是前进的基础”。长汀决策为以后中央苏区的创建指明了方向,也意味着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得以升华。随后红四军利用江西国民党部队北调之机,第一次回师赣南并在瑞金与彭德怀所率的红五军会合。为讨论中央“二月来信”,毛泽东在瑞金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驳斥了中央要求“分兵”和“朱毛离队”的主张。这次会议还向中央提出了“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红四军在赣南实行了近距离分兵,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为更好地指导分田,毛泽东在《井冈山土地法》的基础上颁布了《兴国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和地主阶级土地”,极大地推进了土地革命的发展。至5月初,于都、兴国、宁都三县红色政权先后成立,赣南红色武装割据初步形成。

5月中旬,红四军在获悉粤桂战争爆发闽西敌人兵力空虚的消息后第二次进入闽西。红军三克龙岩,先后建立龙岩、永定红色政权。这期间,由于红四军的党内斗争,毛泽东再次受到排挤,一度退出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直至12月,中央九月来信以及古田会议的召开,他才得以重新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1930年元月,毛泽东在回复时任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充分论证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缘由所在,明确提出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的建设“三位一体”的红色割据理论的基本思想,为夺取更大胜利奠定了理论与思想基础。

红四军离开赣南后,赣西南革命形势出现了“赣水那边红一角”的可喜局面。除赣南成立红军第二十五、二十七纵队外,赣西还先后组建了江西红军独立第三、五团。其中第五团是由原国民党五市联防吉安靖卫大队长罗炳辉率部起义后改编而成。1930年1月,赣西南的红二、三、四、五团合编为红六军,后改为红三军,全军3000余人,这是继红四军之后又一主力红军,它极大地推动了赣西南革命运动的发展。

1930年2月初,红四军第二次回师赣南。随后在吉安陂头召开的联席会议(又称二七会议)认为,“建立江西苏维埃”的主客观条件业已具备,会议明确提出了“争取江西全省”的口号。此外会议还决定成立统一指挥赣西南革命的领导机构——赣西南特委。这次会议为今后党和红军的任务指明了方向、制定了方针政策；然而这次会议也“开了对党内持不同意见和犯错误者滥施惩罚的先河”,为以后苏区肃反运动扩大化种下了祸根。

“二七”会议后,红四、六军联合作战一举歼灭了唐云山旅的主力,巩固了以东固为中心的赣西南红色区域,保证了赣西南一大的胜利召开。赣西南一大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奋斗总目标以及实施方略。当然这次会议也存在一些“左”倾不当之处,如批准西路行委枪毙王佐、袁文才,并认为“地主富农机会主义”在党内盛行。此外这次会议还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赣西南特委,成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中共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赣西南苏维埃区域的基本定型,赣西南的革命形势也随之空前高涨。除了东固、延福、于北桥头等较大的根据地外,其他诸如梅花状的小块红色区域也逐渐连成一片。自1930年1月以来,赣西南的革命武装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至1930年11月,赣西南先后组建了红六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二军和红三十五军,为赣西南红色区域的巩固和扩大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保障。至1930年秋,赣西南红色区域已“由南丰到永新,由寻乌到峡江,横断江西半壁；由赣州到吉水,围绕赣江流域纵横数千里,联系到闽西、东江、湘东、鄂南等几块赤色政权,如综合赣东北(只隔临川、金溪)、赣西北之修铜武(可以联系)以面积计算实占江西全省之八十左右”。与此同时,赣西南军民八次攻打吉安不仅激起赣西南群众的革命热潮,还为“十万工农下吉安”扫清了外围。

1930年3月,为贯彻《前委会通告第三号》提出的“傍着发展的工作路线”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红四、五、六军以3个月为限在赣西南和闽粤边界实行分兵游击,扩大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实现了“波浪式的向前发展”。分兵期间,毛泽东在寻乌进行了著名的《寻乌调查》,并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最终形成进一步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就在赣西南、闽西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传入苏区。李立三顽固地认为,中国革命依然处于高潮,完全能实现“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因此强硬命令红军攻取南昌、长沙、武汉、九江等大中城市。对于这一“左”倾政策,毛泽东、朱德当时虽对之怀疑却“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为集中红军主力进攻敌人的大中城市,1930年6月10日,根据中央关于红军应统一编制的决定,红五、八军近一万余人在湖北大冶组织成立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同月19日红一军团在长汀成立,由红军第四、六(后改为第三)、十二军组成,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后来红第二十二军和赣西南的第二十军也均归红一军团指挥,所部兵力共2万余人。1930年8月23日,红一、三军团组建为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和滕代远分任副总司令和副总政治委员。虽然红一、三军团及红一方面军的组建是李立三“左”倾路线的直接产物,但在客观上也促成红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逐步转变,为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发展创造了强有力的条件,在一定意义上直接促进了中央苏区的形成。

红一方面军在进攻长沙失利后,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由怀疑开始转变为自觉抵制。通过毛泽东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包括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在内的红军各级指战员大都同意了毛泽东先攻取吉安的军事计划。1930年10月,红军和赣西10万工农群众及地方武装第九次向吉安城发动进攻,是日午夜占领吉安全城。第二天,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在江西省苏维埃的领导下,“江西的苏区终于形成一片总的有联系的苏区”,“纵约四百里,自赣县至永丰,横约三百里,自万安至瑞金”。至此,中华苏维埃犹如“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又如“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之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更如“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中国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胎盘”业已形成。

红四军战略行动：苏区基石与东固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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