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与传承：南昌起义的重大战略失误

2024-04-07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南昌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重新组成了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和李立三为常委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暴动,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后由于军事形势的变化遂决定接受李立三等人在九江提出的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首先,南昌起义后最大的失误,在于战略目标的失误。

第一节　南昌起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重新组成了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和李立三为常委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暴动,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又决定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将党领导和影响的一部分北伐军部队开回广东以重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通过第三次北伐将革命进行到底。然而汪精卫的叛变也使得“在武汉政府统治下的各省的军事、政治状况变得十分险恶。从军事上说,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已被调到九江、南昌一带,国民党反动派朱培德的第三军、第九军移驻樟树、临川,程潜的第六军向南昌集中,有包围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的趋势；从政治上说,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汪精卫、唐生智正在疯狂屠杀我党和镇压工农运动,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张发奎虽仍表示反唐,但已深受汪精卫的影响,对我表示不满,要‘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之CP分子如叶挺等退出军队或脱离CP’”。江西的军阀朱培德也已发出“礼送江西的共产党人出境”的信号。严峻的形势使中国共产党彻底放弃了联合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计划,中央五人常委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中央负责人前往九江,准备组织党在北伐军的一部分力量重回广东继续革命。后由于军事形势的变化遂决定接受李立三等人在九江提出的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选择在南昌举行起义主要出于以下两点理由:首先,叶贺部队已运动至九江一带便于向南昌集结,与湖南、浙江、福建的反动势力相比,江西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更为薄弱,起事后有利于我军向广东进发以确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其次,南昌的敌我力量于我方十分有利,在军事上胜利的可能性更大,驻扎在南昌的敌人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卫团,第三军二十三团、二十四团,第六军五十七团,第九军七十九团、八十团等共六千余人,而我方的兵力有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再加上准备动员参加起义的由蔡廷锴率领的第十师和计划在起义后赶到南昌的第四军二十五师。另外,更为有利的是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部分学生可在南昌作为内应,总兵力共2万余人。

7月27日,由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成员的前敌委员会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前委对起义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根据军事形势的需要将原定于7月28日晚举行起义的日期改至30日晚举行。后由于张国焘的反对,起义日期再次延期至8月1日凌晨4时。前委会议决定任命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为起义代总指挥,叶挺任前敌代总指挥。31日晚9时,由于二十军一副营长投敌告密,起义时间不得不再次提前至8月1日凌晨2时举行。当时作战的具体安排是:叶挺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解决天主堂、贡院、新营房驻地的守敌,占领敌卫戍司令部及设在佑民寺的修械所、弹药库；贺龙部负责攻占第五方面军的指挥部、大营房驻敌并省政府警卫部队；朱德所掌握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一部负责监视其驻地附近敌情,配合友军作战。起义军还决定以“河山统一”为起义口令。起义总指挥部设在南昌江西大旅社。

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指挥各路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猛烈进攻,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南昌守敌3000余人,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占领了南昌城。

当天上午,在南昌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厅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各党联席会议,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邓演达、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贺龙、叶挺等25人组成的中国革命委员会,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中央委员会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以及《叶挺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土地革命”等革命口号和政纲。同时在革命委员会之下组建了以刘伯承为参谋团长,以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负责军事。随后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www.chuimin.cn)

革命委员会为了继承国民党的正统,遵从孙中山的遗训,决定起义部队仍然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中共前委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率部队撤出南昌进击广东东江,以实现中央在湘鄂赣粤四省进行秋收暴动之计划。对于如何进军,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取道吉安、赣州取东江；另一主张取道临川、会昌取东江。为避免遭受强敌攻击,参谋团最后决定取道临川、会昌取东江。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5日先后撤离南昌,挥师南下,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宁都、石城、壬田市、瑞金县、会昌,先后取得壬田市、会昌两大战役胜利。由于二十军、十一军参谋的叛逃,部队领导人担心原有军事计划泄露,于是起义部队又决定取道汀州、上杭去东江。关于进取东江的行军路线,部队领导人也再次发生分歧:一派主张以主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另以小部取潮汕；另一派则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于三河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最后,出于方便军队整顿同时利于通过出海口获取外援的考虑,起义部队领导人决定采取第二种方案。

9月2日始,部队先后向福建长汀进发,经过上杭和广东的大浦,至9月24日,起义部队已占领了潮州、汕头。然而9月底(到) 10月初,部队在汤坑、乌石、三河坝先后遭受重大损失,留守潮汕的部队也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在此情况下,起义部队和革命委员会的大部分领导人被迫离开部队。剩余的部队一部分突围到了海陆丰,与当地的农民武装会合；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的失败固然有敌强我弱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自身的主观原因更不容忽视。首先,南昌起义后最大的失误,在于战略目标的失误。刘伯承当年曾在向中央所写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南进的目标是“迅速的先取东江,充实实力,次取广州”⁽¹⁾；周恩来同志也认为南进之目的在于“自拟早取广州为佳”⁽²⁾,最终实现第三次北伐。而根据当时江西周围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除了蒋介石南京方面的部队外,仅两湖和广东的敌方正规部队就不下10万人,更不用说各地反动地主民团武装。长途的行军势必为敌人提供足够的时间捕捉到围歼革命军的战机。更何况部队的集体行军是在完全没有任何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实施的,再加上并未很好地发动沿途的工农群众。这就意味着起义部队的行动完全是在无外援、无后勤、无依托的情况下进行的。1944年,周恩来曾深有感触地说:“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³⁾南昌起义前,中央本来已经制定在湘鄂赣粤举行秋收暴动的计划,所以南昌起义后,考虑将部队开到赣西南或赣东北配合发动秋收暴动本应是常理。然而由于当时中央只是着眼于单纯的军事进攻和获取国际援助而忽略了部队长途行军的实际情况。长途行军也使得我们党对革命的宣传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更只能是蜻蜓点水未能达到实际意义。其次,中国共产党对起义部队没能发挥绝对的领导作用也是起义失败的又一重大原因。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虽然走出了从旧军队转变为新军队的第一步,然而对于起义部队,共产党还未能实行有效的指挥,更未能形成绝对的领导,由于起义部队人员成分复杂,党对部队的可靠性还难以确定。起义部队主要由贺龙、叶挺两部组成,虽然叶挺是共产党员,但在他的部队,兵士党员却很少,党员干部也不多,他的部队之所以能参加起义多出于对叶挺个人的崇拜。后来在进贤率第十师离开起义部队投靠南京政府的蔡廷锴之所以能率部到南昌,一是出于当时其部已被革命军所裹挟而不得脱身之无奈,二是出于叶挺的个人情面。另外,贺龙部除由共产党员周逸群新组成的第三师外基本上还没有党组织,部队之所以参加起义大多也是由于贺龙个人的威望。领导核心的缺乏使得部队行动难以真正统一,纪律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善。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不管是在党史还是军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南昌起义成功地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继续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武装革命斗争的伟大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当年烽炬传千里,从此风雷遍九州。南昌作为人民军队的摇篮,它的一把火,红遍了江西,红遍了中国。另外,南昌起义还为中国革命造就了一大批革命精英,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造就了以周恩来、朱德等人为首的一大批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材。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的有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陈毅(叶剑英元帅也曾为南昌起义发挥过重大作用),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有粟裕、陈赓、张云逸、许光达,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有萧克、杨成武、周士第、陈奇涵、赵尔陆。这些人都参加了南昌起义。一场暴动竟然诞生了如此多的将帅,这在世界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政府正式决定把每年的8月1日定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纪念日。

红色文化与传承：南昌起义的重大战略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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