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社会公共领域的关系

一、上海伊斯兰教临时礼拜点与公共安全关系

1.上海周边地区临时礼拜点及安全隐患

自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外来入住上海的西北各省穆斯林成为构成本市穆斯林群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且多以从事清真食品行业，尤其是经营西北风味的拉面馆为主，这些散布于全市各区县的西北少数民族穆斯林中大多为回族，他们中也有部分为撒拉族和东乡族群众。鉴于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举办的事实，市区周边各区县流动穆斯林人口的宗教活动点及其存在的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妥善地解决，会否因此影响社会的维稳，也都成为相关管理部门必须加以考量的重要因素。2010年3月以来，我们开始了对本市一些区县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临时性宗教礼拜场所的调研，并走访了嘉定区、浦东新区惠南镇、金山区、闵行区、宝山区等地。通过和当地干部群众的座谈与接触，包括到西北来沪穆斯林所经营的拉面馆，实地前往观察了他们平时主麻礼拜的临时活动场所，听取了当地主管部门的干部介绍情况，也直接与在流动穆斯林群众中具有较高威信的西北籍阿訇、以及部分的拉面店业主们进行了交流，对上述走访地区在宗教礼拜场所方面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

目前除了金山区以外，上海地区所属的奉贤、宝山、崇明、嘉定、浦东、闵行等区县，都已出现尚未正式得到民宗办批准，但却事实上在被使用的临时宗教礼拜场所。从我们在面上考察到的基本情况看，上述这些地区的临时礼拜活动点大致上存在着以下6个共同的特征：

（1）前来参加主麻聚礼的几乎都是来自西北地区的外来流动穆斯林。在临时活动点的礼拜者中，基本上没有本地有户籍的穆斯林居民参与其间。不管是平日的“五番拜”，还是每周五的主麻聚礼，包括每年斋月期间的“特拉威哈”礼拜等宗教活动，除个别外国穆斯林偶尔有前来临时礼拜点参加礼拜外，“清一色”地全由外来流动穆斯林所构成。这与市区内的各清真寺（包括松江区在内）中虽以外来穆斯林居多，但也或多或少地夹杂着一些本地穆斯林的情形相比，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别。

（2）在临时礼拜点进行宗教活动的大多数是清真拉面馆生意的业者。他们中有当店主老板的，也有干活的小伙计。此与西北籍穆斯林来沪后绝大多数经营的生计为拉面馆有关。考虑到伙计招呼生意和店内营业的需要，平时前往参加主麻聚礼的，一般以年龄稍长的从业人员居多，有的就是店主。

（3）在临时礼拜点的穆斯林基本上是回族或东乡、撒拉、保安族的。沪上及周边郊区县生活居住的维吾尔族或其他突厥语系的穆斯林民族如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一般不会去这些临时性的礼拜点，他们主要是到市区的各个固定的清真寺去满足自己的宗教生活需要。不同的民族之间存在的区隔意识，在这方面也表现得比较明显。

（4）所有这些临时礼拜点大多设在比较简陋的租用民宅或拉面馆。礼拜点一般面积不大，条件都很艰苦。有的如宝山杨行一处临时礼拜点，是根据原来所租的屋子屋顶较高，老板马立克就自己花8 000元请人搭建出来一个“假三层”的阁楼，成为其家和关系较近的几家亲朋好友做礼拜的场所。就我们调研中接触到所有这些临时礼拜点而言，一般清真寺应有的设施，诸如水房、教长室和会客处等，可以说全都付诸阙如。

（5）临时礼拜点事实上已是外来流动穆斯林的精神家园和聚居中心。2008年3月6日金山临时礼拜处所暂时得到政府认可后，该固定处所的墙上，就挂有一面写着给“金山石化清真寺”的祝贺锦旗，上面写着“宣扬古教，任重道远”八个大字，落款是“闵行老街者嘛提”。^[1]这说明，传统的那种“围寺而居”的寺坊即教坊意识，在西北来的流动穆斯林意识中还是挥之不去的观念。即便现代化城市改造的冲击波将过往的清真寺周围回族居民点相对密集的格局完全打破，可一旦穆斯林有了自己可以过主麻聚礼的场所，哪怕简陋如斯，只是拉面馆上搭建的阁楼，也都被前来参加宗教活动的穆斯林群众视为心目中的精神家园。

（6）缺乏到位的管理和有效的宗教教务上的指导及相关的社会帮助。因为这些临时礼拜点尚未得到市、区县各级民宗办部门的认可与公开准允，个别的如闵行区一家拉面馆三楼存在的临时礼拜点，甚至都未列入该区民宗办部门的“法眼”。在这种情势下，本市伊斯兰教协会也无从插手，从而谈不上对上述这些各区县业已存在并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提供任何有效和必要的指导；地方上的少数民族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对之当然也不能提供更多的有益帮助，只有任其自行其是、自生自灭地发展，这样的结果，也必然会生发一定的负面效应。

上述这些临时礼拜点具有的共同特征，清晰地表明了参与宗教活动者群体构成在民族上和职业上的相对单一性；而它们在相关设施上的简陋性和局促性，也暴露出相应的弊端和隐患。至于其本身缺乏政府部门认可的法理依据这一“硬伤”，又随时会令这些大小不一的临时礼拜点面临着“灭顶之灾”——即遭到取缔的可能性。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与都市伊斯兰教文化在城市改造进程中发生历史性嬗变时所衍生的社会现象也是紧密关联的。

自1843年开埠以来，带着“五方杂处”、“客籍多于土籍”特点的上海移民社会，在吸纳外来流动人口的过程中，其自身城市文化的特质也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动，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启动的社会改革及随之发生的社会转型，都加大和加快了城市改造的步伐，正因为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从上世纪末期以来的陡然增加，客观上也令原来固有的与城市穆斯林社群直接相关的都市伊斯兰文化所产生的嬗变不断地提速，最典型的就反映在传统的“围寺而居”模式的消解：旧城区的动迁改造，令城市原有的穆斯林社区面目全非，有的传统回民居多的街道格局更是荡然无存。目前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原来市内的礼拜人数上的重心转移、外来的穆斯林在宗教生活中影响增加、前来礼拜的穆斯林外宾渐增、外来流动穆斯林和本地籍穆斯林之间的社群之别和临时礼拜点的遍地开花等方面。

2.外来流动穆斯林融入都市社会的问题

在外来流动穆斯林融入都市主流社会的问题及隐患上，可从以下几个层面上反映出来：

一是文化适应层面上的矛盾不断凸显。外来流动穆斯林来沪的方式比较雷同，即通过寻亲靠友结伙地举家辗转迁徙到上海，甚至不惜一路颠沛流离，但凡抵达上海目的地，便有原籍亲友出面来接济照拂，或安排在自己所经营的拉面店中打工干活，或干脆由新来者自家借贷盘店开张。门面一般都很小，但租金也就相应低廉便宜，经济上负担不致太重。林立于沪上市中心和周边区县各街角路边镇口的清真饮食店铺，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南来北往的穆斯林对饮食生活方面的需求，填补了上海在都市化进程中留下的缺憾和不足。如开在高校社区周围街道上的拉面店或清真饮食饭馆，直接可以解决外地或外籍穆斯林学子原来因为宗教习俗而犯愁的清真饮食上的问题。同时也为数量更多的非穆斯林人群提供了适宜可口且价格低廉的民族快餐食物。这也是清真拉面馆能像雨后春笋似地出现，一般也都还能维持正常的营业收入的主要原因。不过，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大千世界的世俗氛围，都会令西北来的穆斯林在短时期内难以适应，与城市居民沟通上存在的隔膜一般很难去除，即便在面对有着相同信仰的本地穆斯林乡老，外来穆斯林也多喜欢根据自己的原籍或亲疏程度，自动形成对外封闭性强，对外界排拒性亦强的外来穆斯林社群联系圈。一旦外来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与外界其他社群发生口舌之争或其他矛盾，由于彼此缺乏了解，动辄就会令事态的严重度迅速升级，从而给社会造成外来穆斯林很容易惹是生非的印象，其实有很多就是出于争执者双方彼此或是在文化上的不适应，或是抱有倾向性的成见，以致形成误解。

二是城市管理层面上的难度陡然提高。正由于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生活的状态相对闭塞，无论是市区街道社区还是郊县村镇，该流动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很有可能形成城市管理与社区文化建设中的盲区或死角。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状况，与绝大多数城管部门人员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对有关民族和宗教工作的相对陌生是分不开的。因为相对佛、道教等传统宗教而言，伊斯兰教有其自身强烈的特殊性和民族性，尤其是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很多问题相互关联，既可能是民族问题，也有可能与宗教问题直接有关。面对这样的复杂又敏感的情况，鉴于本地各基层的管理者或社区工作人员在客观上对外来穆斯林群众基本上都缺乏全面的了解，存在着一定的隔阂与偏见，在处理日常问题时就很容易引发误解和矛盾。近些年来，长三角地区及上海频频发生外来穆斯林与城管人员之间的纠纷事端，城市管理的难度之大，于此可见一斑。除了文化背景上的复杂以外，外来穆斯林群体本身的分散范围大和流动随意性强的活动特点，也是令城市相关管理部门头疼犯难之事，现下上海周边区县出现的临时礼拜点问题，也是之前从未冒出过的宗教方面的状况，如何按现行宗教条例办事和怎样人性化地解决外来穆斯林的精神生活需求，二者关系，从操作上来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难度。

三是子女教育层面上的问题开始浮现。随着外来穆斯林落脚于沪上，开始其家庭正常生活之时，穆斯林子女的受教问题和相应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也会接踵而至。从2009年初伊始，穆斯林家庭中的学龄儿童也可被一视同仁地接纳为沪上各类学校的学生，但根据我们的调研显示，往往那些教育质量上乘，设施硬件齐全，师资队伍整齐及生源优良稳定的重点好学校，仍是与经济财力、社会人脉关系上一般都要逊色于城里人的外来穆斯林无缘的。此外，即便是一般类似于市区城郊结合部地段的民办打工子弟小学，校方所规定的学生家长每月须缴纳的数百元伙食费、学杂费等，也让力不从心的开清真拉面馆的家长们感到难以为继，在权衡了心理承受度与对子女未来的期望值二者之后，有的自身只有小学程度的家长竟然还会明确地表示，不会再让自己的孩子读下去了。至于外来穆斯林子女在学校里没有合乎教法的清真食物供应等问题，目前更是难以一步到位地完全解决。不过，诸如校方不强求穆斯林子女搭伙，而是准允其带饭，有的还提供微波炉以帮助孩子加热从家中带来的饭菜等做法，也是这方面业已实施人性化措施的初步尝试。(www.chuimin.cn)

四是宗教信仰层面上的压力日见加大。与原来沪上有户籍的穆斯林居民相比，绝大多数外来流动穆斯林不论各自的层次高低、或财力多少，甚或年龄上的迥别，其宗教信仰都表现得相当虔敬。外来的穆斯林除坚持每周星期五参加礼拜外，每年斋月来临，绝大多数会“把斋”，即便那些靠打工、做生意来谋生的一般外地来沪穆斯林中，也非常自觉地恪守教门。做好宗教功课，是许多外地来沪穆斯林十分重视的行为准则。只是人数上绝对占优的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的存在，无形中也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宗教信仰层面上的压力。至少对以本地籍穆斯林居多的市伊协成员和各坊寺管会人员来说，在提高自身宗教修为方面，也会较过往更为自觉。至于现下尚属非法性质的沪上周边区县各家临时礼拜点能否批转为固定处所的诉求，更直接给民宗委等政府主管部门出了相当棘手的难题：若是简单地加以取缔，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有意地否认其存在，只是权宜之计和粉饰“政绩”的做法，更无可取之处。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市改造步伐加大，加上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中愈来愈多的人员及家庭选择不再流动而是“沉淀”下来的可能性也随之趋大，今后类似压力只会加大而不是减少。

五是社会维稳层面上的隐患有待消弭。散布在全市各地的清真拉面店已逾两千多家左右，其中从业者基本上已经按照原来的籍贯组成了自己的联系网络。我们在调研中也看到一些拉面店还另行辟建了房间来充任临时礼拜点的功能。考虑到这些有着特殊性质的场所进出的人物难免会鱼龙混杂，容易形成与社会维稳网络没有勾连的漏洞点，这种管理上的死角很容易生发社会隐患。同时，近年来西北各省来沪谋生的流动穆斯林群体因各种因素而与城管、非穆斯林、或者该群体自身中发生龃龉而滋事生非的冲突事件也时有发生。制止不同教派之间的歧义扩大，有助于不同籍贯或民族的穆斯林彼此之间维持团结和社会的稳定，与城市治安秩序的维护问题也是密切相关的。

针对上述显露的社会问题，我们初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忌用粗暴的行政手段强行命令其撤点。

2.借鉴现有的“金山模式”。

3.吸收长三角兄弟城市的治理经验。

4.适当控制“遍地开花”的发展趋势。

5.主动积极地和外来流动穆斯林开辟多种沟通渠道。

6.在周边区县正式辟建一到两处清真寺，以因应穆斯林急剧增加的情形。

7.及早解除一些存有安全隐患的问题。

8.对现有的各区县临时礼拜点实行登记制和设立负责人制度。

9.抓好对相关工作人员的教育，防止伤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事情发生。

10.在大型国际会议或活动期间考虑暂时性地开辟市内供外籍穆斯林专用的宗教场所。

3.各类群体事件和流动穆斯林中的阿訇

偌大一个朝着国际化大都市目标行进的上海，包括周边的长三角都市群，各类群体事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来流动穆斯林所引发的，如与当地居民的矛盾，与城管人员的肢体冲突，甚至包括外来穆斯林群体内部的争执和打架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此类群体事件中，也有一些在流出的原住地当过阿訇的教职人员，这些人在流动穆斯林群体中有着较大的威信，往往在关键时刻他们掌控和代表着发生事端中穆斯林群众的话语权，或者代表群众出面和相关部门交涉等，有的事件在平息消弭后，还担任相当于仲裁者的角色，来发放和分摊所得到的赔偿款项或各项应付的开支。

我们以为，若从城市公共安全角度考量，必须更好地发挥原有的城市宗教社会团体的作用，具体有如调动各城市伊斯兰教协会的积极性，让本地籍且具有政府主管部门认可的阿訇在处理各种与穆斯林群众相关的事件中具有更关键的话语权和代表性，这样才有助于将问题的解决与处理朝着有利于社会维稳的角度倾斜，才会真正对城市的公共安全起到正面的影响作用。至于个别影响力较大的外来流动穆斯林中的“散班阿訇”，可以有条件地吸纳他们进伊协，以求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同时也可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