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社会公共领域：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和发现

2024-04-02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为进一步探讨宗教信仰对弥散性政治信任的影响，我们采用OLS回归进行数据分析。数据表明，基督教每增加一个单位，分别比佛教徒、穆斯林和其他宗教教徒的信任度高出6.3%、2.8%和6.1%。模型3、5和6的这一数据虽然没有显著性，但所反映出的样本中的趋势却是相似的。

五、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和发现

（一）弥散性政治信任分析

基于前面的分析，因变量除了问卷中有着明确对应问题的特定性政治信任外，我们还要确定民众心目中的政治领域。本文通过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问卷中涉及的系统信任进行因子分析，并试图从中找出结果。

根据表6的数据特征，对中央政府、人大、政党、公务员、法院、警察和军队的信任具有一致性，这些系统也符合本文前面对政治信任的判断，我们将之界定为弥散性政治信任。其他的信任因子分布界定为社会组织信任（包括对妇女组织、慈善组织、环保组织和工会的信任）、媒体信任（对新闻出版业、电视台的信任）和宗教组织信任（对宗教团体的信任）四类，其方差累积贡献度为73.31%。

表6　因子分析结果

续表

注：Cronbachα＝0.858，KMO值为0.860，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显著性为0。

为进一步探讨宗教信仰对弥散性政治信任的影响，我们采用OLS回归进行数据分析。为分析何种变量对弥散性政治信任有实质性的作用，我们以弥散性政治信任为因变量，首先对宗教团体认同（模型1）、自我信仰认同（模型4）进行回归分析，然后加入宗教性控制变量（模型2、5），最后再加入世俗性控制变量生成模型3和模型6。^[2]

表7　弥散性政治信任回归分析标准化系数

续表

＊p＜0.05，＊＊p≤0.01，＊＊＊p≤0.001(www.chuimin.cn)

在模型1至3中，第一，从整体来看，随着变量的加入，模型的R平方值也不断增加，模型1的R²值仅为0.041，解释能力非常弱，而且回归系数都不显著性。模型2加入宗教性控制变量，并对其采取逐步回归分析，其R²值虽有提高，为0.067，但其解释能力也较弱。当模型3加入其他世俗类控制变量，并对之进行回归分析后，模型的解释能力得以极大的提高，R²值上升到0.659。这种变量说明这些世俗类因素对弥散性政治信任有着显著作用。第二，从具体情况来看，当引入世俗类变量后，宗教信仰的sig值开始具有显著性。数据表明，基督教每增加一个单位，分别比佛教徒、穆斯林和其他宗教教徒的信任度高出6.3%、2.8%和6.1%。即基督徒比佛教徒、穆斯林和其他宗教教徒的信任度略高，而穆斯林又较佛教徒和其他宗教的信任略高，佛教徒和其他宗教徒则大致相当。由于无信仰的sig值不具显著性，仅能说明在本样本中，无信仰者的信任程度较基督徒高。第三，在世俗性控制变量中，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因素为“收入满意度”和“尊重人权程度”，都为政治绩效变量。

模型4至6大致表现出与模型1至3类似的特征。首先，从整体来看，随着世俗性变量的加入，模型的解释能力也得到增强，模型6的R²提高到0.584。其次，在直接将自我信仰认同与弥散性政治信任进行回归的模型4中，自我宣称没有宗教信仰者较自我宣称有信仰者的信徒度略高，仅高7%，几乎不存在太大差异。模型3、5和6的这一数据虽然没有显著性，但所反映出的样本中的趋势却是相似的。最后，加入世俗性控制变量后，宗教类因素都变得不显著，而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因素仍是政治绩效变量中的“收入满意度”和“尊重人权程度”。

（二）特定性政治信任

本研究分别对中央政府信任、人大、法院和公务员系统信任进行二分Logistic回归。与对弥散性政治信任的回归分析一样，本文先对宗教认同进行分析，将宗教信仰变量作enter法分析，然后加入宗教性控制变量进行逐步回归，最后加入世俗类控制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前两个步骤的结果也同于弥散性政治信任，宗教性变量没有进入模型，不论是宗教团体认同，还是自我信任认同，其回归系数都不具有显著性，即均无统计学意义。

在加入世俗类变量，然后对所有变量采取逐步回归之后，得到8个模型，其中模型1、模型3、模型5和模型7分别是对政府、人大、法院和公务员系统的回归分析，采用的宗教归属是宗教团体认同变量；模型2、模型4、模型6和模型8则采用的是自我信仰认同变量（表8）。

表8　特定政治信任回归分析标准化系数

续表

＊p＜0.05，＊＊p≤0.01

从8个模型的结果来看，宗教信仰认同和宗教性变量都未进入模型，而“尊重人权”变量则都进入大多数模型，并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而言，在政府信任中，不论选择何种宗教归属，只有属于政治绩效变量中的“尊重人权”进入模型，并具有统计学意义，其社会意义为对人权状况持肯定态度者较否定态度者的政府信任度高，模型1中高7.187倍，模型2中高7.109倍。在人大信任中，属于文化类变量的“领导类型”具有统计学意义，认为需要立法制约领导人者对人大的信任度较持对立面者高，尊重人权只有在此回归模型中未进入，这可能与人大的立法和制约性质有关。在法院信任中，政治绩效中的“收入满意度”和“尊重人权”进入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对自己家庭收入满意者和对人权状况持肯定态度者的信任度高。在公务员信任中，除了“尊重人权”外，与科层制密切相关的权威类变量也具有显著性，那些对“更加尊重权威”的态度持“无所谓”者的信任度是认为是“好事”者的0.69或0.91倍，即低31%或9%。

基督教与社会公共领域：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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