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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02
二、主要概念及思路
基于先行研究的成果,本文首先有必要就政治信任与宗教信仰两个核心概念进行理论和可操作化梳理。
1.政治信任及其对象
前文对政治信任的界定进行了一定的介绍,但何谓中国的政治信任?此中的关键是对“政治”的理解。政治作为一个舶来品,在中国大体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知识精英眼中的政治。它基本沿袭西方政治内涵的谱系,虽有着不同的界定,但基本限定于有别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特有领域,尤其是以行政政府为核心,是国家的活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二是老百姓眼中的政治。在中国,传统社会脱胎于宗法制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形成了“以一个中心元点(君主)出发的单向辐射性政治仪式形态;天、君、国、家长合为一体的政治认知,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至上的政治评价模式,丧失主体性的政治依附情感……都打上极其深刻的臣属型烙印”(金太军、王庆五,2006:5),这突出表现为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特征,一切具有公共性的领域都被视之为政治领域。1949年后,我们逐步建构起了总体性社会结构,借助单位制,社会整合主要是以行政性整合手段实现的,实现了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的高度重叠,政治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经济和其他社会生活则是高度政治化(孙立平,2004:31)。在历史传统和现实社会结构的双重形塑下,民众对政府、立法和司法等机构并未有清晰的划分,可能都被视为是政治。
由此,综合相关的先行研究,本文将政治信任分为弥散性政治信任(diffuse political trust)和特定政治信任(specific political trust)两类。前者主要立足于民众立场的政治,强调其对整个政治领域是否可信任的认知,后者则重点考察某些近似西方政治概念的某些领域,强调个体对具体政治部门信任度的判断,同时,本文结合我国总体性社会的结构特征,集中于行政—政府、立法—人大和司法—法院,以及政治行动者—公务员四个对象。
2.宗教信仰与宗教性(www.chuimin.cn)
宗教性的测量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难点。20世纪60年代之前,西方社会学和心理学发展出各种单维测量法(Vernon,1962),其共同之点是通过单一维度对信徒的宗教虔诚度进行测量。随后格洛克和斯塔克(Glock & Stark,1965)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多维测量法,他们主要从体验、仪式、信念、知识和应用等层面进行测量,并认为这五种维度是互相独立的(Glock & Stark,1965)。但随后的研究对这些维度提出了质疑,如洛文塔尔认为,五个维度很难进行操作化处理,需要对许多有意义的测量方法进行界定(洛文塔尔,2002:4),还有学者基于经验研究发现,五个维度之间具有正相关系,具有交互的线性关系(Joseph E.Faulkner与Gordon F.De Jong,1966)。此后,一方面,有些学者对测量的维度进行不断的修正、精细化(Morton B.King & Richard A.Hunt,1969);另一方面,有些学者通过对不同的维度进行分析认为,实质只存在两个基本的宗教取向类型:行为的与意识形态的(behavioral versus ideational),或是“表现出来(acted out)的”宗教与“内化在信仰和态度中”的宗教(Harold S.Himmelfarb,1975)。同时,在另外一个研究思路上,沃泊特和罗斯(Allport & Ross,1966)根据信徒是否以工具性或终极意义性的态度看待宗教,提出了外在—内在宗教取向模型(intrinsic‐extrinsic orientation to religion)的测量模型。新近的研究基于对宗教性(religiosity,religiousness)和灵性(spirituality)的概念区分实现了突破(Roof,1989、1993、1997),而戴维(Davie,1990)基于英国的研究,提出了信仰但不归属的命题。这种思路不仅对宗教性的测量指出了新的方向,而且对宗教认同的概念也提出了质疑。
正如西美尔将宗教视为一种社会形式或客观的建制形式,而宗教性是个体的一种主观的社会精神结构态(西美尔,1998:xix)。我们在考察受访者的宗教认同可能需要同时考虑宗教团体身份归属和自我信仰认同两个方面。而这种区分也更符合中国人的信仰特征(李向平,2010)。
同时,在宗教性的测量维度方面,囿于问卷设计,本文主要选择仪式(宗教行为)、信念(宗教重要性认知)和应用(与不同信仰者交往)等作为测量指标。
由此就建构起本文的基本思路。我们将因变量设置为弥散性政治信任和特定性政治信任。在数据处理方法上,对于弥散性政治信任,本文采用OLS回归。对于特定性政治信任,我们采用二分Logistic回归。鉴于此方面探讨的不成熟,我们定位于探索性分析,而不提出具体的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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