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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对话理论:推动公共领域改善

【摘要】: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就开始持续地大量介绍和翻译宗教对话著作。宗教对话不仅是一种迫切的实践性工作,同样是一种紧要的理论建构。

三、中国需要宗教对话理论

教会神学没有忘记要处理好基督宗教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和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丁主教甚至非常关注和无神论者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他持有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23]汉语神学最初的倡导者刘小枫并不很认可宗教对话,也并不认可宗教多元论。但在汉语神学发展之后,越来越多的汉语神学学者都非常重视汉语神学中宗教对话的维度,甚至把汉语神学的对话性视为汉语神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到了卓新平这里的学术神学,则完全依赖于客观理性,对基督宗教展开学理性的研究。卓新平的学术神学超越认信的障碍,基于学术良心以及对各个宗教的和谐共处的渴望,自然强调基督宗教和其他宗教之间的互动和对话。[24]

对话的特征,从逻辑上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从现实中看,对话的理论也正在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就开始持续地大量介绍和翻译宗教对话著作。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约翰·希克、神学家保罗·尼特(Paul Knitter)、神学家和跨文化研究倡导者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约翰·科布(John Cobb)、史密斯(W.C.Smith)、詹姆斯·L.弗雷德里克(James L.Fredericks)、弗朗西斯·X.克卢尼(Francis X.Clooney,S.J.)、汉斯·昆(孔汉斯,Hans Küng)、阿部正雄(Masao Abe)、伦纳德·斯维德勒(Leonard Swidler)等一批学者的著作,被大量地介绍过来。宗教对话领域,发表了大量的研究学术论文,出版了许多研究性著作和探索性著作,召开了多次涉及宗教对话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这些宗教对话文章、著作和学术会议,主要包括佛教基督教对话、犹太教儒家对话、伊斯兰教—基督教对话、道教—基督教对话、儒家—基督教对话。在这些学术活动中,甚至政府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也积极地介入进来,推进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对话。同时,人们还可以注意到中国社会对于诸宗教问题的大量关注,各界不断召开不同形式的论坛:诸如世界佛教论坛、道德经论坛、基督教论坛、北京论坛、尼山论坛等,开展诸宗教间的对话,探讨诸宗教在中国社会、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发展、如何服务社会。

众多的学者以及诸教界都认识到,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原来的宗教学理论已经很难适应时代新的要求,难以给社会大众新的启发,宗教研究需要有新的发展。宗教对话不仅是一种迫切的实践性工作,同样是一种紧要的理论建构。传统的教会神学,为处理宗教之间的关系所内含的空间是有限的。汉语神学,从基督宗教神学研究本身来看,已经具备了很大的空间,但它的目标旨在让汉语神学能够成为汉语文化思想中的结构组成和人文学术的组成部分。学术神学是刚刚开始发展的神学,对于跨宗教、跨文化的研究具有开放态度,它理性的客观态度决定了它对于探索多元论的宗教理论具有兴趣,并有可能为之作出贡献。

近年来,因为处理诸宗教关系的紧迫性,人们乐见一种对话神学的出现。黄保罗在比较了教会神学、汉语神学和学术神学的基础上,提出发展汉语学术神学,进而提出汉语学术对话神学。不过,黄保罗所谓的对话神学是基督宗教的对话神学。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发展出一种甚至超越诸宗教的对话神学?我认为,对话神学不仅必要,而且可能。(www.chuimin.cn)

从认信神学(教会神学、汉语神学)、学术神学到对话神学,这是一条潜在的、也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神学之路。认信神学把自身限制起来,它的优点就如同挖井,可能让人喝到井水。它的不足则是自身被自己挖的这口井限制住了。基于理性的自由探索,学术神学的优点就如蜜蜂采蜜。它的不足可能就像一只蜜蜂飞行奔波很久,却不见得一定有收获。学术神学对终极本身不一定有什么新的认识和体验。对话神学与认信神学、学术神学不同。对话神学属于第三类神学。

神学是人类的建构,可以不断改变。但本质上,神学是对终极本身的探讨——尽管探讨的方式在不断地转变。认信神学基于信仰,学术神学基于理性。对话神学不反对信仰,也不反对理性。但对话神学在认信神学和学术神学之间探讨神圣。对话神学本身是一种关于神圣的人学。当然,神学是一种人学,而对话神学也是一种人学。对话神学不是脱离认信神学和学术神学的神学,而是和它们共同存在的神学。它不排斥认信神学和学术神学,而与这两者神学处于一种对话性(关系性)的状态。在某种角度上看,认信神学和学术神学是对立的,彼此间并不认同。但对话神学与它们都是合作的、友好的。对话神学基于人的生命之成长,是生命中心的神学。它承认,一切神学都是建构的,神学原初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因此,对话神学肯定不同于诸神学的价值,但又不拘泥于它们。对话神学坚持不同神学间的对话不仅具有社会学意义,也具有哲学的意义、理性的意义,更具有灵性的意义。人的成长,不仅是身体的,也是理智的,更是灵性的。在持续的对话中,人的成长获得更新和发展。

对话神学是逻辑和实践上的必要,它沿着教会神学、汉语神学和学术神学而来。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神学发展的空间不大。但对于宗教问题、尤其是诸宗教确实性相遇问题的关注却日益增长。诸宗教相遇早已经超越了历史,成为了现实中的广泛实践。人们需要从新高度、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看待和理解各个宗教,而非单一、独一的宗教。诸宗教内以及宗教间的对话,这本身就是一种宗教行为。对话的目的是终极实在。对话是一种承载着终极实在的实践。对话自身内涵的神学开放性,包含着人类对于终极实在的神学谦卑。对话的实践本身表明了对终极实在的态度和行动,而对话的态度和行动将会促进我们加深对终极实在的理解和神学理论的建构。对话中生长出来的对话神学,其维度不是个体性的,而是整体性的,甚至是超越历史意识的,是宇宙生态关联中的。对话神学是全球化新时代中人类“新精神的来临”(潘尼卡)。

与教会神学、汉语神学相比,目前,对话神学还没有任何的成型。建构对话神学,还需要有更多人的关注和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