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神学发展：基督教与社会公共领域

2024-04-02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我着重讨论的是当前中国基督宗教的神学思想建设。他最后只能与儒家合作，走上了主动适应中国文化的神学发展道路。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大陆神学建设极其缓慢，没有突破性的实质建树。1998年出版的《丁光训文集》集中展现了中国教会神学思想。而在这个文集中，则充分展现了他本人的一些颇具有个性的神学思想。

二、中国当代神学思想的发展

中国的宗教众多。各个不同的宗教各有自己的“神学”思想。这里，我不讨论各个宗教的“神学”思想之发展。我着重讨论的是当前中国基督宗教的神学思想建设。

早在唐代基督宗教就传入了中国。但是，那时的基督宗教（景教）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神学体系。元代的基督宗教（也里可温教）同样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神学体系。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后，面对强盛的中国本土文化和信仰（儒道佛），无法独立传教。他最后只能与儒家合作，走上了主动适应中国文化的神学发展道路。明末清初，西方的传教士们和中国的士大夫们合作，翻译出版了很多神学著作，也撰写了不少作品。然而，从学术上看，他们同样也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神学体系。随着礼仪之争的爆发，基督宗教（这里指天主教）失去了在中国的发展机会。近代的基督宗教，在大部分中国人的视野里，是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联系在一起的，也根本谈不上有独立的中国神学体系。有一部分基督宗教神学家试图改变这样的图景，他们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49年之前，有神学家发展了所谓的“本色神学”。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大陆神学建设极其缓慢，没有突破性的实质建树。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宗教政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宗教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和相对的自由。与其他宗教一样，基督教开始在中国得到了发展。在诸多宗教中，有三类宗教发展最快，它们分别是：佛教、基督宗教和民间宗教。基督宗教被视为外来宗教，但它的发展却迅猛非常，已经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人士的关注。当然，不同人对基督教迅猛发展的现象有着不同的态度和看法，彼此之间相去甚远。但是，在中国教界和学界似乎已经达成了某种一致的看法，即，中国需要独立的中国神学。

目前，中国教界和学界存在如下几类事实的或潜在的神学：中国神学（教会神学）、汉语神学、学术神学和对话神学。

中国神学自1978年就开始发展了自己的历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还谈不上体系化，但也发展了一些明显具有中国教会特征的神学思想。中国神学是认信神学，它有明确的认信立场，换言之，没有基督信仰，就谈不上去理解和发展中国神学。中国神学是教会神学，神学院和教会人士是从事这一工作的主体力量。在其他高等院校中，几乎没有学者从事中国神学的建设。中国教会中有几种不同的神学倾向，一是基要主义和福音主义的，坚持这一倾向的基督徒，不愿从适应的立场去理解基督宗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信仰的关系。根据这一倾向，基督宗教和中国其他宗教之间在理论上无法共处，它们之间存在着置换和替代的“张力”。另一种倾向则是相对自由主义的，坚持这一倾向的基督徒比较开放地看待中国的传统宗教，主张和中国的传统宗教展开对话，彼此学习。部分教会体制内的学者，他们不断展开基督宗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的对话，甚至和无神论也展开对话。他们发表了不少著作。他们中代表性的人物有丁光训、陈泽民、汪维藩等。

1998年出版的《丁光训文集》集中展现了中国教会神学思想。丁光训一直强调中国教会需要有自己的神学，号召中国教会进行“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而在这个文集中，则充分展现了他本人的一些颇具有个性的神学思想。例如，在圣经观上，他反对经文的字面主义。在上帝观上，丁主教多次强调，上帝的基本属性是爱，他说：“上帝的根本属性不是他的无所不能，或者他的无所不知，或者他的无所不在，或者他的自在永在，或者他的荣耀威严，而是他的爱。我们不仅说爱是上帝的一个属性，我们更要说上帝就是爱。”^[11]在基督论上，丁光训提出“宇宙的基督”之观念。这个观念本身其实并不是原创的，但在中国的背景下，具有特别的意义。显然，丁主教受到了《以赛亚书》、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德日进的进化论之影响，他看到一个远象：“上帝一切的创造、救赎活动是为着全人类的。……发现基督的宇宙性意味着对作为宇宙原则的爱的肯定。”^[12]丁主教认为，基督的宇宙性让我们相信上帝不是暴君或惩罚者，而是宇宙的爱者。“探讨基督的神性还不如肯定神的基督性来得重要，上帝要使基督表现出的那种爱称为宇宙和人间的准则。”^[13]关于传统信条“因信称义”，他要用“因爱称义”来替代。因为，他注意到“我们教会所讲的上帝的最高属性每每不是他的厚爱，而是他的权能、他令人生畏的统治这一面。因信称义的教义被某些人歪曲了用来灌输一种畸形的上帝观：即上帝凭着他的怒气，给不信的男男女女定罪；上帝对人的工作，包括人手所做的好的工作，存着敌意。”^[14]在处理基督宗教和其他宗教、无神论之间的关系上，丁主教持有宗教包容主义的立场。他说：“我们没有理由惧怕基督教之外的真理。真理不分彼此，真理是统一的。上帝允许人们各自循不同路径去认识真理的各个方面……在接触到仍在发展过程中、尚未达到终极真理的真理体系时，我们应当心存喜欢和感谢，因为它会启迪我们，把我们引向基督所应许的终极真理。”^[15]“我们不愿意否定教会之外的人类文化的价值。在这些文化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接近基督教上帝观的火花，我们不能任意目之为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予以抛弃。”^[16]

然而，尽管中国教会奋斗了几十年，尽管根据丁光训的自由主义神学思路，有可能容忍、甚至接受多元论的宗教理论，但他还是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具有影响力的神学体系。

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中心研究部（后又建立了汉语基督教研究所）的杨熙楠、刘小枫等人出版了《道风：汉语神学学刊》（2000年副刊名改为“基督教文化评论”），则正式开启了中国学界的汉语神学运动。关于汉语神学的含义，《道风》上说道：“一、以汉语文化的历史的思想资源和社会经验发展基督神学及其文化，以形成具有汉语思想文化之风范的基督神学文化；二、在汉语思想学术域建设神学学科，与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以及各种现代主义思想构成学术性对话关系；当今汉语学术界（尤其哲学、社会学、史学、政治学、文化学）正积极建设自己的学术空间和学术典范，非以欧美学术旨趣为风向标；汉语神学亦应建设自己的学术空间和学术典范，使基督神学成为汉语文化思想的结构要素和人文学术的组成部分；三、它是汉语世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马星、北美华人社区）的各社会地域的汉语宗教学者的共同志业。”^[17](www.chuimin.cn)

综合汉语神学学者的一些观点，汉语神学具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既肯定认信、又强调学术性。认信是一种信仰立场，属于非理性领域，而学术性则以理性为准则。第二、不走教会神学道路，不为任何宗派辩护，超越教派，强调神学的人文倾向。第三、对话性和开放性。在初期的汉语神学代表刘小枫那里，由于他强调汉语神学的个体主义特征，强化人和上帝之间的垂直维度，而使得汉语神学缺乏对话性以及和其他文化的互益性。但其他的汉语神学学者，诸如何光沪、赖品超、温伟耀、王晓朝等，则明显地突出了汉语神学的对话性、开放性。例如，何光沪说：“由于伴随汉语文化的悠久和古老而来的僵化现象，需要外来新鲜活力的冲击刺激，更由于伴随汉语神学的年轻和挫折而来的贫弱现状，需要外来成熟思想的启发丰富，所以，汉语神学既需要创作，更需要引进，既需要著述更需要翻译，既需要发展，更需要继承，既需要持守，更需要开放。”^[18]

在过去近20年中，汉语神学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翻译了大量基督宗教文献，出版了《道风》（A＆HCI）杂志以及大量的专业著作等等。然而，尽管因为道风山的努力，引发了诸如文化基督徒的争论，出版了《文化基督徒：现象与争论》、《汉语神学刍议》、《汉语神学读本》、《现代性、传统变迁与汉语神学》等作品，但至今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汉语神学体系。不过，作为一个神学运动，汉语神学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中国，大学的学者研究基督宗教的处境和西方学者的研究处境是不同的，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在教会方面，有些人认为，大学中的学者没有基督信仰，没有基督信仰的学者没有资格研究神学，因为神学是“教会的思考”，是基督徒的信仰表达。而在中国保守的传统学术方面，有些人认为，那些从事基督宗教研究的人偏离了学术研究，把人引向基督信仰。面对这样奇特的压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所长卓新平教授以严格的学术态度，清理了神学的内涵和外延，并进而提出了具有中国特征的“学术神学”这一观念。

学术神学，也被称为学问神学、学者神学、学院神学，其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学术性”、“研究性”和“求真”意识。这就使得这一神学自身不同于突出“认信”的教会神学，也不同于认信和学术并重的汉语神学。它“表达了一种‘信仰中立'的‘基督神学'之学术构思，是一种‘学院派'纯‘认知'性的神学努力”。^[19]

最初的神学乃是关于神的言论，而非信仰神的论证，只是在基督宗教的历史中才发展成了教会神学和认信神学。^[20]然而，在卓新平看来，学术神学不仅正统，而且比基督宗教神学历史悠久，甚至可以上诉到柏拉图。较之认信神学和教会神学，学术神学没有排他色彩。如果说，神学开始时是非基督宗教的神学，是广义的神学，之后才发展成为狭义的基督宗教的神学，到基督宗教自身发展出了“普世神学”，使得神学具有了开放性、对话性和探索性，直到当今非认信、纯学术的神学，这是神学自身的复归。根据这种神学，它同样对“神论（上帝论）”、“基督论”、“圣灵论”、“救赎论”、“创世论”、“末世论”、“教会论”、“圣事论”等等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21]

但在我看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神学其实是一种宗教学的研究，是一种非但不反对、反而支持宗教间关系的学术活动。因为，它同样倾向于持一种开放的、对话的学术理性态度，没有宗派立场，没有认信要求，没有排他倾向。不过，学者黄保罗注意到，在中国大陆，大学或社科院里有一些学者并非没有认信，他们对于汉语神学的非教会性提出挑战。依据相同的逻辑，他们对于学术神学的非教会性以及非认信性同样提出了挑战。

中国神学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教会神学，因为把时间太多地放在了维护“团结”上，还没有发展出系统的教会神学。汉语神学，因为其核心人物的思路以及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策略朦胧，也还没有发展出系统的汉语神学。^[22]学术神学，从提出到今才短短的几年时间，还处于初级阶段，同样也还没有发展出系统的神学来。

考虑到中国基督宗教发展的特殊性，考虑到中国各种神学发展的非系统性，考虑到中国多元宗教存在的现实，在一个“和为贵”、“和谐胜过一切”的社会里，人们迫切地需要客观的、超越于宗派之上的、强调理性的、处理宗教之间关系的神学理论。

中国当代神学发展：基督教与社会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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