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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倾向:世界科幻文学简史

【摘要】:而科学主义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科学主义是对英文“Scientism”的翻译,指科学界存在的一种思想倾向,试图把科学技术当成整个哲学的基础,并确信它能解决一切问题。而在二次大战之间,世界科幻的“黄金时代”中,科学主义就住在科学乐观主义的隔壁,随时会出现在科幻小说里,成为那个时代科幻作品的一个特色。有科学主义的倾向,便有对这一倾向的批判。

五、“黄金时代”的科学主义倾向

科幻作品对科学活动的反映分为两个层次。新飞船、新药物、新战争技术、新机器人……这些都是科学技术的表面现象和具体内容。科学作为人类的一项事业,还有它本质的东西。比如“什么才是科学”、“科学与非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科学人类社会的关系是怎样的”、“科学与人性的关系是怎样的”,等等。

即使最肤浅的科幻作品,当它描写某种具体的科学进步时,都必须回答这些有关科学本质的问题。因为小说都是写人的,必须从人的角度来反映一种新科技的影响。至少这位作家要写出人物对某种新发明的惊讶、想往、或者厌恶之情,而这就已经涉及到对科学本身的态度。

对于那些较深刻的作品来说,作家在创作之初就准备讨论这些问题,这些作品因而具备了相当的思想深度。只不过大部分宣传科幻的文字都局限于其中的具体科技内容,局限于图解“这篇作品预言了什么”、“那篇作品写了哪种新技术”,等等。

在前面,笔者已经提到了反科学思想、伪科学潮流对科幻文学的影响。它们都是关乎科学本质的问题。而科学主义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科学主义是对英文“Scientism”的翻译,指科学界存在的一种思想倾向,试图把科学技术当成整个哲学的基础,并确信它能解决一切问题。在科技界内部,其“科学主义”又指将自然科学奉为圭臬,自觉不自觉地把自然科学和方法论和研究成果简单地推论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来的做法。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这个概念有负面色彩,持这些观点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Scientism”。就像以前某个政治家被批评为“左倾冒险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他自己不会心安理得地接过这些帽子。

二战时期,在科幻文学作品中体现了人们对于科学衍生出来的战争的恐惧

科幻小说诞生于十九世纪,诞生于如火如荼的科技新发明中。在那个时代里,西方知识分子普遍用浪漫主义的眼光看待科学。他们认为科学给了人类以理性和知识,把人类从中世纪的愚昧中解放出来。科学给了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力量。没有什么难题是科学不能解决的,只是解决的时间有早有晚。在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上下颠倒》中,一群技术狂人想改变地球自转轨道,而全世界居然有成千上万的人相信他们真可以做到。这便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写照。

在当时,这种科学万能的狂热早就影响到了全社会。十九世纪末纽约出了一个骗子。他声称,曼哈顿岛表面建筑不平衡,会导致岛的倾斜。他要组织一项巨型工程,把曼哈顿岛切成两半,用拖船拉开其中一半,调转一百八十度,再与另一半拼起来。当时居然有许多人相信这个工程真的存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战争阴影扑朔迷离。在流行的科幻战争电影中,一位男性战士保护着身边的爱人:女配角皮靴锃亮,带着流行的配有羽毛的帽子,宛如一个模特,她不佩戴任何武器;而男性则是武装到牙齿。显然,战争将是由男人们最终解决的

今天,当我们乘坐地铁时,很难想象在伦敦开通的世界第一条地铁是用蒸汽机牵引的。它一旦开起来,乘客们都被吹得灰头土脸。今天的人们如果看到这样的设备,脑子里肯定会闪出“环境污染”一词。然而在当年,英国绅士们争先恐后地拥入地铁,去体验科技的伟力。(www.chuimin.cn)

从更深层次来说,很多科幻故事给人这样的印象:“即科学的进步是社会进化的唯一动力。”(参考资料五,134页)在科幻文学史的早期,这类作品屡见不鲜。中国科幻更是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逐渐摆脱这种倾向。而在二次大战之间,世界科幻的“黄金时代”中,科学主义就住在科学乐观主义的隔壁,随时会出现在科幻小说里,成为那个时代科幻作品的一个特色。

科学主义在科幻作品中最有影响的例子,当属阿西莫夫的“心理史学”。他那宏伟的《基地》系列小说完全以虚构的“心理史学”为核心情节。“心理史学”由年轻数学谢尔顿创立,它可以将整个社会变成一道道方程式,计算它的兴衰演变。谢尔顿凭此法宝计算出银河帝国的寿命,并且在黑暗降临之前,建立了一明一暗、一硬一软两个基地,以备文明复兴大业。

电影《第九区》的海报

虽然像弗里德曼这样的顶级经济学家都声称,正是这个“心理史学”激励他选择了经济学。但从科学哲学角度而言,“心理史学”完全是十九世纪的、机械论的观点。十九世纪的学者孔多塞就想以数学方式处理社会政治问题。到了二十世纪,数学更充斥在各种社会科学论著中,非使用数学而不能被称为科学。然而,无论在应用层面还是在知识层面上,这种高度数学化的社会科学理论到底有什么价值,至今仍然争论不休。

电影《第九区》的剧照

非常有趣的是,当阿西莫夫晚年为“基地三部曲”写“前传”时,刻意安排了一场银河帝国皇帝召见青年谢尔顿的戏。皇帝不住地要求他用“心理史学”预测一下银河帝国的未来,谢尔顿则不停地辩解说,心理史学只不过是一时兴趣的智力游戏,它根本不能预测未来。变量太多、数学模型建立太困难,等等。谢尔顿的这些辩解集中起来去读,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篇否定社会科学应该数学化的小论文。《基地》系列创作时间长达几十年,最初出场那个“中年谢尔顿”体现着“青年阿西莫夫”的思想。而步入老年后的阿西莫夫,则把他的反思投射到了“青年谢尔顿”身上。

在前苏联,别利亚耶夫的作品也有这种倾向。他在小说里热情地描写苏联科学家融化北极冰雪,将它们变成航道。而在今天,社会舆论的主流却是担心北极的冰是否会融化掉。

有科学主义的倾向,便有对这一倾向的批判。捷克作家恰佩克在不朽名著《鲵鱼之乱》里设置了这样的讽刺性情节。各国科学家不顾“深海鲵鱼”拥有智慧这一明显事实,将他们作为实验动物对待。在“第一届有尾类动物代表大会”上,作者通过一个与会者的旁观,讽刺了在会上作报告的职业科学家:

“请原谅我,我真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绞尽脑汁地想,如果我把德沃里安特教授的右大脑叶切除,教授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失调现象;如果我用电来刺激带微笑的冈川博士,他会发生什么反应,还设想如果有人把雷赫曼教授的内耳迷路弄破,他会有什么反应。我也有些拿不稳究竟是我分辨颜色的能力如何,究竟我解决我的运动神经反应的七因素能力如何。我很苦恼,因为我怀疑,在我们切除彼此的大脑叶并切断感觉脉管以前,我们在纯科学意义上说来是否有权利谈论我们(我是指人类)的精神生活。事实上,为了研究我们的精神生活,那就必须彼此手里拿着手术刀来互相解剖。就我来说,为了科学的利益,我真想打碎杜布斯克教授的眼镜,或者使代阿顿教授的秃头内部受到电击,然后发表一篇文章来报告他们的反应。”(《鲵鱼之乱》,1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科学主义及它的反对力量,就这样早在三四十年代便进入了科幻小说领域。二战暂时停止了这种争吵,因为科幻创作本身也停滞了。直到五六十年代,我们又能从科幻中看到它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