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风眠：妻女离去与蛰居南昌路

2024-03-29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5．妻女离去，蛰居南昌路1951年暑假，林风眠到上海以后，一家人暂时住在法国朋友回国时留下的房子，上海南昌路53号。根据国家政策规定侨民可归国，或移居他国，国家给足路费。就这样，妻子阿丽丝、女儿林蒂娜、女婿卡门一同走了，他们打算长期到巴西定居，几乎带走了全部家当和林风眠早年的收藏。⑥太太、女儿走后，林风眠孑然一身留守在南昌路的旧楼中，一住就是二十七年。

5．妻女离去，蛰居南昌路

1951年暑假，林风眠到上海以后，一家人暂时住在法国朋友回国时留下的房子，上海南昌路53号。据潘其鎏回忆说，这是一座旧法国式上下二层旧楼房，前临复兴公园草地，墙内有一个小小的绿色庭院，后门临南昌路，在一楼和二楼楼梯口转折处有一个小亭子间，前后大概八九个平方米，林风眠的画室兼卧房就在这小小的亭子间里，一张旧的方形小桌，桌子底下用夹板钉成几个夹层，他的作品按主题、品种、完成的、待修改的，分别整齐层叠其间。小画室里还有一张旧藤椅，画累了就休息一会儿，紧挨着藤椅是一把靠背椅，是供最亲近的人来看画时坐的。

刚到上海，先由太太阿丽丝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一可以教法文，二可以通过法国大使馆的关系卖点画。林风眠在重庆期间，阿丽丝在上海也是这么做的，她把蒂娜抚养成人。由于全家四口人都无固定职业，没多久，很快陷入新的困顿中。因为改朝换代了，学法语的人不多，买画的人更少。幸亏离职时，莫朴校长为他开出一年的半薪工资解决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是，一年很快过去了，林风眠的画还是卖不出去，生活实在无法过下去了，林风眠只有忍痛割爱拿出了自己从法国带回的原版古典名曲唱片一套卖给了上海旧货商店，把一些从法国带回的精美画册，通过学生帮忙沟通卖给了鲁迅美术学院。家里以前收藏的古瓷、古玩及藏画等，让夫人阿丽丝拿到原法租界区(当时还有些法国居民)去卖给法国人，但是，这些得来的钱是很少的，还是维持不了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林风眠开始给人做家教，阿丽丝又到外面做短工，教法文，但生活仍无保障。

上海南昌路53号旧居（刘世敏1998年摄于上海）

全家困顿生活维持了三年，终于有些转机了，“1954年4月21日华东美术家协会在上海成立，主席刘开渠，副主席赖少其、丰子恺、黄宾虹、米谷，秘书长陈烟桥。林风眠、张乐平、钱松碞、潘天寿、沈柔坚、莫朴、吕蒙、傅抱石、颜文良等16人为理事。”^①林风眠被选为美协理事了，美协可以给点生活费，但是，每月需要拿出一幅画交到美协。据潘其鎏回忆，“1954年每幅可卖一百元，当时有些外侨陆续回国带画出国，曾记得当年有一位太太，老公瑞士人，有几次一百元一小时的束脩向林先生学画竹子，学拿笔在宣纸上画远山、湖水，回国时并卖了几幅老师的四尺对开的《巾帼英雄》，每幅一百元。最近在台北拍卖行这幅《巾帼英雄》以几十万美元推出，真是朝代不同了。”^②“50年代初期林风眠为了应付上海买家的喜好，画了不少仕女画，色彩鲜明，美女表情优美，他诙谐地指这些画是雅俗共赏，为了应酬重复又重复这类题材，自认‘好画卖不掉只好留给自己看’，五四年以后每月要送美协一幅作品，他极慎重再三反复考虑，是否会被人抓住尾巴不放。而今这类作品流传特多，为适应生活他花费许多宝贵的时间，但也成为林风眠先生艺术的一个侧面。”^③林风眠生活在大上海，生活消费一直是个问题，只靠卖画仅仅够买些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就已经不错了，要买画纸、颜料的开销还是紧张。

林风眠太太阿丽丝·瓦当与女儿林蒂娜约50年代初（金尚义2000年提供）

1955年，林风眠56岁了。根据国家政策规定侨民可归国，或移居他国，国家给足路费。妻子阿丽丝看到这是个机会，林风眠觉得自己的文化根基和文化习惯在自己的祖国，就是条件再不好，也是在自己的家里，因此，他不同意出国定居。无奈，他只好同意阿丽丝带着女儿蒂娜、女婿卡门去巴西定居，这样会大大减轻生活的重负，剩一个人条件再苦也好办，怎么也比弹子石时期好过。就这样，妻子阿丽丝、女儿林蒂娜、女婿卡门一同走了，他们打算长期到巴西定居，几乎带走了全部家当和林风眠早年的收藏。据林风眠学生说：“行前林先生给他们带走一大方箱自己的作品，^④只给林先生留下一张床和拼起的小画桌及书架。本来阿丽丝走时给他留下两只猫可以和他相伴，可是猫又爱吃鱼，无奈生活太清苦，忍痛把猫也送了人。”^⑤潘其鎏回忆：“临行前夜，家中有一个小小聚会，女婿卡门兴高采烈，他向往明日将奔向的自由国土，享受自由富足的生活，夫人把我招到一边，握着我的手，用不太纯正的汉语轻轻对我说：‘TIGER BOY我们去了，你要常常来看望风眠，多多关心他，他会很孤独的……’她说不出声来，我也哑然，我点头木讷地回答：‘会的，一定的。’而后的二十多年我没有半点忘记我的诺言，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困难的生死关头，我都保持伴随守候在老师身旁。”^⑥

太太、女儿走后，林风眠孑然一身留守在南昌路的旧楼中，一住就是二十七年。“后来他退掉楼下一层房子以减轻负担，把画室迁到二楼南房，把厨房也迁到澡室中，开始一个人自己做饭、烧菜。后来为了更集中精力作画，每周请一位女佣人帮助清扫卫生，洗衣等。”^⑦林风眠这段时间的确可以潜心画画了，他继续重庆七年再向前摸索。每当见到美术界同行时，面对关切的问候他总是笑容可掬地说：“我还在探索。”他还同美协的画家们去农村采风，还去了黄山写生。林风眠想：“比起贝多芬、莫扎特在街头拉小提琴卖艺，廉价卖谱子，我还应该满足，起码每个月拿出幅画可以换点生活费，有个暂时稳定的生活，可以安心地在家里作画。”但是，林风眠还是免不了要为房费担忧，因此他一个人生活的饮食起居更为简朴了，也很少添置新衣服。在他家对面有一家规模很小的米店，他经常就在那儿买五分钱的面条，用手托着回家，每天中午几乎都是自己下面条作为一餐充饥应付。到了晚上，他就煮些稀饭果腹。一次正好遇到朋友柳和清，据柳和清回忆：“记得有一次在他家门口的马路上，我和他不期而遇，他手托着面条，笑吟吟地问我：‘和清，你是否有约？如果没有，就到我家中一起吃面条吧。’我欣然答应了。回到家中，他很快就下好了两碗阳春面，还拿出了家里常备的他自己烧的菜干煮肉。他告诉我，自己每个月都会煮一两次这道菜，一天吃不完就隔天再吃，后天再吃，一直要吃到菜干发黑为止。我夸奖他的菜烧得好，他不无得意地说，这是他家乡的传统菜肴，另外，还要配上他自己加工制作的独家酱油来调味：将买回的酱油加上白糖、生姜，煮沸后冷却，味道颇佳。后来，我到香港开功德林素食餐馆，所使用的酱油配料，就是从林先生那里学来的。”^⑧作为电影人的柳和清，以生动真实而感人的电影语言描画出林风眠上海蛰居生活的一个缩影。

林风眠正在窘迫之际，机遇又来了，据柳和清回忆：“香港的中艺公司主办了一次‘上海名家画展’，其中就有林先生的作品。这次展览在香港取得成功，某地产巨商李夫人购买了一幅林先生的仕女图。然而，当她拿到画后，却发现此画没有落款，于是就托了上海市侨联副主席简日林先生找到了我，并将画带回上海，让我去请林先生补款。我到了林家，林先生拿起笔当即就签上了大名。很快，此事经传开后，亲朋好友都来托我向林先生求墨宝，那时我付他的画价是300元一幅，大家便也照此标准买画。就这样，原本拮据的林先生手头一下子宽裕了许多，便有了条件去黄山、普陀山等地旅游写生了。”^⑨

林风眠在五六十年代的生活习惯和画画状态大概是：“夜深人静，泡两杯红茶，加上一点白糖，有时摆上一片柠檬，他最喜欢这种法国式饮料和花生糖、零食”。他习惯在夜深人静时开始画画，夜里作画，万籁俱寂，心灵与大自然在静谧中融合，能找到最佳直觉。他同绘画作品中的主人公在一起，如人物、花鸟、山水、动物，都是他与之对话、交流感情的对象，他像大仲马那样一边写书，一边与书中的主人公说话。据学生们回忆：“假如有朋友来，如是白天，他就举左手表示欢迎，右手继续画画，如是晚间，他就用磨墨的方式表示送客。”有时与亲近的朋友“促膝深谈古今中外绘画和历代画家成败功过，”请朋友或学生在自己小小的画室里挑选，品评他的近作。潘其鎏说：“有时他兴致来了，搬出近期完成的精品，对坐在小床旁，由我坐地搬弄，一张张观赏、挑选，他用二性一格来评价自己作品，并很认真听取我的意见，所谓二性一格，即时代性、民族性和林风眠自己的风格，把自认成功的作品保留起来。的确在他许多作品中，难免会有西方世纪初野兽派、立体派画风涉猎和反映，他认为不成熟的作品放在一边。”^⑩“林先生的习惯是晚上作画，在作画的同时，还会听一些古典音乐的旧唱片。同一个题材的画，他往往会连续地重复画许多遍。但凡自己不满意的，就立刻当场处理掉。留下来的画却也并非是一定满意的，往往还要等到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再度审阅，这样一来，有时候一晚上的劳作竟会一幅也不留。”

林风眠在上海时期交往的人虽然不多，但还是有几位鲜为人知的文艺界好朋友来往，如国立西湖艺术学院老同事陈盛铎，他当时正在同济大学建筑系任教授，还有电影界柳和清先生。柳和清先生在林风眠落难之时给予很大帮助，不过基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林风眠怕给朋友带来麻烦，故很少提及。因此，他后来在狱中只交代说：“1951年我回上海之后，时常到我家里来的学生如金碧芬、潘其鎏、金明玉等人，杭州艺专的教授关良有时也会到我家里来。”每逢夏夜，林风眠就和这些朋友们到“共舞台”、“天蟾舞台”看戏。什么《十八罗汉收大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昆曲《游园惊梦》、《西厢记》、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等。他口袋里装有小本本，记下有特色的许多大花脸和服装道具，在旁边记下重要的色彩、特征。林风眠说：“我喜欢看电影和各种戏剧，不管演得好坏，只要有形象，有动作，有变化，对我总是有趣的。我想由于这种习惯，也许就因此丰富了我对一切事物和自然形象的积聚，这些也就成为我画风景画主要的来源。”

据柳和清回忆：“林先生爱好广泛，喜欢看电影，也爱看戏曲，尤其喜欢看京剧，偶尔也看看越剧。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常常有机会请林先生，还有陈盛铎、金石声等人观看内部电影，大家来往很是融洽。其中，林先生对于所谓的内部参考片——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中黄昏画面的拍摄情有独钟，甚至还多次反复观摩，并连连夸奖：‘拍得太美了！’后来，他动情地与我说起，这幅美丽的画面勾起了他的童年记忆与情绪，使他回想起当年他在广东梅县乡村中所看到的景色。后来，《第四十一》成了‘修正主义’电影的代表，林先生悄悄地对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就读过鲍利斯·安德列耶维奇·拉夫列尼约夫写的这部小说了，当时这是属于进步小说的啊！’言语间颇多无奈与不解。”

据凌环如回忆：“1952年院系调整，上海美专、苏州美专、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成为华东艺专。选址在无锡，无锡离上海很近，我们就常去上海探望林先生，每次都能看到他一摞摞新画的画。他也常有机会来无锡。林先生非常喜爱民间艺术，常和关良先生一起来无锡兴致勃勃地看地方戏，他们都喜欢画戏曲人物，我想看看地方戏对他们的画一定是很有启发的吧。1958年，华东艺专从无锡迁校到南京，改名为南京艺术学院。有一次林先生和上海美协组织的一些画家去黄山写生，路经南京转车，他独自到我们的住处来看我们(那次我不在家，正带学生参观龙门石窟去了)。林先生参观了我们的家，看了苏的画，临走时，坚持要买一辆自行车送给苏，大约是觉得我们工作忙，生活比较艰苦吧。”“1960年林先生在北京开文代会，全国美展也正在北京开，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北京看美展。有同学提议如果林先生在会余能有时间和我们一起看美展多好，可以和我们讲讲画。大家都赞成，让我打电话去问。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林先生，可在电话里林先生的声音怪怪的，全不似平常，好在我听清了他说可以和我们来看画展。当大家高高兴兴地见到他时，我问林先生你怎么在电话里是那样的声音？他哈哈大笑，说：‘接电话时我身边有好几个老先生，我说话也必须稳重些。’于是恢复了原来的声音。林先生高高兴兴地和我们同去看画展。林先生是个多么天真快乐的人啊。”

黄苗子也曾回忆二十世纪50年代看林风眠的画时的感受，他说：“50年代以后，马国亮兄住在上海南昌路，和林先生毗邻。林先生那时已经不常见客了，国亮用电话约了之后，我们便得到同意，去他家拜访。首先的印象，是被他作品所吸引住了。去过看林先生的画不算太多，这一次从墙上挂的和林先生拿出来的新作，使我大开眼界。那个阶段，林先生已经不太画青春少女，而是花卉、静物和风景居多。浓重的色调已经离开了马蒂斯那种轻盈雅淡的风格。但是‘淡妆浓抹’总是离不开西子本色。”

关于林风眠1957年左右的画，黄苗子先生还曾回忆说：“其后我第二次去上海，在南昌路附近与林先生相遇。林先生还是那件宽阔的短大衣，和贝雷帽下亲切而自然的笑容。那时林先生的画册第一次在国内出版，他看见过我在报刊上写过评介，又高兴地邀请我和郁风到家里看画。那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前，他的画兴极高，马蒂斯情调的淡雅作品，又出现在他的笔端。我十分高兴地看到林先生‘淡妆’的美之重现。在畅谈之际，林先生只是极简略地补上一句：‘现在画画很难，画只好在家里留给自己看’”。

二十世纪60年代初期《美术》杂志记者黎朗、何溶曾去上海向林风眠约稿。当1991年林风眠逝世后，黎朗在香港写回忆悼文说：“我与林风眠先生第一次在上海见面至今，匆匆已是三十年。那是60年代初的春三月，当时我作为北京《美术》杂志社的记者，到上海访问林风眠和贺天健先生，向他们约稿，并选拍新作，以供《美术》刊用。初访两位老先生，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那时大陆仍处于食物不丰的年代，黎民百姓正尝‘大跃进’和中国苏联交恶带来的苦果。走进天开大厦贺先生家，右侧是画室兼会客室。左侧则是卧室，卧室内铁丝线纵横交错，除挂满新作外，并也兼吊着一些金华火腿，让人看了垂涎欲滴。贺先生健谈，以强烈的无锡口音讲个不停，表现出他对艺术见解的执著态度。林先生住在南昌路一幢老式楼。顺着木制楼梯向上，走进他的房间，室内摆放简单家具，就连墙壁上也是空空的。这使我产生一个奇怪的感觉：为什么画家的室内，没有自己的作品美化家居？晨光射进室内，照在书桌上，林先生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举止和蔼可亲，他那时只身一人，家中气氛相当冷清，由于他沉默寡言，处处表现出被访者的‘被动性’。最后的话题是请他自己推荐几件作品在《美术》杂志上发表。林先生谦虚有礼，将手头作品全部搬出来，要我和同来的何溶先生共选。这批作品都近70厘米的方形画面，托裱得平平坦坦，整整齐齐，大约有60件。林先生在旁边介绍说，这些画都是他自己亲手托裱的，通常是白天画画，傍晚托好上墙，从制作到最后托工均是亲力亲为。”

画家朱怀新回忆说：“我与林先生最后的会晤，听聆教言，是在林先生上海南昌路的寓所。我曾去过两次，先一次是与俞云阶同去；另一次是与杭州艺专同学女高音歌唱家张权来上海时，我们三个人同去拜访林先生，……林先生这两间寓所，给人有着不同的感受。卧室内卧床别致地放在房中央，床的三个侧面几乎都堆积着书报画册，用书架安放着，民间小工艺品装饰其间。四壁有林先生自己的画，画具……林先生是一个人独居，然而给人的感觉整洁、明亮、清新、别致，阳光通过浅色有鲜明对比色图案的窗帘，洒在浅色的床罩上，一切都很简朴，然而有如进入林先生的画幅里，享受到安宁和谐。林先生的外屋，有画桌、画具、来客的座椅，最多的是书架上放着书籍。墙上、桌上整齐堆放着林先生的画；壁炉上放着小瓶罐。墙四周还有木雕、砖雕、敦煌图片等等。林先生女儿的像挂在显眼处。一瓶白色散着香气的大月季，依在林先生的座椅旁……”这是上海南昌路林风眠居住时的真实概况，此时，林风眠以传统笔墨大写意手法创作了国画《鹰》，很像他当时的个性。林风眠以沉雄之笔画一只孤独的雄鹰蹲踞在露出云海的岩石上俯瞰众生，画面中，寓意出苍鹰高处不胜寒的悲壮。鹰犀利的目光蕴蓄着一种超凡的自信，两只利爪似船锚一样刚劲，牢牢扎在岩石上，准备迎接飓风的考验。也预示着孤独探索的林风眠准备向即将到来的灾难挑战的坚毅神情。林风眠以这种象征手法画出了很多同类题材的画，如那独立枝头沉默的一只寒鸦，还有那昂首阔步的雄鸡，这些拟人的动物象征了林风眠自强不息的倔强生命力，也是他个性的写照。尤其是《老翁》，以极简练的笔墨画出几根挺拔的竹子，一个清贫逸士在独行，体现出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人格：“踽踽穷巷一老生，崛起不肯从世议”。这些生动而感人的作品不仅是林风眠人格、性格的象征，而且昭示着林风眠要在艺术探索中以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创造，走出一条古今中外之人没走过的路。而且要甘于寂寞，不可能与别人结伴同行，包括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要成为真正的殉道者。他要远离潮流，远离时尚。

林风眠到上海后，基本是以卖画为生了，据林风眠狱中自述：“1956年爱人随女儿、女婿因生活关系，他们到巴西去了（女婿系奥地利人），他们离开上海之后，我还是继续卖画。”实际上市场是极小的，有条件买画的多是中产阶级，但是多数人又看不懂林风眠的画，他们不真懂艺术，他们只把艺术当作消费品，或故弄风雅，犹如一个对音乐一点兴趣也没有的人，却为了表现其“层次”以实现其炫耀消费，去花一个大价钱买一张高端音乐会门票，硬着头皮坐听着莫扎特音乐会。因此，对林风眠的画同样看不到其价值，多是锱铢必较拼命压价之辈，更有甚者仗势敲诈不花钱索画。当然，也不乏极少数真正的慧眼收藏家，像香港王良福，林风眠在大陆时他就设法委托上海朋友收买林风眠的画。还有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曾在六十多年前就收藏了林风眠的画。二十世纪40年代林风眠在重庆期间是他平生卖画最低谷时，苏立文却以不菲价格一次买走四幅画，直至珍藏到今日，连同他的毕生收藏全部捐赠给英国博物馆了。也不乏有识之士，复旦大学教授冯继忠就设法托人将自己年轻的太太席素华送往林风眠门下学画。据林风眠狱中自述说：“记得在1958年时，冯继忠要他爱人席素华跟我学画，由同济大学陈盛铎介绍给我，后来，他们也常到我家里来。”林风眠还同音乐界朋友交往，“他常到丹尼那里去做客，她是表演艺术家。在丹尼的家里，林风眠又有幸结识了音乐家李梦雄。”林风眠自己也回忆说：“1956年时，有学生介绍李梦雄，说是要求看看我的画，认识之后，他也常常会到我家里来。”据说两人一见如故，彼此都久仰大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李梦雄在音乐理论上建树较高，彼此交谈的层次就更高了，他们从贝多芬谈到肖邦；从柴可夫斯基谈到莫扎特，有时也争论、探讨音乐界的敏感问题，探讨争论过后，最多的时候就是泡一壶清茶，听听老式留声机播放出的一曲曲世界名曲，以及中国古典戏曲。

据袁湘文回忆：“50年代初，林先生的画10元人民币都不好卖，但是，也有‘识货’之辈，据说有一个人一次买了四幅，后来在美国卖出去发了大财。林先生甚至买宣纸的钱都没有，‘为了节省宣纸，他常把不理想的水墨作品用黑墨加重色，改画不同的内容，他认为改画可以很自由地发挥，他的画好些是改好的，改画过程可能有临时意外的经验，有利于发现新的表现方法因素，往往好作品都在自由的随意之间完成。他磨穿了好几个砚台，画秃了多少画笔。好的画成批放在桌子夹层中，精品再吊在墙上，近看笔墨，远看全幅表现的效果，以此总结经验，而自得其乐。’没想到为了节省宣纸，还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了林风眠特有的风格。”

林风眠蛰居上海，约50年代初（金尚义1998年提供）

林风眠去香港时，让学生潘其鎏、袁湘文夫妇为他照看房子，后来定居香港后就过户给了他们。潘其鎏移居美国后，袁湘文就独居在那里，她曾自豪地说：“这上海南昌路本是法租界，我们住的53号是杨虎城等四大将军居住过的小洋楼，左邻右舍都是极有名的大人物。林先生原来住的是一套二层楼，是阿丽丝的法国朋友回国时给他们留下的，你看，后院还有那个小天井，林先生依然养许多花，还种了苦瓜等蔬菜。他妻子、女儿走后，林先生让出下间，独自一人住在上层了。他平时不吸烟，只有喝少许的白兰地。有时，林先生常常想念离去的女儿和妻子，他还同老画家关良去看看旧剧。”袁湘文还说：“林先生喜欢画花和风景，多年来在阳台上自己安装了一个小玻璃花房，仙人掌、虎刺、热带兰、菟子花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图画上，他爱花草，每天为花草浇水，上海冬季天冷会结冰，他常用一个热水壶装满热开水，而后放进小花房中使得整个小温室呈现雾水和暖洋洋的情调。他最爱一盆大非洲藤，摆在室内画桌旁，有阳光的时候，他总抱进抱出，让植物接受阳光雨露，夜里怕受冻，再搬进房内，不厌其烦。”

阿丽丝走后多年，周围的人们出于关心和同情，劝林风眠找个女朋友，美协的人劝他办一个离婚手续，说分别这么多年，这婚姻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林风眠说：“我有老婆啊，怎么能再找女朋友。”林风眠虽然无职业，可他的人格魅力和艺术家独有的个性使许多年轻女性为之倾倒，不但不嫌弃他贫穷，而且都愿意主动同他交朋友，甚至愿意做他的妻子，可是这些都被林风眠拒绝了，就这样，自从阿丽丝走后，他始终过着独居生活。

林风眠在孤独中探索，尽管把绘画看成是他生命的全部，可他也没有忘记友情。他有时请来翻译家傅雷、音乐家李梦雄，在一起一壶浊酒，畅谈艺事。在那极“左”的年代里，又怕隔墙有耳，不能畅所欲言，有时潘其鎏也来加盟，他们时常谈到深夜。林风眠同傅雷交往颇有情趣，这两个大艺术家，常常在一起讨论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些焦点问题。他们不像多数人那样，只惊愕于人类历史上飞动的文明浪花，却很少留意在文化巨流千年奔涌中所遭逢的险滩与深渊。他们关心人类文化，乃至于人类文明史在发展中的一个个惨痛的历史断面里所展示的文化基业奠立与维护的艰辛。当然，也包括杭州国立艺专的命运以及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断层和损失，同时，也探讨文化理性发展的标准。这两个巨擘在交谈中，传达出一种东方人消化了西方文化后而生的精神气韵，他们常常以法语交谈，这两个德艺俱全，人格卓越的艺术家，都属于生性孤僻自处、诗书清贫、穷而后工的逸士高人。他们甘于寂寞，不求身外之名，共同大隐于市，在大上海苦心孤诣地探索人类文化的本源问题。他们共同在处境异常艰难，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像伯夷、叔齐一样，相知相契，尤其是对中西艺术精辟的学术见解，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人的一种文化精神。当傅聪的琴声拨动了听众的心弦，赢得艺坛殊荣时，两位老艺术家发出了共同的心声：“世界上最高的最纯洁的欢乐，莫过于欣赏艺术，更莫过于欣赏自己的孩子的手和心传达出来的艺术！”

傅雷和林风眠都是理想主义的艺术家，他们共同关心探索中国艺术的发展方向问题。这两位中国文坛、画坛怪杰，认为环绕他们的空气太沉寂了，平凡与庸俗包围着他们，只有拿出狂飙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出自己色、线、形交错的世界，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们是不该被遗忘的承载着中西文化精神的先行者，然而，这二十世纪的伯夷、叔齐，不但被遗忘了，而且，即将大难临头。(www.chuimin.cn)

林风眠和邻居也相处很好，楼下的退休老工人崔宏生曾写了一篇怀念林风眠的文章，他说：“1972年林风眠老先生从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回到家中后，经常下楼来到后花园散步，欣赏以往所种的花木，海棠、白玉兰、迎春花、桂花和肉桂等。当老人家看到我家自种的金铃子，又名苦瓜，就说它可以烧汤吃，我当即摘了数只给老人家，他欣然接受了。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时常和我唠唠家常……同时，拿出照片给我们看。有时，有朋友自远方来，拜访林老，林老不在，我们就请来访者留言，代为招待。林先生住房年久失修，房门锁不紧，我用2毫米厚，2．5厘米宽，10厘米长的黄铜板，给予修复。此后，每当逢年过节时，林先生总要买来糖果和精美糕点，给我家四个孩子，从而彼此建立了深厚友谊。林老大约在1977年10月临行前，又送给我一只大花盆，我们保留至今。当时，我们话别，都依依不舍……如今还时时想起林老，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思念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