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风眠：再别杭州简介

4．再别杭州——三辞教授职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了，林风眠丢掉了所有的行李，以飞机最大磅限，只带了七年间画的没有托裱的画离开了重庆，同艺专师生一道回到了阔别七年的杭州。1946年10月10日艺专正式开学，林风眠仍然受聘为西画系教授。有两次弃官辞职经历的林风眠，此时愉快地接受了一个普通教授的职务。边教书，边画画。而且尚有时间继续作中西结合的研究实践。但是，就是这么短短的时间里，对林风眠也还是有斗争的，林风眠在狱中回忆：“1946年春抗日战争结束，我随杭州艺专复员回杭州，仍任艺专教授。1947年学生对潘天寿不满，学校发生风潮，潘天寿将风潮加在我头上，学校改为汪日章任校长，将我辞退。1948年暑假后，汪日章因学生要求不得不再请我回校任教，我回校后介绍苏天赐（重庆时艺专毕业生）为我的助教，一直到解放。”^①

1951年春天林风眠第三次辞去教授之职。同年，杭州艺专改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院长莫朴，副院长江丰、刘开渠（后为院长），副院长倪贻德，教务长庞熏琹。这一时期也称“外西湖时期”。^②

1950年下乡写生，林风眠（右三）、关良、江丰、庞薰琹、苏天赐等（凌环如提供）

1949年以后，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成为既定政策和方针。毛泽东支持的延安红色画派和海归派追随的所谓西方现代的“新画派”展开论战。“据江丰回忆，辩论是以反对并批判现代派艺术的他们取得全面胜利而结束的。从那时起，除了50年代中期个别画家的现代绘画试验外，中国内地的现代绘画创作全部中断。但在海外，常玉、朱沅芷进入艺术的成熟期，赵无极、朱德群、陈荫罴等人的艺术在这一阶段出现关键性的转变，他们成为华人现代艺术的代表者。”^③

1950年，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中国艺术家承受了历史与现实的挑战。艺术家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农村、工厂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同年10月，“徐悲鸿撰文盛赞建国一年来的新成就，谓‘以往流行的形式主义和我国原有的陈腐末流文人画，在新的文艺政策和方针下都销声匿迹，不打自倒’”。^④毛泽东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也更权威地统领中国画坛和美术教育，一时间在美术领域中实际上实现了“现实主义”独领风骚的局面。在这个大趋势中，不同程度的革命现实主义画家成为美术及美术教育战线的主力军，而其他风格的画家如能及时认识到自己思想上的不足，认同革命，在艺术概念或形式上向现实主义学习、靠拢，也会受到欢迎。如李可染、齐白石、傅抱石、钱松岩、关山月等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加入了某种现实主义元素抑或只是政治标签而使地位得以维持。而当时还有一部分老艺术家，如林风眠、吴大羽、关良等，他们原非“现实主义”者，又不愿放弃或玷污自己认定的艺术目标，他们的道路大概只能在“体制”之外去寻找。

50年代初期，杭州艺专的师资队伍是由三方面的教师组成的。有原来在校任教的教师，有全国解放后来自上海和内地的教师，也有来自老解放区的教师。他们各有不同的艺术理念、工作经历和专业特长，有不同的教育目标和教学方法。正因为教师们不同的经历产生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派别，如果没有政治干扰，艺专将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会出现更多的艺术大家。但是，事实正好相反，“院里又出现了三足鼎立的派系纷争局面。”杭州艺专被称为“新画派”的西方现代艺术已成为批判的靶心。由于政治和行政力量的参与，“新画派”的支持者立刻由大多数哗变为极少数。而那些少数的坚持者要么被迫辞职离开学院，要么被迫排挤成为边缘人物。这时林风眠的画被批判为“形式主义”，教学方法被否定，思想改造被列为重点。这样的遭遇不只林风眠，还有号称色彩魔术师的吴大羽。“1949年吴大羽的绘画作品和教学在杭州艺专受批评，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代表者。1950年吴大羽被杭州艺专解聘，自此定居上海，以绘制连环画为生。”^⑤

裘沙回忆说：“……要谈到江丰时代，院长是刘开渠。刚解放时，不能画风景，要画人物，这是政治的需要，因为要表现工农兵。画色彩是形式主义，是资产阶级。于是我把颜料放进内衣袋里，去西湖画风景。画够一摞时就拿去给林先生看，有一次苏先生替我选了三幅习作，去请林先生指教。林先生对其中的两幅很欣赏，尤其是我凭记忆和想象即兴画成的那幅风景，林先生随口举出一支贝多芬的名曲来，说那幅习作有仿佛贝多芬这支曲的那种味道，我这位刚刚学步的艺术学徒受到这位艺术大师如此欣赏和肯定，对我是一种怎样的鼓舞，我当时是怎样的激动，笔墨是难以形容的。”^⑥

吴冠中说:“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内容决定形式，‘文革’十年来我们美术工作者不敢越过这雷池一步。”^⑦吴冠中本人也曾被批判为“形式主义的大本营”，直到改画风景。他认为“缺乏形式的画家，一如没有武器的战士，……我已多年不画人物，因不愿去碰‘内容决定形式’的壁，所以平时也不去构思人物创作了。”^⑧

林风眠以及他的学生们的“新画派”风格与当时崇尚的苏联“契斯恰柯夫”风格格格不入。钱景长回忆林风眠的素描教学：“我于1949年至1950年间曾在林先生的班上学画。当时由于‘左’的干扰，美院素描教学一度出现反复，例如，提出所谓‘契斯恰柯夫素描教学七个步骤’，这既破坏了西欧的优秀的写实技法，又歪曲了苏联的写实技法，从而造成了恶果。林先生对此始终采取抵制态度，他当时负责绘画系高班的人体画教学，他坚持要学生把自己对客观对象的真诚而新鲜的感受，用最适合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他因材施教，注意保护学生们的艺术个性。”^⑨与全国的学院派共同推崇契斯恰柯夫不同，林风眠极力向大家引介的是活跃在国际现代艺术舞台上的毕加索、马蒂斯等。潘其鎏曾回忆说:“1948年，林先生又返校主持画室，学生人数是西画系其他三个教室的四倍。他每星期来教室一两次，由助教苏天赐带课，教室里挤得满满地，画架重重叠叠，画人体素描和油画……1948年一个礼拜一早上，在国父纪念周礼堂，林先生戴着法国小帽上台，站在台前爽朗地拿着头上摘下来的法国小帽一晃一晃地开始演讲《毕加索与现代绘画》。事隔几十年我依稀还记得他谈论毕加索对现代绘画的贡献与意义。”^⑩

潘其鎏也回忆了当时的新教学，他说：“四川来的一个木刻家(名字暂忘了)成了班主任，他每天早上巡视课堂，直接干预两位老教授教学（指林风眠和关良），在人体教室评头品足指手画脚，记得在课堂间我有一次找他请教，调皮地问他×先生，你以前画过人体吗？他听了我的问题，两手发抖，断断续续回答：我以前自学木刻，没有进过专门学校，也没有机会学画人体。每星期一要重新更换人体动态，他坚持要女人体模特儿手上拿一只扫地的帚子，才能表现是画劳动人民，同学们明知滑稽可笑，但谁也不敢出声。我开了窗，把扫帚甩到窗外去，引得全班哄堂大笑。从此引来一场大祸，永世不得翻身。许多滑稽往事，尚不能坦然追述，也曾有过几个班合并上西洋美术的大课，江院长亲自上阵。教材是由一位擅英文的研究生从《埃利弗西洋美术史》一节节赶时间直译过来，供他挑选，院长不懂ABC，居然教得有声有色，可爱的是他挥起批判大笔，以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把一部西洋美术史按每个时代、每个画家、雕刻家重敲几十个大板，打得落花流水一文不值。啊！也可以说是江氏西洋艺术批判史，留‘芳’千古。”“50年代初在对新派画大批判之后，连这种不正常的学习也被革掉了，全体师生参加土改，下乡改造思想，校园空荡荡。夏天又掀起‘肃反’运动，斗争矛头指向全校师生，搞人人过关——亲闻所叙述的无异于实况录像，当是确信无疑的。在现代美术历史中，也算是一件值得回味的轶事。”

艺术观念不同本是艺术发展中的正常现象，然而如果和政治绑在一起，其结果就越出了艺术的领域。此时受到严重批判的林风眠也曾试着引入新主题以应付时局，他画过一张《打草鞋》的油画。结果“在观摩会上被批评连轮廓也都画不准，更有学生指着他的鼻子说，不配教学生（当然这些学生经过组织布置的行为），四周的空气污染得喘不过气来，他安然若素，反而用沉默和微笑来对付四周的压力。他把夏时伤事的感情无言地尽付给他的艺术去宣泄！一时期他自己画室的作品不断增加，这时期着力于《黑衣女》、《西湖烟雨》、《裸女》、《静物》等等，各种形式笔墨色彩的探索。”

在潘其鎏的记忆中，林风眠辞职前后的杭州艺专是如此一个景象：“为适应工农兵，林风眠的助教苏天赐被送往华东革命大学去洗脑，国画家潘天寿去重新学画石膏像，黄宾虹、吴茀之、滔韵一起从石膏素描学起，林风眠、关良与学生一道下乡改造思想，学院图书馆所有外国画册杂志一概封存，不许观看。学生不许画风景和静物，不然就要挨批判。政治思想改造成为主修的课程。”

然而，我们也会在其他学者那里看到这一时期的另外一种图像。如杨成寅教授将杭州艺专至中国美术学院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即：1957年以前的“外西湖时期”，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南山路时期”，“十年‘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而他认为“外西湖时期”是中国美术学院的“黄金时代”。金冶先生在2008年进一步为我们勾画了此一时期欣欣向荣的景观：“先后经过大约七年（1949—1957）的改革、整顿和建设，通过政治思想教育、参军运动、参加土改、勤工俭学、学科调整、加强专业基础课、深入体验生活、发展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等等环节，全院师生基本上树立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世界观；贯彻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初步认识到并贯彻了古为今用、外为中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及普及为主的原则，创作了一批适应当时社会主义改造需要的，包含有新思想感情的年画、连环画、宣传画、革命历史画和新型的水墨人物画；……到1957年‘反右’运动前，新中国社会主义美术学院的新体制，在当时的杭州美院已经基本确立，学院内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我们或许从中得到这样一种印象：林风眠和他的追随者与“新中国社会主义美术学院的新体制”是格格不入的。林风眠也许只有冲出“新体制”的牢笼才能充分解放思想发展他的艺术理想。而作为国家的重点艺术学院，失去一两个天才并不会像文人们夸张的那样影响大局的发展。从最本质的人文角度去评价一个群体对少数派的宽容程度是一回事，从国家的培养对象和教育目标转移的角度去审视历史是另一回事。换句话说，看一个人如何独立地发展完善自己的人格是一回事，看一个学院如何制定策略向前发展是另一回事。一方面，少了谁地球也照样转；另一方面，任何人的思想行为都有可能改变一种潮流，一种时尚，一种制度。

另据苏天赐回忆，1951年初的一次批判会是构成林风眠决定辞职的直接原因。当时一批师生被冠名为“新派画集团”来进行批判。“批判会上，有人反戈相向，追根求源，当日的国立艺专的创建者林风眠校长便成为形式主义的祖师爷……林风眠再度离开这所他所亲育的学府，移居上海。其后有人问他为何要辞职，他说：‘在那里我已无事可做了！’几年后，某单位征购了他在杭州玉泉路的住房，从此，他与杭州永别！”

虽然此时声势更浩大的“三反”、“五反”政治运动还没有开始，但是，林风眠已经感觉到了如胡风所说“五把理论刀子”的厉害。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直觉，预感到更大的政治风暴的来临。也许林风眠厌倦了无休止的意识形态论争，他需要集中自己有限的时间来完成一个越来越不被理解的目标，他再度放弃了进行政治周旋的各种可能，又一次选择了“走为上策”以独善其身。他幻想做一个远离政治，远离政治斗争的独立知识分子。

1951年春，林风眠第三次辞去教授职。同年，杭州艺专改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院长莫朴，副院长江丰、刘开渠（后为院长）、倪贻德，教务长庞熏琹。

林风眠走后的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在学校开展思想改造和在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的决定”。林风眠的学生们认为，林风眠离开艺专幸免了“三反”、“五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其实，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林风眠从来没有忘记劳动人民，从来没有放弃过为劳动人民的表述。他从欧洲留学时期创作的《白头巾》、《晚归》、《平静》大可称为反映欧洲人民大众生活的现实主义佳作。归国之后创作的《民间》，直接反映北京街头的平民，在北京艺术大会展览中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为代表作。只是他所追求的艺术风格，和试图摸索出中国现代艺术的新出路同当时政治领导人对艺术的认识相悖谬。他90岁时回忆说：“解放初期，我还跟同学一起下过乡，一些农村题材的画就是我那时候画的。我们这些旧社会过来的人，画不来苏俄式的那种创作，当时为了改造自己，还拼命努力过。说实话，当时我就耽心要批判我，因为我的画当时叫‘新画派’，属于被批判的资产阶级艺术之列。我想与其被批判，还不如早离开。所以外边传是‘杭州艺专赶我走的’，这不确实，应该讲是我自己主动离开的，因为我怕被批判而采取‘走为上策’罢了。我离开了艺专，但我对学校还是很怀念的，因为在这所学校里差不多度过了我整个青春年华。”

1951年林风眠离开杭州（凌环如提供）

林风眠虽然辞去了杭州艺专的教职，但他给艺专师生留下的无形财富却影响深远。他最后的授课成为学生们终生的回味；他的教学经验，教学方法论，使这所学院受益无穷；尤其他的中西合璧的教学理念，艺术思想，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杭州艺专师生。

这是林风眠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辞去教授职务。从此，林风眠再也没有返回学校的大门。裘沙认为：“1951年后林风眠看透了政治斗争的狡诈，人际关系的险恶，他已经无心再回到大学了。”而据金尚义生前回忆，离开艺专的林先生，曾计划和苏天赐等一起，在太湖边上办一所“孑民美育院”。而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1951年时任杭州艺专校长的莫朴，晚年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远不如金冶对它的总结那样轻松，而是不无遗憾地说：“现在看来显然存在着缺点和失误，如曾把批判‘新派画’这样的学术问题与政治立场联系起来，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这种批判中，伤害了一些年轻同学的感情，这是至今仍感到遗憾的。后来的‘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变本加厉，我们作为当时的校领导，自己也深受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之苦。”(www.chuimin.cn)

注释

①林风眠《在第一看守所写的自述》，1971，金尚义《风眠全书》，杭州，半瓶斋印行，1999。

②曹思明《“外西湖时期”的油画教学与油画系初建》，刘菊清等编著《外西湖时代》（中国美术学院五十年代校友会编），p．234，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

③水天中《中国油画的现代性进程》，《中国文化报》美术周刊艺苑栏目，2008年10月16日星期四。

④《吴冠中年表》，杨晔《生命的风景——吴冠中艺术专集》(1—4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⑤吴冠中《吴大羽——被遗忘、被发现的星》，郑朝主编《漫歌怀艺——中国美术学院八十华诞回忆录》（中国美术学院校友总会编），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

⑥见笔者中国美院八十华诞林风眠故居采访笔记。《裘沙王伟君访谈》，2008年4月11日15—16点林风眠纪念馆，16—18点林文铮蔡威廉故居，18—20点杭州灵隐路“楼外楼分店”。

⑦吴冠中《生命的风景：吴冠中艺术专集》p．28，北京，三联书店，2003。

⑧吴冠中《生命的风景：吴冠中艺术专集》p．32，北京，三联书店，2003。

⑨钱景长《略谈林风眠的美术教学思想》，郑朝、金尚义《林风眠论》，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0。

⑩潘其鎏《侨居异国忆恩师——恩师林风眠辞世六周年祭》，1998，美国旧金山，金尚义提供，1999。

潘其鎏还没等学校开除，自己提前走了。潘其鎏说：“一个深秋的夜晚，林先生建议我提早离开学校，以免被当作出头鸟。我接着打起包袱黯然告别了这个是非之地的母校。五誘年以后我退居老家，依老师的指导也过着隐居的自修生活，每天读书、学画，不断把习作寄给老师评阅。”

杨成寅《莫朴对美术教育的贡献——中国美术学院建国初期办学反思》，刘菊清等编著《外西湖时代》（中国美术学院五十年代校友会编），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

金冶《深切怀念江丰院长》，郑朝《漫歌怀艺》，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

苏天赐《摸索——林风眠的宣言书和墓志铭》，《林风眠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五把理论刀子”，见胡风《三十万言书》(1954年3—7月)。崔志远《现实主义当代中国命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吴冠中年表》，杨晔《生命的风景——吴冠中艺术专集》(1—4集)，北京，三联书店，2003。

肖峰《魂兮归来——怀林风眠老师》，郑朝《林风眠研究文集》p．401，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5。

见笔者中国美院八十华诞林风眠故居采访笔记。《裘沙王伟君访谈》，2008年4月11日15—16点，林风眠纪念馆，16—18点林文铮蔡威廉故居，18—20点杭州灵隐路“楼外楼分店”。

林文霞《对建国初期美术教学的回顾——就美术教学问题走访老画家、老院长莫朴先生》，刘菊清等编著《外西湖时代》(中国美院五十年代校友会编)，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