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流勇退-林风眠：变革中国画

1．急流勇退——变革中国画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在中国全面爆发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动荡，大迁移。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一场大搏斗，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从以人文主义为主导的对自由与民主的诉求，迅速转向为投入一场义无反顾的救亡运动。林风眠同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精神处在极度苦闷之中。严酷的现实迫使他必须做出人生抉择，重新建构自己与现实的关系。理想主义者的林风眠十几年来一直抱定一个坚定的信念，要以“我入地狱”之精神，鼓动“全国的艺术家团结起来，在中国实现以艺术为主帅的文艺复兴，”立志要“为中国艺术界杀出一条血路，将被逼入死路的艺术家拯救出来。”^①为此，他曾经以一个殉道者的名义宣言：“我以为，担起艺术的重担，自非我一个人所能胜任的，必须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即或不幸，不为艺术界的同志们谅解，我同三五同志，也要一样地担负这种工作！即再不幸，连三五同志也不肯谅解，只我一个人，也还要一样地负担这种工作！”^②

然而，严酷的战争和复杂的政治斗争现实使林风眠不得不放弃他“在中国实现以艺术为主帅的文艺复兴”的鸿鹄之志。他的第二次辞职即预示出他在这一时期的抉择，那就是：急流勇退，暂时放弃“兼济天下”的艺术革命、艺术运动的抱负。退而转向“独善其身”，独辟蹊径，走孤独探索的路。

林风眠冒着战火取道河内、昆明，1939年初到达大后方重庆。初到重庆的林风眠经陈布雷^③介绍，来到国共合作的政治部三厅作设计委员会委员工作。这是一个管理很松散的单位。林风眠后来回忆说：“记得只在张治中任部长时曾召集设计委员会开过一次会，参加的人很多，记得有一百多人，我每月到部会计科去领薪水。”^④当时，文学家老舍，林风眠的学生版画家力群，画家李可染也在这里。他们共同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每月有二百元薪水。1943年，政治部将设计委员会取消，林风眠又由陈立夫^⑤介绍到中宣部的艺术处去任宣传委员。该处主要从事电影及戏剧的创作。在此期间，林风眠目睹了我国同胞被蹂躏，并亲身经历着每天几十架飞机在头上轰炸，一天不知要钻几次防空洞的惊险生活。敌机轰炸后，常常引起火灾，纸壳一样的民房不堪一击，遍地瓦砾，鲜血成河，尸横遍野。为了鼓舞民众抗日意志，林风眠曾积极投入了抗日宣传画的创作，以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为为主题绘制抗日宣传画十多幅。可惜这些创作均未被战时宣传部门采用。^⑥

在重庆的七年中，林风眠有机会将主要精力用于独立的艺术规律的探索。他的探索是对他的艺术理论和艺术信念的继续与实践。早在1933年，林风眠就在《我们所希望的国画前途》中说：“中国之所谓国画，在过去的若干年代中，最大的毛病，便是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然。”^⑦“何以就是忘记了时间呢？中国的国画，十分之八九，可以说是对于传统的保守，对于古人的摹仿，对于前人的抄袭；王维创出了墨笔山水，于是中国画的山水差不多都是墨笔的；清代四王无意中创立了一派，于是中国画家就有很多的人自命为四王嫡派；最近是石涛八大时髦起来，于是中国画家就彼也石涛，此也八大起来！他们没有想到，艺术是直接表现画家本人的思想感情的，画家的思想感情虽是本人的，因为画家本人却是时代的，所以，时代的变化就应当直接影响到绘画艺术的内容与技巧，如绘画的内容与技巧不能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仅仅能够跟着千百年以前的人物跑，那至少可以说是不能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与情感的艺术！”^⑧

林风眠认为，中国绘画的前途在于以下三点的改造：一是应以自然现象为基础。二是原料、工具需要下决心改革。三是改革“绘画上的单纯化”，应吸取中国书法的抽象的趣味，从“复杂的自然现象中，寻出最足以代表它的特点”，避免千篇一律的摹本将中国画概念化。

在硝烟弥漫的重庆七年中，林风眠的艺术实践更多的是借自然景物与形式探索结合以抒发他对当下苦难的独特感受。嘉陵江的山水、渔民、村妇都成为他笔下最常用的题材。如吴冠中所说，“他从此跌入人民大众的底层，深深感受国破家亡的苦难。生活巨变，人生巨变，艺术开始质变。林风眠不再是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作为一个孤独寂寞的贫穷画家，他挥写残山剩水、逆水行舟、人民的挣扎、永远离不开背篓的劳动妇女……”^⑨同时林风眠从这时绘画材料应用也开始更大胆尝试，他说：“我什么颜料都用，中国颜料如花青、洋红或水彩颜料都用，使用的颜色不只是紫的、绿的、别的也很多。至于所使用的纸张，全部是宣纸，都是生宣，要发散开来的，我不喜欢用熟宣，我利用宣纸的发散画画。”^⑩

扬子江、嘉陵江在重庆这座山城汇合，这里曾是美丽富饶而又有传奇色彩的渝州古城。过江时，林风眠夹在一群难民中不时地看到沿江停泊着一排排灰黑色的大木船，轻轻地晃动着。光着脊梁和脚板，头上缠着白布头巾的脚夫，扛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沉重的包裹，在跳板上踉踉跄跄地移动着脚步。如《渔家》轮船、木船、渡船和小木筏子，在江面来来往往。大汽船鸣着哀怨的笛声，扁舟像秋天的落叶一样，随波逐流地漂荡。林风眠从未看过这么多江船，走的、停的、大的、小的、土的、洋的，目不暇接。再看看轮船上的旅客，一个个失魂落魄，无精打采。太阳快出来了，雾将散了，日本鬼子的飞机马上就要再来轰炸，人们盼望着大江轮快靠岸。船一靠岸人们争相抢着下船，准备逃生。一时间混乱不堪，有的把箱子挤掉江里，有的妇女孩子也挤掉江里，扒手乘人之危偷抢了老弱病残者的东西就跑。林风眠为自己无力拯救这些同胞而难过。

林风眠下了船，沿着江边走了一会儿，看不到可栖息的地方，于是，他放下行囊先坐在路边石头上休息一会儿，他聚精会神地望着那往来的舟楫，那远山和苍松，那江上的湍濑。时而他又被那光脚背着柴火的妇女所感染。这活生生的劳动妇女的形象，不远比高更笔下塔希堤岛上那荒蛮女性更为生动有力吗？高更能够到那荒岛上一去多年为艺术，林风眠何不可借机锻造自己的风格？想到这里，林风眠特别激动，画了很多速写。在他笔下，如《渔女》（约40年代），赤脚坐船归来的渔妇，护守着船舶里的鱼儿，憨厚的脸庞，凝视的双眼，对生活充满着美丽的遐想；如彩墨《江畔》，江边上的女樵夫，背着小山一样的柴火，穿着褴褛的衣衫，鸭子掌似的大脚片，顶梁柱似的双腿，支撑着伛偻的身躯，坚忍的负重中，又显示了一种恢弘气度。林风眠贪婪地画着，这些不屈不挠的中国妇女形象寄托着林风眠对中华民族满怀希望的审美理想。直到天渐渐黑下来才不得不收笔。而这一天，他不再返回重庆市区，而是向着那荒芜的郊外走去。望着越来越人迹罕至的前方，林风眠决定闯出一条新路。

林风眠沿江徒步摸索着走了十几里，不知不觉走到了一片废墟中，定睛一看，眼前是一排废旧的大库房。他叩响了库房的大门，里边出来个五十岁左右，扎着布围裙，伙夫模样的男人，他看了看气宇不凡的林风眠说：“伙计，你怎么走到这里来了？”“我是个画家，想找个远离飞机轰炸的地方，静下心来画点画。”“那你就找对了，这儿原来是一个军火库，现在只有几个人留守，里边空得很，住的地方有的是。就是两多：蚊子多，耗子多，有时还有蛇。因战争，灯油缺乏，晚间常常得摸黑。”林风眠心想，能画画就好，蚊子、耗子算什么？遇到蛇也不怕。他立刻放下沉重的行李（主要是宣纸和画具）。伙夫帮他拉来一张行军床支到空屋的一角，又找来一张桌子，桌上再铺两块长木板算是画案，再信手拾起两个罐头盒子算是笔筒和笔洗，就这样，林风眠又算有了个“大画室”了。忧道不忧贫的林风眠看到的是最适合自己的环境。而此时的艺术同行中，积极投入抗战宣传甚至弃笔从戎奋战沙场者有之，而陪都内外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生活者也有之。而林风眠则在嘉陵江南岸的弹子石国民党的一处废弃的军火仓库里找到了栖身之地，他开始了新的现代中国绘画的探索。

林风眠真的感到自由了，环境虽苦，可精神充实，终于有时间干自己想干的事了。伙夫进城时，林风眠就让他给自己捎点油、盐、豆腐什么的。时间久了，林风眠发现四川这个地方受雾气、水分影响的缘故蔬菜长得很快。他便在门前开垦一小块园子，自己种起菜来。其收获是不仅自给自足，还能支援给伙夫一些。伙夫有时以米饭交换，互通有无，倒也自有乐趣。林风眠的生活安稳下来，就到嘉陵江边写生。看着嘉陵江水，睹物思人，想起唐代画圣吴道子曾经到过此地，并且留下了以一日之功画出嘉陵江三百里图的千古绝作。如今物去人非，孤独的林风眠喟叹道：“古来圣贤皆寂寞。”吴道子是这样，顾恺之、王维、李思训这些古代画圣，又何尝不是如此？林风眠满怀激情地画下了嘉陵江山水，画下了那鲜活生动的劳动妇女，画下了那灰黑的大木船行进在湍急的江水中。尤其船上的人，虽小如豆粒，却能看出其内在精神。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在呼喊、挣扎中自强不息的气度，他以红色点染在水墨中，寓意着黎明的曙光。

重庆被称为中国四大火炉之一：夏天酷暑难耐，而冬天又特别阴冷、潮湿和多雾。林风眠住在冬冷，夏热的破仓库里，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这恶劣的环境丝毫没有影响他作画，探索，改革。每天只要不鸣警报，他就到嘉陵江边写生。多数时间，尤其是到了晚间，他孤独地潜心作画。有时学生李可染买些鱼、肉、蛋来看他，还有谭雪生曾陪伴他躲警报，其余就少有什么人来往了，一是林风眠有意减少社交活动，二是地处偏僻，几乎无路可通。周恩来和林风眠在法国留学时关系很好，常有来往。林风眠在政治部三厅时，也常与周恩来接触。周恩来听说林风眠在此地隐居，特意来看望。他坐着吉普车在路上抛锚了好几次，好不容易找到林风眠的住处，周恩来诙谐地说：“住这地方的人不是白痴，就是有道行的人。”林风眠不无幽默地说：“我既不是白痴，也不是有道行的人，我就是林风眠嘛。”

林风眠在重庆孤独地探索艺术，他的学生们都为之感动。李可染失去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后，一直留在重庆做自由艺术家。他常往来于徐悲鸿、林风眠等艺术家之间讨教交流，直至1943年被聘为国立艺专中国画讲师。因此，对于林风眠在重庆的岁月，李可染是有限的几个知情者之一。他不忍看着自己恩师箪食瓢饮苦行僧的生活，因此常常买些食品专程去看望林风眠。李可染回忆林风眠画马的逸闻被广泛引用。李可染回忆说：“1929年我在杭州国立艺专当研究生，林先生是我恩师，我知道林先生的一些事情，看过他的那些画……抗日战争时期，杭州成为沦陷区，林先生到了重庆。最初在周总理和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下面有一个设计委员会。林风眠和老舍都是设计委员之一。每月有二百元的生活补助。后来第三厅取消了，这二百元也没有了。所以林先生的生活很艰苦。我因为跟林先生感情很好，经常买些鸡蛋、肉去看他。他天天画画，平摆屋内，一摞一摞的，从早画到晚。因为他是广东人，很会烧菜，每天看守仓库的送他两碗米饭，他自己烧点菜。有一天，他用流利的线条画马，马画得很快，一天从早到晚画了90张。”

吴冠中先生1942年前也在重庆国立艺专读书，因此有机会又见到他的老师林风眠，他回忆说：“我没有去吃过他煮的豆腐，也没有看着他画马，只在重庆中央图书馆的一次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一个名画家的个人展览会上遇见了林先生，我依依不舍地跟着他看画，注意到他的袖口是破烂的，我感到心里酸。”

当时在重庆的还有林风眠的学生谭雪生。谭雪生80岁在美国回忆说:“林先生为何后来又回到重庆？那是因为政府为平息舆论，给他在政治部第三厅挂了个闲职，他也觉得抗战期间仍留在已沦陷的上海租界不合适，应当回到后方与同胞共患难。我曾问过他为什么师母和女儿不一起回来，他说夫人在上海租界还有些法国朋友，回内地生活会不习惯，女儿要陪伴母亲，且原在法国学堂念书，回来便会失学。何况他现在生活也不很安定。就这样家庭也被拆散，可苦了林先生，天天都要洗衣煮饭自行料理生活！还要多画些画，自己装裱好通过法国领事馆的朋友带回去给他的夫人，让她出售给能欣赏他艺术的外国人以维持她母女俩生活。后人不了解他当时实际处境，惋惜他为什么一下从斗士变为隐士。其实他心中明白，自己被剥夺了发言权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北平那次险遭军阀加害之事也记忆犹新，只好退而继续专心致力于融合中西艺术的探索。据我所见他在弹子石创作十分勤奋，态度严肃认真，每逢我们去找他躲警报，进门便看见他在用心作画，解除警报回来后稍事休息又执起画笔，晚上更常画至深夜，一天的积累每每在数十至百幅之间，便铺满画案和地上作精心的删选，不满意的便立即毁掉。这时若在旁向他讨画是最容易的，不过他不是把将要毁掉的送你，是任由你自己挑选，我就挑了他一幅泊在江边的渔船、鱼鹰，一幅枝头相依的小鸟，幸逃过‘文革’一劫，至今仍妥善保存。”(www.chuimin.cn)

据谭雪生说：“在我避难弹子石的一个多月期间，每天都有一两次空袭警报，有时白天不来晚上也来，我们不放心林先生孤单一人往野外跑，每天都陪着他奔走、歇息于山野树荫间，待警报解除回来，又同在街上小店吃饭或买了菜到他住处煮吃，自然有许多聆受他教诲的机会。他平素腼腆不喜交际，但和熟人、学生在一起却毫无拘束，十分健谈，让我们听到不少他在欧洲的见闻；及与蔡元培、林文铮等一起创办杭州艺专的经过，但对令他伤心离校的沅陵学潮却只字不提。”

综观林风眠一生的艺术道路，寓居蜀中的七年，是他从奋力疾呼和推动艺术运动和艺术教育，毅然转向孤独探索的七年。一如许江指出，林风眠“从此结束了他的意气风发、激扬奋斗的年代，开始了他那孤独而漫长的艺术探索的道途。这位曾经在《致全国艺术界书》中痛思‘过去的错误，何以单把致力艺术运动的方法，拘在个人创作一方面呢？’并疾呼‘所有艺术界的同志们，先生们，女士们，都应该把发表艺术的言论，看作一件要事’的艺术运动的领头雁，从此又伤感而孤单地回到个人创作的书案画架旁，像一只拖着沉重翅膀的孤雁，守望着这片最后的田园，很少再著书立说了。”

林风眠在辞别艺专时曾慨然题写了“为艺术战”四个字。独居蜀中的林风眠将与谁战？五十年后当吴冠中回顾恩师时也许看得更清楚了。吴先生说：“他与谁战？在作品中，他旗帜鲜明地与因袭传统战，与肤浅的崇洋战，与虚情假意战，与庸俗战。”虽然是孤独的探索，林风眠在作品中的挑战是多方向的和多层次的。而作为一代宗师的艺术家，林风眠在这一时期最重大的贡献是在中国画形式方面的重大突破。对此，吴冠中在《尸骨以焚说宗师》一文中对“构图结构”、“几何秩序”等有精到的分析。如《静物》、《罐》等作品，虽然画的是塞尚式的静物，但是他已经用宣纸、笔墨加上西画用的水粉、水彩颜料画成林风眠式的彩墨画。林风眠的肖像也同样“破水墨八股”，此时他的肖像画已破清末概念化的中国画肖像，如《肖像》。因此，总体上看，此时期林风眠的绘画已从油画转为国画。同时，也将他在西方所学、所悟带进了国画。吴冠中将此比喻为将油画的情趣嫁到了“水墨之乡”。在这一时期作品中，林风眠将西方现代绘画中表现主义的概念融入中国画的水墨写意之中，使表现派风格与中国画的写意在画家对现实生活的关爱中，达到一种天真自然的结合。它们在形式和内容上不仅打破了山水、花鸟及人物画之间长期因袭的藩篱，也打破了中西绘画之间的疆界，为中国画的发展开启了新的道路，也给自己后来引用立体派风格埋下伏笔。

注释

①②林风眠《致全国艺术界书》，1927，《艺术丛论》，南京，正中书局印行，1936。

③④⑤⑥林风眠《在第一看守所写的自传》，1971，金尚义《风眠全书》，杭州，半瓶斋印行，1999。

⑦⑧见林风眠《我们所希望的国画前途》，1933年1月《前途》创刊号。

⑨吴冠中《尸骨以焚说宗师》，《沧桑入画》，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⑩林风眠主持开幕式，林风眠台北答客问，1989，见金尚义《风眠全书》，杭州，半瓶斋印行，1999。

李可染《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郑朝《林风眠研究文集》，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5。

吴冠中《寂寞耕耘七十年》，郑朝、金尚义《林风眠论》，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0。

谭雪生《纪念林风眠先生》，《透过历史的尘封——画坛轶事钩沉》，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

许江《湖殇》，郑朝（编）《西湖论艺——林风眠及其同事艺术文集》，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