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艺专首任校长林风眠就职，创办中国现代第一所国立艺术学校

1．北京艺专初任校长

林风眠于1926年3月2日下午两点到北京艺专就职。艺专司长陈延龄委派教次陈任中，“将林之委任状遣人送到西安饭店”^①。北京艺专全称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林风眠到任前的北京美术学校是中国现代第一所国立艺术学校，1918年4月15日创立于北京”，^②首任校长郑锦。原来，“北京美术学校是一所中等学校，1919年被批准为高等美术学校，1922年正式定名为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1924年停办，1925年9月恢复，校长刘百昭，教务长闻一多，聘定教员分教授、讲师、助教3个级别，教授每周授课12—18小时，月薪220元。1926年1月段祺瑞政府垮台，校长刘百昭辞职，易培基接管教育部后，接受蔡元培的推荐，当时年仅26岁的林风眠为校长。”^③林风眠到京后由艺专总务长王代之、萧子升陪同，造访教育总长易培基。

林风眠同太太阿丽丝·瓦当，于1926年2月6日到达上海，^④转国内船经天津，乘火车抵达北京。林风眠就职之前后经历了重重阻碍和社会八方关注，他的各种消息经常见报：“艺专校长林风眠与蔡孑民同船归国抵沪各节，已迭志前报。林到沪后以忙于沪上艺术各界之酬酢，又因阴历年关，海道无船故，未能趁早北上，教育当局，以艺专开学在即，曾多番电促。倾闻林氏偕其夫人既于日昨由津抵京，到站欢迎者有在京留法同学及其友人二三十人。”^⑤

林风眠虽然有蔡元培推举到国立北京艺专任校长，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林风眠回国之前，尽管在欧洲的艺术成就在国内有一些影响，但还是极其有限的，毕竟是太年轻。他的留欧同学王代之提前向艺专师生较多地介绍了林风眠的能力和才气。因为王代之先于他归国，已经到北京艺专任教了，并任总务长。王代之是难得的品学端正之人，在林风眠后来的办学中，无论北京艺专，杭州艺专，他都与林风眠肝胆相照。在王代之的鼎力引介下，林风眠在艺专师生中已有些威望。但是，当一些论资排辈，持门户观偏见之人，得知即将上任的新校长可能是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时，（他们没想到实际更年轻，只有26岁）就顿时充满疑惑和担心了。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北京艺专当时已经濒临倒闭的危机了。

1926年北京艺专时的林风眠（1998年金尚义提供）

1926年1月21日艺专代表资深教授程振基、萧友梅、赵畸、闻一多等四人去质问教育当局，当《晨报》刊登出《艺专代表质问教育当局——拟派代理校长问题》^⑥这一消息时，京城朝野一片哗然。教育部十分重视“艺专代表质问教育当局，拟派代理校长问题”。1926年1月27日，在教育部指示安排下，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学生于27日上午11时半，选举校长。其中林风眠、蔡元培、萧俊贤、彭沛民、李石曾五人选票最多，结果林风眠又以一百一十一票的最多选票当选。而且，教育总长易培基刚一见到林风眠就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林风眠。易教长说：“易氏首道以艺术家办艺术学校之主张出自北京学界同人公意，余(易自称)于此点，极表同情；且余向主校长民选，此次阁下(对林称)出长艺专，该校学生曾有票选，一致欢迎。”^⑦易教长又接着鼓励说：“希望早日莅校视事，力加整顿，吾中国艺术前途大放光明云云。”林风眠礼貌地“谦让不遑”表态。易教长“复以艺术家应负之责，不可不勉为其难等语相嘱，并问林氏到校后，大略办法如何”。林风眠冷静地回答了易教长，谈话大意：“一切发展计划，须视经费为转移，但在目前可定者，即学校向以学生为主体，须倾全力注意于学生受业之实益，如增加实习时间，改良科目之类，即第一步必须实行者；其次如校中教职员亦决不轻于变动。”^⑧

1926年夏林风眠（前排左五）与萧友梅（前排左六）、冼星海（后排左六）等人合影（冯叶提供）

孙福熙^⑨教授还专门从学人的角度，写了《林风眠先生》，以示对林风眠善意的欢迎。文章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林风眠刚到北京的情景，尤其是写出了艺专员工第一次见林风眠校长的心情：“今天特别的和煦了，晴空中鸽群的铃声盘旋着，报道春神重临了。我得在这和乐的气象中认识新到北京的林风眠先生。”艺专教授们急于拜见这位年轻的校长，当林风眠提出想要先去拜访“令兄”（同事们）时，由于艺专生活条件太差，员工们实在不好意思。孙福熙教授说：“我的眼前立刻浮出我们住的三间破屋。泥炉子，绿钵头，劈柴堆，酱油瓶，这群体中要插下一位新来的大艺术家，这样虽然未必会使他气恼，也未必会使我羞涩。但他不免要说到艺术，看了这个景象总有点不好，所以我连忙说，‘我去看他。’王君还屡说他们（指林风眠夫妇）来看我，真使我着急。”^⑩看来林风眠1957年说的“美术家闹穷是大家知道的，”是有历史渊源的。

后来孙福熙教授、萧子升先生还是执意去教务长王代之教授家拜访了他们期盼已久的留洋归来的年轻校长和法国夫人。他们一进门便看到气质不凡的林风眠和林夫人，林风眠当时的样子引起同事们的好奇，孙福熙说：“室内三人都起立了。空间笔挺的一位，黑发披下来，一直到眉头，微笑的面貌上，留着眉间几条薄薄的皱痕，没有外套的西服上，琥珀色的围巾，长条的披下来，颚部收缩向颈，好像在凝视胸膛时的样子，因此我得很清楚的瞻仰他的广额。王先生介绍说：这就是林风眠先生。在中国人中，这样的广额我是第一次见；看了他的额使我联想大音乐家Beethoven。然而我决不在林先生前挂空招牌；这广额包涵林先生自己的独有的脑力，岂有什么人可以代表的。大家盼望林先生回国已经很久了！我说。旁边是萧子升先生，介绍我们于一位极年轻的法国女子，听到说的是法国话，我的心何等的清快，而且飘飘飞到大陆的西端了。这位尊严秀逸的女子是林夫人。

在交流中林风眠也向同事们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北京的舆论要以艺术家来办艺术学校，我想，我们应该协力，谋这事的成功。我还希望提高学生的程度。这里我还没有看过，不晓得；在上海，我看了一看，学生的程度比法国的差得多哩。现在我还没有去过学校，一切问题还不知道。第一个问题当是经费问题。”……林风眠谦虚而又实际地说:“只有自己最能知道自己，我在法所学不过四年，学油画的时间只有一年余，我是不会画油画的。我相信试过几日以后，你们必肯放我走的了……”

人们从不同角度关心，关注着林风眠，当林风眠几大箱子画到来之后，孙伏园教授说：“林先生能够早日开个展览会，大家必是很想望的。”林风眠说：“我也这样想。”自认为吃透了人情世故的伏园兄立刻调教林风眠说：“林先生，你究竟还像的是新从法国回来的。在中国是不宜这样说的。礼强制你，不允许你说自己的价值的。你去留心，他们处在你的地位时，必定说，‘展览会，这是不敢当的，只是老兄的盛意不好推却。’艺术家自然不怕什么礼的不允许。不过你将尝到种种不同的别的滋味。自然，我何等仰慕你的纯朴。我呢，一年工夫，已磨练得不是我自己。”在短暂的交谈、交往中北京艺专的老教授们很快就洞察到了，这位26岁的年轻的艺术家校长，不但没有“刽子手”以及“买空卖空的洋行买办的技能”。而且单纯的涉世不深，更不了解中国现状和官场险恶，他们真的为林风眠担心了。仅年长林风眠两岁的孙福熙教授也暗暗地替林风眠捏把汗，不知如何提醒，劝慰是好，他真诚而委婉地说:

我暗暗的想，他不问世事的艺术家竟已晓得了在中国与别处不同，是有所谓经费也者的……然而，林先生，我用什么方法能够告诉你，在中国办学的大问题多哩，经费问题倒不在其内的。我想说，然而说出来好像不恭敬了，你是该做教授的，别宥先生早已说中了：中国人总是这样的，因为梅兰芳杨小楼唱戏好，于是舞台老板非要他们做不可。林先生，愈是大艺术家愈不应该做校长呢。“艺术家办艺术学校”，你听，舆论原以为非艺术家是可以做艺术学校校长的。我所以说大艺术家不该做校长者，因为在中国做校长所必具的技能必非大艺术家所有的。做校长应该有老板的技能，有刽子手，小热昏以及买空卖空的洋行买办的技能。倒是艺术的技能是随便的。然而这是题外的话了，暂且不讲。你是西席，东家们的喜怒是不大一定的，倒要留意些的。你的秀劲的手画得出三五丈大的画幅，描画充塞天地的思想，然而你的手能用什么有力的画刷扫除你周围的浊物呢？

同事们以暗示办学困难，当老板更难，他们想林风眠不精通人际关系，他即将面对的最大敌人，不只是军阀，刽子手们，还有一个强大的，顽固的保守势力。艺专的教授们预言，给这位年轻的校长留下了“伏笔”，因为他们深谙中国文化里面的阴谋论的厉害。

林风眠到艺专就任后，面对着猜忌、诋毁甚至去教育部质问的教授们，还有那杂乱无章死气沉沉的旧学校，他除了遵守易教长的诺言，对旧员工继续任用外，又补充招聘国内外最优秀艺术家来艺专任教。北京艺专员工们也分两种，一种是反对，捣乱派，一种是友善支持派。

林风眠“为改进校务起见，”就同王代之一道参照法国艺术教育形式，修正了刘百昭校长的旧教学大纲，“呈请教部准予修正，经教部驳复在案。”

大纲规定：“本校定名为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本校以研究高深艺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学制：本校现设左列学系：（一）中国画系。（二）西洋画系。（三）图案系。（四）音乐系。（五）戏剧系。同时大纲还制定严格的学术、财经等管理机构如：设教务处，置教务长一人，各系主任一人，教授、讲师、助教若干人。本校设评议会。以教授互选八人与校长、总务长、教务长组织之，以校长为议长。财经评议会讨论左列事项：(一)审议本校教育方针；(二)审议本校内部组织；(三)审议本校预算及决算；(四)审议校内各项章程；(五)审议教育长官及校长交议事项；(六)审议各委员会提议事项；(七)审议革除学生事项；(八)审议校内其它重要事项。为辅助本校各机关筹划进行起见，得由校长随时酌设下列各委员会：(一)预算及审订委员会；(二)考试委员会；(三)选举指导委员会；(四)体育卫生委员会；(五)图书教具委员会；(六)出版委员会。”

林风眠改革校法校规后，开始整顿教师队伍，增设系别。随后，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改称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林风眠除了任校长还兼教授、西画系主任，并教毕业班油画。教务长王代之兼西画教授。该校设有西画、国画、图案、音乐、戏剧五系，并增设雕塑系。当时国画系主任为萧至泉，图案系主任为黄怀英，音乐系主任为萧友梅，戏剧系主任为赵太侔，教授有余上沅、熊佛西、孙福熙。当时北京艺专的高才生有李苦禅、刘开渠、王雪涛、雷圭元、李有行等；音乐系的学生有冼星海等；戏剧系的学生有黄柏生等。

林风眠做北京艺专校长之时，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低谷时期。1926年2月28日《晨报》登有“林风眠已来京”消息的同版面，还刊登有醒目大标题为“国立各校无法开门——前日代表谒教长无结果”因为办学经费不足，国立各校宣布展缓开学，接下来就是各个学校闹学潮、罢课不断。再接下来就是易教长辞职，刘哲接任，马上就对京城“九校”改革。“九校”师生学潮等各种事件接踵而来，而且在《晨报》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每隔两三天就有关于“九校”问题的醒目大标题。当时北京的政治形势是军阀割据，朝野上下一片混乱，到处是白色恐怖。林风眠就职第一个月里，北京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京艺专学生姚宗贤牺牲。林风眠为挽联志哀:“欲挽狂澜障东海”，“竟倾热血洒京门”。当时教育经费极度拮据，学潮，罢课，此起彼伏。在这样恶劣的大环境下，林风眠所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不但要管理，整顿混乱的学校，保证正常教学。他还要经常加入到教育部讨钱，“问话”行列。尽管如此困难，林风眠还是对办艺术教育充满信心，他不能辜负蔡元培对他的厚望。1926年9月《晨报》刊登出醒目大标题“国立各校近况——个个闹穷。”1926年8月6日林风眠同“胡敦复，余文灿，翟国眷，汪懋祖，程千云等九校校长及代理人”，共同到教育最高权力机构，竭力交涉教育经费之事。他们先到受壁胡同主管长官任可澄私邸，“任不在，旋而又到国务院，访杜锡珪，亦不遇而出。”最后，还是得到“教联会允以俄款接济。”

学生要增加教学设备，教师闹着要涨工资，同时也像泰山一样压到林风眠头上。1926年6月12日为纪念贝多芬“百周年忌辰”，他支持同学们举行了“纪念贝多芬——艺专之音乐演奏会”，演出是在艺专礼堂进行的。“演出成功地检验了艺专同学们的成绩，地方虽小，秩序井然，”报纸评价说。尽管办学艰难，林风眠还是信心十足，他开始酝酿一场更大的艺术活动。他支持同学们成立了“漫画歌舞剧社”，并计划“八月初举行游艺会”。尽管校长们多方努力，《晨报》仍然刊登出“国立各校多数不能开学——北大，师大，法大，农大，工大，医大，女师大之近况”。但是在同一版面却刊登了“艺专十月一日开学”的消息。“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林风眠，近因俄款领到，该校经费，暂时可以维持。特拟定于十月一日开课，……”林风眠终于没有辜负艺专师生厚望，但是，这磨难才是第一个回合。1926年蔡元培由德返国后就已痛感到“特余深感军阀此兴彼仆，甲虽藉运幸以胜乙，但不久必图报复。凡此自私自利，无裨国家……军阀实无善类也。”蔡元培已看透了当时北京的政治形式，准备辞职了，因此，回国后称病，没有北上。北大学者们纷纷致函挽留，其消息刊登在《晨报》1926年7月15日，星期四第六版《蔡元培无意北来》。但是，北大终究没有挽留住蔡元培，北京的政治形势太险恶了，蔡元培先于林风眠到南京就职了。

林风眠经过一年多的教育改革、教育实践打破了旧北京艺专的沉寂、平庸。除了正常教学进程外，他还增设人体写生，为艺专必修之课，人体课在社会上出现了不同反响。艺专各种学术社团空前活跃，吸引了美术新青年，其中“形艺社”影响较大，师生们选举林风眠为“形艺社”社长。“‘形艺社’的宗旨正是林风眠‘艺术社会化’、‘艺术大众化’理想的实现。”经一年的努力，呼唤，林风眠看到艺术的新生力量已成熟，带头到民间去体验生活，创作了油画《民间》，以现实主义手法真实地反映了北京街头下层人民的生活。“形艺社”的戏剧专业，也到北京街头演出，一时间，北京艺专成了点燃艺术之火的摇篮。林风眠一鼓作气地进行新的擘划，他要使艺术成为人民大众的艺术，“要联合全世界的思想家、艺术家起来革命。”“中国之缺乏艺术的陶冶，不懂艺术为何物主要原因，是在于没有创造真正的艺术作品问世，人们只知欣赏月份牌和缺乏生命的赝品，致命艺术在的地位一天天低落下去，把艺术家逼向死路，国人无高品味的东西鉴赏。要解决此种危机，必须有一批肯牺牲暂时名利的艺术家，奋其腕力，画出力作，像意大利文艺复兴那样使艺术从中世纪的黑暗中走出来，创造出表现人民大众社会生活，有生命的新艺术作品。使国人引起鉴赏的兴趣，只有这样才能使国人知道艺术究竟为何物。另一方面要以‘我入地狱’之精神，为中国艺术界杀开一条血路，将被逼入死路的艺术家拯救出来，共同为国人、世人创造出有生命的艺术作品。”林风眠在和艺专的同道们，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艺术革命——“北京艺术大会”。并且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由王代之任主席，他是“霍普斯会”成员，林风眠的老同学，也是林风眠的忠实支持者。

1927年元旦，林风眠为鼓励同他风雨同舟的艺专师生，他在艺术专门学校新年同乐会上作了精彩的演讲：“艺术的艺术与社会的艺术”。这一年来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在这艰苦卓绝的办学经历中，林风眠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教导学生们应该有“艺术家伟大的使命”感，明确学习，创作的目的，同时，他也在为“北京艺术大会”作舆论和思想方面的准备。通过林风眠的演讲，能了解当时的北京艺专的真实情况，及林风眠的主导思想和当时的精神面貌。因为，林风眠来北京艺专之前就已经有人预测说：“林风眠氏还不曾回国，就有一大帮人替他闹得天翻地覆，……这保得住是一个开中国新艺术纪元的伟大人物来了。”林风眠开中国艺术新纪元的思想和实践，还真被言中了。林风眠说：

我们在目前经费困难的时候，开这个新年同乐会，这是因为半年以来，长期的苦闷的生活，到了现在，实在忍不住了，便藉这个新年的机会，大家尽情地欢乐一次。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补做本校九周年的生日纪念。本校最初是美术学校，那时不过是一个中等学校的性质，至民国九年，美专成立，从此美术在社会上才得到相当的地位。陈旧的北京城里，居然成立的国立专门学校，来提倡美育，这在中国美术史上，确是一件很可注意的事。至于艺专成立，才一周年，这是许多艺术家和研究艺术的同学，革新艺术运动的成功。在运动中间，经过的种种事实，虽然很复杂，综合起来，无非是当时的艺术家，与研究艺术的同学们，感到有革新的必要，不断的奋斗，后来便得到社会上相当的谅解。新艺专的成立，在中国美术史上，也确是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咧。这两种变动，都是很有意义的，很值得我们纪念的。在这纪念期间，谈到本校的过去，不免联想到本校的将来。目前教育经费的穷困，学校受这种影响后，将如何变更，这是很难预测的；不过我们研究艺术的人，应深深了解艺术的意味。我们谈到这句话，也就要从很简单的问题，谈到很复杂的问题上来了。但是研究艺术的人们，应首先决定我们的态度，我们从事艺术上的创造究竟是为艺术的，还是为社会的呢？从前欧洲的学者在艺术上争论之点，总离不了“艺术的艺术”和“社会的艺术”两方面极端争执，视为无法调和，而变成两不相容的态度……艺术是革新的，原始时代附属于宗教之中，后来脱离宗教，而变为某种社会的娱乐品。现在的艺术不是国有的，亦不是私有的，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愿研究艺术的同志们，应该认清楚艺术家伟大的使命才好。

林风眠回国后常想：“五四”运动请来了德先生、赛先生，可怎么就忘掉了艺术呢？“九年前中国有个轰动人间的大运动，那便是一班思想家、文学家所领导的‘五四’运动。这个运动的伟大，一直影响到现在；现在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中国在科学上、文学上的一点进步，非推功于‘五四’运动不可选但在这个运动中，虽有蔡孑民先生郑重的告诫，‘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术’，但这项曾在西洋的文化史上占领了不得地位的艺术，到底被‘五四’运动忘掉了；现在，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中国社会人心间的感情的破裂，又非归罪于‘五四’运动忘了艺术的缺点不可选”于是他下决心要像李大钊、陈独秀等哲人那样，在北京这块土地上发起一场美术革命，立志要改变中国美术的传统格局，使艺术革命成为整个社会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林风眠“归国以后，直接与中国社会接触，凡所闻见”，仅仅天津至北京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坐在火车上，沿途看到的是房倒屋塌，烧杀抢掠，同胞被蹂躏，河山被践踏的悲惨景象。车站的难民似蝗虫一样东倒西歪，踉踉跄跄地拥挤着，各火车站所见到的是病态广告画，车厢里播放的是病态呻吟的靡靡之音，国人的精神失却了什么？林风眠把中国国民素质低下，归结为艺术不兴的缘故和艺术家的责任。他意识到要解决中国如此混乱黑暗的社会现象，绝不能再沉默了，应从艺术入手，来唤醒民众。林风眠想“即抱定一方致力在欧工作之继续，一方致力改造艺术学校之决心，俾能集中艺术界的力量，扶助多数的青年作家，共同奋斗，以求打破艺术上传统模仿的观念，使倾向于基础的练习及自由的创作；更以艺人团结之力，举办大规模之艺术展览会，以期实现社会艺术化的理想。”

林风眠在做北京艺专校长期间，殚精竭虑地策划和完成了“北京艺术大会”，但是，他的艺术革命没有成功，反而险些带来杀身之祸，无奈以弃官辞职告终。

林风眠晚年回忆说：“我办学校主张多开展览会，让艺术接近大众，面向大众，主张要整理中国传统艺术……艺专曾举行过一次‘艺术大会’，也就是一次大的画展，我在这次展览中作品都是在巴黎时期画的。‘艺术大会’是艺术大众化的具体表现。当时信封上都印上标语。秦宣夫、林文铮、傅雷、丰子恺都可能提供有关材料。”

林文铮说：“林风眠由于深受蔡先生的知遇，1925年回国任北京美专校长，其时年方25岁，已驰名京沪。但好景无多，1927年秋，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亲信刘哲把持教育部，摧残北京八校，林风眠亦被迫辞职。当时，我刚从巴黎经莫斯科返北京，乃乘船来上海。”

注释

①《林风眠今日就职》，《晨报》，1926年3月2日星期二第六版题目。

②刘晓路《从北京到西湖：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的比较——林风眠执长两校（1926－1938）的背景分析》，《林风眠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www.chuimin.cn)

③张雁《从国立北京艺专论蔡元培的美育实践》，北京，《美术研究》，2005年第一期。

④关于林风眠法国启程、归国时间，众说纷纭，为方便考证，现将当时北京上海两大媒体报道，以及学者王震、王世儒先生考证一并提供以供深入研究。

A．《晨报》1926年2月28日第六版题目：《林风眠已来京》中曰：“林风眠与蔡元培同船回国，艺专校长与蔡元培同船归国，……”未提及归国日期。

B．1．蔡元培归国；《申报》1926年2月4日教育消息报道题目：《蔡元培夫妇与陈定昨日返国抵沪》，内容中未提及林风眠，蔡元培是3日抵沪。

　 2．林风眠归国；《申报》1926年2月7日第七版教育消息，题目：《艺专新校长林风眠昨日由法到沪》（应该是2月6日，并且未提及是否与蔡元培、徐悲鸿同船回国）笔者认为林风眠只同夫人1926年2月6日抵沪。

C．林风眠与徐悲鸿同日、同船归国。王震《徐悲鸿年谱长编》p．40,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D．蔡元培1926年2月3日偕“留德医学博士陈定等，由德国乘福尔远轮船抵沪”，同《申报》吻合。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谱》下卷p．43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⑤⑧⑩《艺专校长抵京·与易教长之谈话·发表办校之大意》原载l926年2 月28日《京报》、3月1日《国民新报》（裘小鲁辑录）。

⑥《艺专代表质问教育当局——拟派代理校长问题》，《晨报》1926年1月23日星期六第六版。

⑦《申报》1926年2月4日教育消息栏目“北京短简”。

⑨孙福熙（1898－？）浙江绍兴人。1915年毕业于浙江省省立第五师范。任小学教师，北大图书馆职员，曾参加五四运动，赴法留学两次，1920年赴法入法国国立里昂美术学校，1925年回国。历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等。

林风眠《美术界的两个问题》，1957，“我是个美术工作者，就美术方面来谈两个问题。第一是美术作品的出路和解决美术家生活问题：美术家闹穷是大家知道的，而实际上连生活都成问题，没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都很多，他们羡慕戏剧家、音乐家、作家，有了好戏好音乐满座，有了好书，不怕没有读书的人。……”

孙福熙《林风眠先生》发表在1926年3月2日《京报》副刊(第426号)，裘小鲁辑录《林风眠佚文汇编》，北京，2000。

见《晨报》1926年2月28日第六版醒目大标题：《国立各校无法开门》。

只要翻开1926、1927年《晨报》，每隔几天就会有关于“九校”问题的新闻。

1926年，学生们游行抗议段祺瑞执政府丧权辱国的决定，段祺瑞即下达了镇压令，刽子手们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射击。枪弹直向群众飞来。手持大刀、棍棒，骑着高头大马的刽子手追打、砍杀学生，演出了一场血肉飞溅的流血惨剧，这就是历史上闻名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当场死难者有八十多人，后因伤重死亡者达到一百三十余人，伤数百人。北京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女师大英文系学生，学生自治会主席，江西南昌人)、杨德群(女师大理科预科学生，湖南湘阴人)，就是在这次惨案中被反动派杀害的。事后，鲁迅先生专门写了《纪念刘和珍君》一文。

《挽三一八惨案姚宗贤烈士》，1926年3月24日《京报》(裘小鲁辑录)。

《晨报》1926年9月30日，星期四第六版。

《晨报》1926年6月9日，星期三第六版题目：《艺专之音乐演奏会——纪念贝多芬，十二日晚举行》。

《晨报》1927年6月27日，星期一第六版。

《艺专十月一日开学》，《晨报》1926年9月27日，星期一第六版。

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谱》下卷，p．48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走近林风眠》，《林风眠之路》p．37，1999。《林风眠百岁诞辰纪念》，林风眠百岁诞辰纪念画册文集编辑委员会编，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黎锦明《看过林风眠氏的展览会以后》，1926，《关于对林风眠的评论——京报副刊专辑20年代》，裘小鲁辑录，2000。

原载1927年1月23日《世界画报》第七十一期。

林风眠《致全国艺术界书》，1927，林风眠《艺术丛论》，南京，正中书局印行，1936。

李树声《访问林风眠的笔记》，《美术》1990年2期。

林文铮《蔡元培先生与杭州艺专》，1984，郑朝《漫歌怀艺》，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